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与世界经济“脱钩”的教训

伊朗在1979年革命以后，确立了两个对外基本方针：一个是要输出伊斯兰革命，另一个就是要断绝与外界的经济关系。1980年上台的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说：

“必须重新组织和分配我们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取消我们与外国的现存的经济联系”。

这种经济排外的思想，并被高调地被写在宪法上，比如宪法第81条规定：

“绝对禁止给予外国人以开设商业、工业、农业、矿业和服务业方面的公司和企业的权利”。

这样的条款恐怕在世界宪法史上也是极少见的。即便是聘用有利于发展本国经济的外国专家，伊朗也要严格限制，宪法第82条规定：“政府不得雇佣外国技术人员，在必要情况下须经伊斯兰专家委员会的批准”。

伊朗为什么要与世界经济脱钩呢？伊斯兰主义者认为对外经济关系是伊朗不合理现象的万恶之源，这样不仅会让伊朗人民遭受国际资本的剥削，还会腐蚀伊斯兰社会的基础，导致人民的堕落。正如霍梅尼说的那样：“妄图使我国变成消费国，在我们心中灌输对他们进步的技术和邪恶势力的畏惧，破坏我们的民族自尊心”。

其实伊朗在50年代“石油国有化运动”后，外国资本控制本国经济的局面就已经不复存在。60年代巴列维的“白色革命”中，伊朗提出了建立本国工业体系、进口替代的主张，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伊朗比较重视吸引外国的投资、大批引进西方的设备和技术(比如与美国技术设备进口协议额150亿美元)，虽然步子大了一点，但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最靠谱路径，也受到明显效果，到70年代伊朗轻工业产品基本就实现了自给自足。

然而，所有外国的东西都被早期的革命者眼中认为是邪恶的。1979年革命后，伊朗迅速驱逐工业领域的外国投资，没收13家外资参与的银行，对外贸易也迅速下降，同时还退出除了为了维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转外的与外界的必要交往外，伊朗经济已经基本与世界脱钩了。

霍梅尼去世后，在拉夫桑贾尼、哈塔米等改革派总统的推动下，伊朗做了某些程度的放松，形成了以内为主、内外结合为补充的“抵抗型经济” (Resistive Economy)体制。不过伊朗的对外开放，始终在国内有巨大阻力，“抵抗型经济”根本上仍是一种“内源性经济”(哈梅内伊)，其根本的首先途径是：在各阶层人民、工商界和各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下实现自给自足和民族自信，通过对国内生产进行投资、人民支持国产产品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伊朗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文网站：《沐浴在阳光下——78》)。伊朗虽然有数量不小的国际贸易和外来投资，但是都集中在石油领域，与民生与社会没有太大关系，就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而言，没有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也没有加入WTO，其本质仍是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内向型经济。

那么，伊朗与外界的经济脱钩，真的达到早期革命领导人所设想的解决巴列维时代末期经济问题，让伊朗富裕、公平、强大的初衷了吗?从实践效果来看，伊朗脱钩后，经济发展反而比以前更糟糕。另外，封闭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滋生，伊朗的腐败和贫富差距也并没有比巴列维时代有明显缓解，只不过是比以前更隐蔽而已。总之，今天的伊朗经济和民生都出现了系统性的严重问题。

1.经济发展失去活力，增速非常缓慢，经济地位大幅下滑。

1977年的伊朗是亚洲第四经济强国，GDP总量仅次于日本、中国和印度，占全球GDP总量的1.1%。当年人均GDP2325美元，位居全世界第44名，属于高收入国家，比世界平均收入多三分之一，比葡萄牙、台湾和韩国等经济体还高，是当时中国的12倍左右。亚洲高收入国家中，多数是阿联酋、文莱、卡塔尔、新加坡这种袖珍小国，在人口超过1000万人口的国家中，只有伊朗和日本人均GDP超越2000美元。可见当时伊朗是亚洲非常强大、非常富裕的一个国家。

但是到了2017年，伊朗GDP在全球经济比重下降到0.54%，人均排名下降到第112名，比1977年下降了68名，是全球跌幅最大的国家之一。这40年间，全世界人均GDP增长了约5.5倍(0.18万美元至1.14万美元)，而伊朗GDP仅增长了一倍稍多(2325美元至5520美元)。总之，伊朗从一个耀眼的新兴强国，已经沦为一个经济上贫弱的国家。

