唐太宗：为君者，须谨言慎行

贞观二年（628），太宗向侍臣说：“朕每日坐朝，想说出一言，立即就想到这一句话对百姓是否有利益，所以不敢多言。”

当时杜正伦任给事中兼知起居事。古代皇帝的日记称为起居注，唐制“知起居事”就是史官，为皇帝日记的主笔人，与古代的左史、右史性质相同。（又参第一一六、一三三条）因此杜正伦进言说：

“古代人君的行动必定被记载下来，他们的言论记录则存于左史那里，臣的官职兼修撰起居注，所以不敢不尽愚直奉告于陛下——如果陛下有一言违背道理，则千载以下还会成为圣德的负累，不仅损害百姓于当今而已。愿陛下慎重！”

太宗大悦，赐彩绢百匹给他。

贞观八年（634）某天，太宗又和魏征谈起戏言的问题。

“言语这种东西，是君子表达意思的枢纽，谈何容易！”

太宗感慨道，“普通人众，如果一言不善，则会被别人记住了，成为他终生的耻累，何况万乘之主，更加不可出言有所乖离错失，否则亏损德行至大，岂与匹夫相同！我常以此为戒，不敢忽怠。

“记得隋炀帝初到甘泉宫（在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上）时，对宫中的溪泉奇石都很满意，然而却怪没有萤火，遂随口说：‘捉取一些到宫中照夜也蛮好的啊！’负责官员马上遵照指示，派出数千人各处去捕捉萤火虫，送了五百车到宫侧来。小事尚且如此，何况大事哩！”

魏征应声说：“人君位居至尊，若有亏失，古人比喻为日月之蚀，人人都可看得见，所以陛下应该要戒慎啊！”

太宗即位早期，努力克制自己，虚心纳谏。中年以后，自制力已不如前，往往与发言者往返辩驳，诘难再三，为此曾被一些敢言的臣子当面批评过。

贞观十六年（642）四月，散骑常侍刘洎看太宗与公卿论道，也常是反复诘难，忍不住上书谏道：

“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悬绝，不能比拟，故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也是不可得的。陛下降恩旨，假慈颜，静伫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臣下未敢回答或发言，何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议，陛下将要他们怎样应答！

“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子称大辩若讷，庄生称至道无文，这些都是教人不要劳烦。而且记得多则损害心，说得多则损害气，心气内损而形神外劳，以后必定成为负累。陛下须为国家自爱，怎能为了个性所好而自我斫伤哩！

“窃以为今日升平，皆是陛下力行所完成，若要保持长久，却不是博辩所可做到的；但当忘记爱憎，谨慎取舍，每事须秉持敦朴和至公的原则才能完成，心态如能像贞观之初那样则可以了。

“至于秦始皇强辩，就是因为他的自矜而失掉民心；魏文帝宏才，也因为他喜欢虚说而有损众望。像这些帝王都因为有才辩而造成负累，是皎然可知的。伏愿陛下省略雄辩，养浩然之气，以读书为乐而调怡性情，则天下幸甚，皇恩斯毕！”

太宗阅完谏书，亲作手诏解释说：“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近有谈论，遂至烦多，轻物骄人，恐由此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这道手诏，太宗是用他最擅长的飞白书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