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

　　

　　民国建立后，剪辫子没有变成民众普遍的自发行为，只能依靠政府强制


　　众所周知，清军入关时，曾强迫民众“剃发留辫”，酿成许多血案，乃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

　　有没有辫子，始终是有清一朝，衡量汉人是否归降、是否接受清廷统治的重要标志。

　　按照一般想象，这种屈辱性的标志物，在清廷灭亡后，民国政府已宣布了“剪辫令”之时，自会被民众迅速抛弃，成为历史。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一、许多民众不愿剪辫子

　　1912年6月，梅兰芳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此时距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剪发令”，已过去了3个月。梅的行动显然称不上积极，但相对身边的其他人，却已可算走在时代的前沿。

　　比如，为梅管理服装和处理杂物的“跟包”，无论梅怎么劝，就是死活不愿意剪掉辫子。梅只好趁他们睡觉的时候强行动手：

　　我的跟包大李和聋子，我劝他们剪辫子，怎么说也讲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聋子的辫子剪掉。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脑后光光的，非常懊丧，把个大李吓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总是脸冲着外睡.好让我没法下手。结果，我趁他酣睡的时候，照样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着眼泪，手里捧着剪下来的半根辫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诉苦……过了好久，他谈起来还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

　　清帝退位了，老百姓却不肯剪辫子。这样的情况，具有普遍性。

　　在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多人去掉了辫子，但未必皆是出于自愿。革命军当年发起的强制剪辫运动，曾引起颇多民怨。

　　在南京，1912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注意到：

　　(浙军)带着剪刀作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发的中国人的辫子。……南京人民对浙军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

　　同期，在成都、长沙、昆明等地，也因军队强制剪辫而引发了民众恐慌，甚至发生了血案。

　　再次一级的城市及乡村，没有革命军的强迫，剪辫者更少。

　　比如，云南军政府于11月5日限令民众5天之内剪掉辫子，但在腾越县城，英国驻当地代领事史密斯观察到：

　　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

　　革命军势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样情形：

　　在上虞县，“自光复后，剪辫者寥寥”，虽经新政府一再劝喻，但“该处人民终观望不剪”；

　　在嘉兴县，竟有“顽民千人之众，以反对剪辫为号召”，把积极推动剪辫令的官绅之家捣毁。

　　事实上，民国成立后，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仍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辫子。

　　1914年，赴美留学的胡适，收到来自家乡安徽绩溪的书信，信中说：

　　吾乡一带，自民国成立以后，剪去辫发者已有十之九，其僻处山陬(如上金山、张家山、寺后十八村，并歙之内东乡各处)，剪发者只有半数。

　　在上海，《申报》1914年4月20日刊文嘲讽本地风俗：

　　上海地面却有三样东西出产的顶多。是别处少有的。……那就是车子(人力车)、辫子、婊子。

　　在北京，鉴于留辫者甚多，尤其是“上流社会未剪者尚居多数”。

　　1914年7月，内务部不得不再次发布“剪发六条”，规定：凡公务员不剪辫者，停止其职务；公立机关雇用之人员不剪辫者，解除雇用关系；车马夫役不剪辫者，禁止营业。

　　但直到1928年，北京仍尚有4689条辫子未剪。

　　在山西，直到1918年，阎锡山仍在大力推行“剪发”政策，派出政治实察员至各县，逐级追查剪辫情况，县促区，区促存，村促户，县区官员到村蹲点，警察下村巡查……

　　直到1919年，山西的辫子才算大致剪完。

　　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中华全国风俗志》，对各地民众留辫情况，也颇多介绍。如河北保定，留辫未剪者，“十居五六”；

　　天津开埠虽早，但“蓄辫之恶俗，反较他埠为独甚。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

　　二、对历史的遗忘与美化

　　1912年前后，某些了解清朝历史的民众不愿意剪辫子，或许尚有担忧清廷复辟的考量。

　　但到了1914年、1918年、1923年，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城市，还到处都是辫子，就已非“担忧清廷复辟”所能解释了。

　　同样，这种固执也很难被完全归因为“生活习惯”。

　　众所周知，“三朝两日梳头，四季衣衫油腻”，乃是留辫之人日常生活中极大的痛苦。

　　1912年，梁实秋的父亲给全家人剪辫子，梁非常开心，缘由正是“我们对于这污脏麻烦的辫子本来就十分厌恶，巴不得把它齐根剪去”。

　　但梁的“二舅爹爹还忍不住泫然流涕”，这眼泪显然非是为“生活习惯”所流。

　　“薙发令”这段历史已被彻底遗忘，是民众不乐意剪辫子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对清初的中原民众而言，脑后的辫子意味着被征服的屈辱。

　　但当硝烟散尽，政权鼎革已成定局，这段屈辱史，遂被当局用严密的文网层层遮蔽了起来。

　　自顺治朝始，至乾隆朝终，共兴文字狱170余次，尤以乾隆朝为最，多达130余次。这些文字狱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消灭清初历史。

　　“薙发令”又是其中的重点规避对象。

　　据台湾学者王汎森的研究，清人对“发”字的使用格外小心，尤其是一些成语如“一发千钧”，更是极为敏感，“因为它令人产生一种联想——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发，似乎是对‘薙发’政策的不满”。

