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学良系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兼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学术主导、香港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本文原载《南方周末》2014年8月14日，戴志勇整理。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同年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个讲话，这就是著名的“8·18”讲话。

　　事后来看，这个讲话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是在更高层次上反省和总结历史教训。为什么到1976年为止，中国会发生越来越严重的一系列错误，“文革”等等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林彪出事后，王若水向周恩来建言，说林彪事件最大的教训是极左猖狂，要批左。毛很恼火，认为这实际上是批到他立主的“文革”根子上去了，于是毛创造了一个新词：形左而实右。这句话到了1976-1978年还在沿用，说四人帮是极右。

　　邓小平的讲话，受到两个推动，一个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大字报，反思沉重的历史教训，一个是李维汉。李跟邓小平讲，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要对毛的一些话重新估价。毛说1949年后最大的危险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中国都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怎么复辟?看来更危险的是封建主义复辟、专制主义复辟。后来邓小平讲话中强调，我们面临的干扰有很多方面，左的比右的危险更大，封建主义的比资本主义的危险更大。

　　邓讲话的草稿是中央文献和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写的，他后来访问哈佛大学时回忆，邓小平没大改草稿，这是他一生能为中国改革做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西方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大学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邓小平讲政治改革最重要、最好的一篇。

　　邓讲话提出的基本总结是：在这之前发生的一切严重错误，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义的余毒”。这是原话，这个估价了不得，比用“左”和“右”这个通常的意识形态说法更加深刻、更加高瞻远瞩。邓讲的封建主义，并不是现在学术界讲的分封建国，而是讲政治权力与领导体制层面的事，讲一言堂与一把手专制多年里成风气，讲没有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这就把当时理论界与街头争论最多的焦点，做了一个定位，从我们长期以来缺乏民主传统，深挖根源，追踪到了封建专制主义。从这一点来讲，邓小平超越了他那一代的绝大多数同事。

　　我一直认为，邓之所以能做出这么深刻、高瞻远瞩的总结，跟他本人和李维汉他们在20世纪早期去西方留学有关。在他们的经验里，把“四人帮”、“文革”等一连串的严重问题，仅仅归结为“左”，或者全部算在资本主义头上，不成道理，说服不了人。他们年轻时在西方待过，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官商、特权横行、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衡、人身依附、对上级“尽忠”这些现象，不能说西方没有，但在他们留学的西方，这些现象已经不那么严重了。相反，正是在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厚重的中国，这些现象极其普遍。

　　所以，这一代曾在西方留学的共产党人，在反省和总结1977年以前中国的严重问题时，究竟把板子打在哪个身上，他们看得更清楚。最主要是打在封建专制主义身上。有的人很不高兴，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反封建专制主义“就是反我们”，是他们的心病。

　　第二点，对这些封建专制主义遗毒，一是要在思想观念上批评，但更最重要的是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如果没有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无法根除。这个视野高度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邓讲了特别有名的一段话：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的讲话那时对全国震撼极大。我当时在那篇受命文章里说：“这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明确，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论述。”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后我就去美国留学了，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那些研究与中国有关的比较政治或广义社会科学的名学者都说，这个讲话是邓小平最了不起的思想观念的陈述，是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大框架。

　　第三点，从上面引述的那段话可以看到，邓小平强调，1949年以后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不能仅仅归于一两个人，也不能仅仅归于中共一个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俄国等其它几个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就把问题的根源挖掘到制度的弊病上，是从历史的、制度的双重根源上去追究“文革”后期中国走到崩溃边缘的深层原因。

　　把问题看得这么深刻，才能对怎么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提出正确思路。所以，邓小平说只有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持续下去。他告诫全党全国尤其是比他年轻的同事们：“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从他那代人开始，到现在已经三代人了，我们依然面临着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任务。邓对这一点异常清醒。过去这些年里，国内一旦发生了某些糟糕的事情，马上就有人将其归结为资产主义的影响。官商勾结是资本主义的影响，包二奶是资产主义的影响，“干爹”也是资本主义的影响。那些大老虎家族，一人得道众亲友都能搞大公司，又当官又发财，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有这么严重吗?更不要用说用黑社会的手段压制公民的合理权利，“打死人没啥，有我爸!”等等。

　　对这类严重问题，怎么判断、怎么挖根源，邓小平的讲话给出了一个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过时，到未来很多年内也不会过时的指标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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