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起来，士大夫被皇帝不当回事，以奴才视之，是打元代开始的。

　　没法子，所谓元朝的皇帝，其实是蒙古的大汗，做汉人的皇帝，只是一个兼职。这个在马上打了半个地球的勇猛民族，跟中土所有的王朝都不一样，根本看不起汉人和汉文化，当然也不明白历代皇帝跟士大夫共天下的苦心。士大夫之地位低贱，莫过于此朝。说是“十儒九丐”，也许有点过，但读书人肯定赶不上服侍蒙古人的猎手和为蒙古人做玩意的工匠，所以只好弄弄小曲，聊以度日。

　　那年月，真正有地位的“知识人”，是翻译，当时叫通事。这些人别看汉文功夫一塌糊涂，敢把皇帝的诏书译得乱七八糟，鄙俚不堪，跟市井闲话似的，但人家说话就是有分量，管用。

　　既然元朝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土王朝，那么，士大夫们走霉运，也没法子可想。其后的明清两朝，从形式上看，已经回归传统，相对老实地尊奉孔夫子，恢复礼制，推崇科举，依赖官僚机器进行统治。但是，士大夫却依然没有恢复宋时的地位，在皇权面前，怎么看，都还像奴才。


　　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从朱元璋开始，不仅要杀，而且就是要辱。居然有了廷杖，把朝臣当众剥了裤子打屁股。打得轻重倒在其次，关键是羞辱，让众人看看讲究脸面的士大夫的屁股。

　　这一打，把士大夫打成了两派，一派硬撑，把脱裤子挨打变成了光荣，前赴后继。一派务实，尽量跟实际操作廷杖的人——太监们搞好关系，甚至投效做他们的干儿子、干孙子也在所不惜，为的不仅是屁股少受些苦楚，对于仕途也大有进益。

　　明亡之后，面对异族统治，务实派想通得比较快，硬撑派想通得比较慢。最终，想做伯夷叔齐的人或者他们的子孙下山之后，大家至少在行动上达成一致：承认现实，积极入世。“每把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可惜，满清的皇帝，却一直没把汉人士大夫当自家人。用汉人，无非是用他们办事，除此之外，全都别想。一方面，推崇朱熹编的四书，把朱注当经典；一方面，对于《大学》《中庸》里反复强调的修齐治平不以为然。

　　在皇帝看来，士大夫撑死只能做前半段，修身齐家；后半段的治国平天下，想都别想，因为那是皇帝的事。只能办事的人，就只能做奴才，由于奴才一词，已经被满人占了，所以，汉人官僚，就只能做奴才的奴才。什么名臣、大臣、贤臣，一概休想。哪个要是动了心思，就是死罪。

　　所以，臣子见皇帝，就永远得跪着。接驾，提前就得跪着，皇帝走了，还得再跪一会儿，直到皇帝的仪仗过完了，才能起身。平时召见，无论谈多长时间，臣子都得跪在底下，无论皇帝是立着还是坐着，臣子永远跪在地上。皇帝再怂，总是跟跪着的人讲话，也会感觉好得不得了。

　　在清人笔记上，经常看见时人的抱怨，说是跪时间长了，膝盖受不了。所以有经验的臣子，事先在裤子里缝上一块皮子或者棉花，权当护膝，可以抗得时间长一点。另一个法子是，答话尽可能简练，不问不答，皇帝没话可问了，自然就叫起了(散了)。

　　这样的朝仪，也就明清才盛行，宋代的时候，皇帝跟大臣开小会，大臣还有座位。明朝皇帝不大见人，所以，君臣相对的机会不多。唯有清朝，皇帝号称勤政，频繁接见臣子，见了就让人跪着讲话，居高临下。

　　可以理解，为何单单清朝，有曹振镛传经，多磕头，少说话。皇帝不问，就不回答。话多不仅易有闪失，而且容易让会面时间加长，最后还是自己受苦。单单清朝，有人把磕头下跪当体操，即使不上朝，在家也天天操练，练出一身好身手，以后皇帝无论见多长时间，也可以应付自如。

　　以天下为己任，是士大夫的传统。一旦不让他们如此做想，他们也就没有积极性了。政治上得过且过，如算盘珠一般，皇帝不拨，就不动。

　　幸好，在进入王朝末年之际，太平天国闹得满人江山坐不住，不得已，放手发动士大夫，士大夫也真就发挥了一点积极性，救了清朝，迎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

　　不幸的是，欧风美雨也来了，洗染了丁点新思想的某些人，开始对自家奴才的状态有所反思。

　　甲午年，是年的恩科状元张謇，刚点了翰林，入衙第一遭，就赶上西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全体京官跪接。老太婆磨磨蹭蹭，众官一跪就跪了两个多小时。又赶上大风雨，跪在泥水里，状元变成了泥猪，这让毫无经验、也毫无准备的张謇苦不堪言。回去一想，自己几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金榜题名，最后就是为的这个吗?越想越气，干脆，挂冠而去，回家乡南通做实业，当老板去也。

　　同时代的另一个翰林蔡元培做的更绝，干脆回家教书，最后投革命党了。

　　按清朝的体制，翰林，尤其是状元出身的翰林，前程远大，即使为官平庸，也不难出将入相，平步青云。但是，我们知道，有清一朝，有过很多的状元，更多的翰林，最有名的，一个是张謇，一个是蔡元培。

　　后来的中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不肯跪的人，才得到了改变。不跪，士才有尊严。找回了尊严，也就找回了士大夫的灵魂。

　　作者：张鸣(知名历史学者)，本文原刊于《廉政瞭望》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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