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在《中国大学网站新闻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首页的新闻进行抽样,对比学校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

　　他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其实，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几项研究就给人们提供了这种参照。

　　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在《中国大学网站新闻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首页的新闻进行抽样，对比学校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他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

　　此项研究的样本中，选取的50所中国大学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此外选择发达国家大学34所，以及台湾、香港地区9所。监测时段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连续采样四次八周，之后开始数据分析。

　　研究的结论是：两者相较，国内大学的学术新闻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远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三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国内大学网站中，有关学校领导的新闻稍多于学术新闻，而海外大学的学术新闻与领导新闻的比例大致为4∶1。

　　顾海兵关于学术机构“官味度”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他认为当下对教育科研领域官本位现象的评论早已有之，但真正通过量化指标来分析的并不多见，他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常识,并分析行政化发展的程度与趋势”。

　　《中国科研成果奖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奖为样本，将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职务”进行划分并赋予相应分值：校长级记为10分，准校长级为8分，副校长级7分，准副校长级5分，院长级4分，准院长级2分，副院长级1分，其他职务0分。最后，相加总分除以人数得出的平均值，即为该学科、学校的“官味度”指数。

　　研究结论证明了常识：一等奖的“官味度”为2.846，二等奖的“官味度”为2.009，三等奖的“官味度”为1.493。

　　奖项越高，官味特征越明显。

　　若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官味度”低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教育学“官味度”最高，历史学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顾海兵又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评委构成“解构”，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各级职务高低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长级。他因此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领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海兵设置了时间上的纵向比较。这份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近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文科论文(含管理学)的导师们。在具体的操作上，顾海兵依然是将他们按行政级别不同而给定分数，最后取平均值。

　　统计结果显示，获奖论文的导师的总体“官味度”接近副院长级别。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98年前后。”顾海兵说，来自各个层面的巨量资金和资源向大学流入，而资源的层层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巩固了握有分配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地位。同时，有31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级别由正厅级上升为副部级，“此后大学内的行政体系在不断强化。”顾海兵认为。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亦有类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图书《大学有问题》，大学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节。他在书中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后的各式现象：一位拥有学术职称的教师，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因为“领导”有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

　　“5年来，大学行政化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声中，越来越强大。”熊丙奇认为。

　　在这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现已退休)在博客上撰文，抨击“学术行政化严重地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亦认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而“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如此种种。

　　但是，在这些声音之外，没有教师、学生等民意参与的大学体制依然故我。“还没有外力打破这种行政化的趋势与格局，现任的校领导、官员、当红教授正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熊丙奇说。

　　与此同时，大学的行政化又与中国整体的官本位意识糅合在一起。

　　熊丙奇说，“中国大学有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级别实属无奈之举。若大学领导是副部长级干部，在出席活动时座位就比局级干部靠前，而排位倒还是形式，与座位对应的是话语权与资源获得的优先权。”

　　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政府资源，大学正在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积极融入，这符合适者生存的逻辑。

　　“大学的去行政化，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熊丙奇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华好学者”、“人大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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