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日本近代历史,常常想起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与中国一样,日本这个东亚岛国自从打开国门之后,也进入了惊涛骇浪的现代化大转型。这一路百折千回,走得好辛苦,既有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荣光,也有过沦为被占领国的至暗时刻。那么,它是什么时候才顺利穿过“历史的三峡”的呢?
▌“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转折点就是1945年。那一年既是日本战败之年,也是其重生之年。当时的日本满目疮痍,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现代化成果毁于一旦。但是在盟军总司令部的推动下,日本沉痛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开始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
企业家创业,知识人启蒙,科学家探索,政治家抉择,民主人士呐喊,环保主义者抗争,普通人为生活而拼搏……仅仅经过20多年,日本就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家。1973年,也就是开国120周年之际,日本不仅成了世界各国羡慕的“经济大国”,还成了一个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福利国家”,贫富差距小,社会安定和谐。
在名著《拥抱战败》的开篇,美国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就写道:“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更迅猛、更无畏更成功,然而最终也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更疯狂、更危险、更具有自我毁灭性。”不足60字的一段话,概括了日本从1853年到1945年的历程。
其实,这段话后面还可以加上一句:战后日本的复兴更有力、更快速、更令人称奇。日本战后重建的这段历史丰富多彩,尽管其中有汗水、血泪、挫折与不幸,但是总体来看,这仍是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故事。
紧随日本之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也相继起飞,形成了一个“东亚雁队”,被誉为“东亚奇迹”。从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图景上看,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繁荣昌盛,与其他诸多失败国家和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一个问题萦绕在我心中:成就“日本奇迹”的秘密是 什么?
我出入历史,寻找答案。我把自己置身日本战后的情境中,怀着时人在面对未来何去何从时的全部疑虑和彷徨,一起探索,一起追求。我也时时走出来,努力以超脱的眼光去俯视逝去的历史,就像俯瞰一条奔流的大河。
答案有时清晰,有时模糊,“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著名学者周有光先生对我讲过的一个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新加坡大学邀请周有光先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问一位英国教授:“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你是什么看法?”英国教授回答道:“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呢?就是按照国际先例去做。"
这个故事启发了我。看来,没有什么“日本奇迹”,日本只是尊重战后的国际规则,然后循规蹈矩地去做而已。战后,为了防止战争悲剧重演,欧美国家摈弃以殖民地和霸权为特征的旧秩序,构建了新的世界秩序与贸易体系。坊间流传一种说法:“战后跟着美国跑的都富了。”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说是尊重新的世界秩序与贸易体系的国家都富了。日本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它彻底放弃了与世界主流文明为敌的老路,走上了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新发展路径。
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一旦认同和遵循国际规则,致力于融入世界,就能通过和平的方式从世界上获得各种资源,通过国际贸易发展自己。从此,日本驶出“历史的三峡”,“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迅速实现了国家的重生。
▌国家与国民: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曾出任日本首相(1991-1993年)的宫泽喜一在回忆录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2001年7月4日,在东京举行“回首日美安保五十周年研讨会”,在我提到“国土被占实为丧权辱国”时,一位与会者指出:“先生此言差矣,与其说是丧权辱国,不如说是解放新生。”该人士德高望重,人格修养都无可指摘,他的话令我无法忘却。
起初看到这则史料,我感到非常吃惊。为什么在日本的精英阶层里,竟然有人认同战后盟军对本国的占领,而且将其称为“解放新生”,甚至连宫泽喜一似乎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对于被日本军国主义蹂躏过的国家的民众来说,日本战败当然是值得欢欣的。
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赞扬占领者难道不是有些“不爱国”的味道吗?仔细想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可理喻的。日本民众支持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实质上就意味着抛弃和废止“大日本帝国”,从此开始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一一“日本国”。
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国民,这两个“国家”有什么不同呢?
根据从1890年开始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大日本帝国”是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的国家,国家主权属于天皇,国民都是天皇的“臣民”,有限的权利也是天皇恩赐的,随时可以被剥夺。
而1946 年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是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以《日本国宪法》为奠基石,战后的日本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国民才是主人,一切都以国民的福祉为重。
战后初期,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资源贫乏、人口过剩、没有军备的日本,在今后的世界中将失去存在的价值。这个观点既反映了日本知识界对于未来的忧虑,也折射出某些人在思想深处对于“国家”的执念。在他们看来,日本只有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够“在今后的世界中具有价值”。
这意味着只承认国家的利益,经济发展和军力强大就是最终目标。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日本就应该重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明治梦”。但是人们从沉重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这条老路只会走向自我毁灭。
▲“很有精神”的昭和精神,只会走向自我毁灭
与国家利益相比,最根本的还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美国的日本历史学家马里乌斯·詹森曾经自问:“这个从19世纪的传统中摆脱出来的国家,如此极速地从议会立宪主义转向军国主义,接着又转向和平主义,从通过战争追求国力强盛转向通过贸易追求民富国强,凡是有历史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会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后发国家在追赶现代化过程中的不断追问。如果把1853-1945年视为日本的第一波现代化,那么1945年战败则是日本第二波现代化的开始。
在第一波现代化过程中,日本把国家/天皇作为最高价值,最终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歧路。在第二波现代化过程中,它校准历史航向,彻底改变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再强调国家利益,而是把民众的利益作为最高原则。日本通过对现代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全面革新国家制度,顺利完成了第二波现代化,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
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处理国家和国民的关系?这是每个追赶型国家早晚都要面对的问题。在当代世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建立对此问题的普遍价值认同,那么它的“建国”任务就没有完成。
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那么一个国家即使经济再发达,军事力量再强大,也不能说它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转型。如果国家利益压倒一切,蔑视、践踏国民的个人权利,那么一个国家就可能成为失去制约的“利维坦”,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
在我看来,日本战后历史的最大意义,就是确立现代价值观,在历史废墟上成功转型,完成了建国任务。
文/马国川,编/先知书店,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土豆的理想”(ID:gh_f7538829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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