　　清廷花了八十余年修纂《明史》，但这部巨著“从头到尾未曾用过‘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清实录》里同样找不出“千钧一发”这个词。

　　“千钧一发”这个词都找不到，当然更不能指望留下“薙发令”这段历史。

　　事实上，经过近300年的遗忘，到晚清，这段历史已仅限于在知识分子和革命党当中流传。

　　清廷也有意淡化这段历史，默许臣民的辫子越留越粗。清初的“薙发令”，本只允许脑后留一小绺头发，名曰“金钱鼠尾”；

　　至清末，则已允许保留较多头发。一般无知识的普通汉人，则“已将剃发留辫当成自己民族固有的习俗加以遵行和维护”。

　　据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讲，有些满人也已经忘了自己的祖先曾强迫汉人剃发留辫这段历史，反而认为剃发留辫本就是汉人的习俗，故辛亥时，有满人用割辫子的方式，来对“革命”表示抗议。

　　章太炎在晚清阅读通行本《日知录》，曾惊讶发现其中无任何华夷种族之说，直到“原抄本”出现，才明白通行本不但经过官方删改，民间私人之删改比官方还彻底，倘“原抄本”佚失，则删改内容连带删改之举，皆将被彻底遗忘。

　　钱穆生于清末，甚至一度不知道清朝皇帝乃是满人——

　　“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

　　——钱穆是幸运的，他的老师钱伯圭是一位革命党人。

　　不过，若只是“遗忘”，还不足以解释那些对“剪辫令”的暴烈反抗。

　　1912年7月，在清帝退位半年之后，山东都督周自齐派了宣传员前往昌邑县劝导民众剪辫。在县衙门口举行的宣讲会上，宣传员公开剪掉了当地两位乡绅的辫子。

　　次日，被剪了辫子的乡绅聚集民众，公然打杀了二十七名“无辫之人”。

　　这种暴力背后，显然有着某种对“辫子”的强烈认同在其中。

　　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遗忘了辫子的由来。文字狱再严酷，也不可能杜绝民间所有禁书。

　　嘉庆之后，文网渐宽，很多康雍乾时代足以导致杀头族诛的禁书，获得了重刻的机会。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曾重刊过王夫之的著作。李慈铭这样的学者，也有机会通读《扬州十日记》。

　　及至晚清，革命党重新发掘清军入关暴行，将之广为传播，以激发“种族意识”，使得辫子所承载的屈辱史，更容易进入读书看报的知识分子耳目。

　　但很多了解辫子往事的知识分子，比如王国维、梁鼎芬、辜鸿铭，仍选择在共和时代继续留辫。

　　这种“清醒的固执”，显然也有着某种对“辫子”的强烈认同在其中。

　　三、异化的自我认同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种认同，实际是一种认知的异化。

　　康雍乾三代，文网密布百余年，知识分子于战战兢兢中学会了如何自我审查：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本历史地理工具书，但对明清之际的地理变化，一个字都没有写，这是学者的自我审查；

　　内廷剧目专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这是演艺界的自我审查；乾隆做皇子时，其史论写作集中于汉唐宋，而从不涉明清，这是皇室的自我审查；

　　《明史》案发，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一书的刻板紧急将“明史”二字挖去，这是出版界的自我审查；

　　孔尚任《桃花扇》里用流寇代替清军，李渔《巧团圆》里把掠夺妇女的清兵改成李自成军，这是文学界的自我审查。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自我审查久了，修改“内心的道德律”，来和外部世界达成“和解”，就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解脱之道。

　　乾隆时代，曾静曾以“理气之分”来抨击清廷，说什么汉人生于中土，禀气较纯，故生而为人；夷狄(女真)生于边陲，禀气不纯，故生而为禽兽。

　　到了晚清，这套“理气之分”的理论，却反成了知识分子维护清廷的工具，郭嵩焘出使英伦，考察其“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表达了赞赏之意，却遭同乡王闿运 的激烈批判。

　　王依据“理气之分”理论，断言洋人连“人”都算不上，只能算“物”，其文明不过是“通人气则诈伪兴”。

　　与抽象的“华夷之辨”相比，血淋淋的“薙发令”，粉饰起来要困难得多。不过，也并非没有办法。

　　把辫子推为“国粹”的辜鸿铭，曾如此解释自己为什么明知辫子承载着一段黑暗的历史，却仍选择了认同和保留：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我其剪发短衣矣!”

　　太平天国对“辫子”的恨，成就了辜鸿铭对“辫子”的爱；太平天国“丑陋的长毛”，让辜鸿铭不惜美化脑后的“辫子”。后一段黑历史，洗白了前一段黑历史。

　　不过，以黑洗黑终究不是正道。事实也正在证明，以历史攻击现实，并不能鼓动所有民众抛弃辫子。更加博大广阔的视野，才能让人们幡然醒悟，自觉剪辫。

　　1911年4月，大清“海圻”号军舰奉命前往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庆典，管带程璧光召集舰上三百余名官兵训话，集体剪去了辫子，理由正是：

　　长发污衣藏垢，既不卫生，又有碍动作，尤以误害海军形象为甚。

　　注：参考文献，略。

　　作者：谌旭彬，腾讯文史频道主编，出版有《秦制两千年》 等。来源微信公众号“知本道”(ID：thisread)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城市号系信息发布平台，城市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