2.脱钩反而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

伊朗革命领导人认为国际经济贸易秩序的不平等和外国公司不利于本国经济稳定，反而脱钩后，经济稳定性远远比革命前差。因为，对伊朗这样一个经济体系不完善、技术力量薄弱、管理落后的国家来说，对外经济合作是弥补国内资源不足，保持经济平衡的必要手段。一旦关起门来，凭借自身的有限资源和治理能力，很难产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经济各种不稳定因素都被放大。比如，1960年至1978年，仅有革命前的两年是经济负增长，而1979年后有12年是经济负增长，即便除去像1986年两伊战争这种导致负增长10%的情况，2012年和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也都在负的7%以下。

经济不稳定性另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自1971年至今的49年里，里亚尔对美元贬值了3500倍，其中2000年至今贬值了24倍(汇率从1：1750贬值到1：42000)。从1979年到2019年，伊朗有36年CPI指数高于10%，最严重的1995年为49.6%、2019年为39.9%;而同期韩国仅有3个年份高于10%，中国仅有5个年份高于10%，中国在1994至1996连续三年超过10%就感到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伊朗连续数十年都如此，其通货膨胀程度可想而知。为了应付通货膨胀，去年伊朗政府甚至发行了100万面值的里亚尔，如果不进一步遏制，未来像津巴布韦那样出现亿元大钞也有可能。(以上的经济统计数据均来自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网站)

3.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

伊朗革命以前，虽然有贫富差距，但是物质还算充裕，并产生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70年代德黑兰家庭轿车普及率高于香港，跟东京差不多，由于经济形势长期不好，2003年德黑兰市政府曾经有个统计，当时全市运行的车辆中，一半以上是拥有20年以上的车龄，是革命前后购买的。近些年来，连一些基本生活用品也开始短缺，人们为了抢购牛肉、面包往往会排队花几个小时，2019年伊朗牛肉价格已经达近80人民币每斤，一个西门子冰箱售价达2万人民币，而即使是德黑兰这样的大城市，人均工资不过3000多人民币。

伊朗的失业率亦高居不下，常年在10%以上，每年失业人数长期在300万以上，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难找到工作，全国15周岁至29周岁的青年中，失业率高达25.9%，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18.9%(驻伊朗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由于就业不景气，另一方面物价又不稳定， 伊朗的贫困人口数量庞大，根据伊朗中央银行的计算，2015年伊朗8000万人口中，有16%生活在绝对贫困中，有50%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10.9%的家庭消费在5.5美元之下。

再说说美国的角色。伊朗经济这么糟，很多人认为是美国经济制裁的结果。其实美国对伊朗进行全面经济制裁是1995年，而之前伊朗经济已经深深陷入困境了。在1995年之前，美伊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差，80年代美伊两国贸易额仍维持在10美元左右，其中1987年美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目的国，当年进口额15.9亿美元，占伊朗对外出口总额的14.6%(《中东北非年鉴(1977—1989)》)。伊朗新政权建立后，经济这么糟糕，主要还是因为新政权早期采取了过于激进的措施，包括主动退出世界经济体系、没收私人资本、急速推行“国有化”、两伊战争、输出革命等导致的。

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规定对伊朗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公司实施制裁，这是一种“长臂管辖”的霸权主义行径。但制裁法案所起作用有限，只对美国公司有效果，很难制裁美国以外的公司，到1998年就承诺不制裁欧盟企业，欧盟对伊朗投资十亿美元以上的项目非常多，但是从来没有受到过制裁，对欧盟、日本等盟友以外国家的公司，美国也只能是选择性执法。所以，美国的制裁没有能从根本上影响伊朗利用外资以及展开国际贸易，对伊朗影响较为明显的是2006年以后的联合国制裁决议。但是，2015年联合国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大幅度解除之后，伊朗经济没有好转，反而恶化。这些都说明导致伊朗经济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不是制裁，至少伊朗的经济困境是内政失误、外部制裁叠加造成的。

为了对付美国，伊朗在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战略，那就是在不放弃反美和输出革命的前提下，与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搞好关系，建立起一个“局部外循环”，打破美国的封锁，实现经济的发展。伊朗可以说与美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建立了不错的经济关系，日本、法国、德国和中国每年与伊朗的贸易都在百亿美元以上，这些国家在伊朗累计投资也达到数百亿美元，但是依然没有达到纾解经济困难、壮大本国经济的效果。这表明，在当今全球秩序中，建立脱离美国的、有限国际合作开放的格局是不太可行的。究其原因，伊朗不放弃敌对美国，也就意味着不能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科技创新体系，而这些是激发经济活力的最有效要素;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比如美国对伊朗禁止贸易用美元结算)，也大大降低了伊朗与外界经济沟通的效率，所以，仅仅依靠一些外部贸易和能源投资是不能根本激活伊朗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