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角度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乡村的迅速崛起，靠的是巨大的“人口红利”。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今天，“人口红利”在乡村已经消失，乡村要振兴，亟待开发的是“人才红利”。大力培养用得上、留得住、肯扎根的乡土适用人才已成为乡村社会的强烈呼声。但如何培育却很不尽人意。


从世界范围看，义务教育有两大共同特征，一是就近，二是免费。我国从2001年开始撤点并校，全国3万多个乡镇、58万多个行政村学校数量大幅锐减，由曾经最多时的60多万所减少到最低时的20多万所。一些村庄即便有学校，水平较高的老师也不愿留在村校，家长对本村教育质量不满意，让孩子到乡镇或县城就读。如此，便使乡村教育陷入学校大量撤并、学生越来越少、教师大量流失的恶性循环怪圈，乡村孩子面临新的上学难。义务教育虽然已经免费，但外出就读的经济负担比不免费的支出还要高出几十甚至上百倍。义务教育两大特征的失灵还将带来诸多严重后果。打基础的义务教育阶段正是孩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孕育生成的阶段，世界观是通过“观世界”形成的，在城市读书自然会生成城里人的“三观”，而农民与市民的“三观”截然不同，农民以会种养、懂技术、善经营为价值取向，市民则以善歌舞、能绘画、会弹琴为高素质（高考还能加分），脱离乡土环境的生活自然生不出农民的“三观”。要带着市民“三观”的孩子再回到乡村当农民，纯属两股道上跑的车，南辕北辙。同时，现代城市的高消费生活，灯红酒绿的迷人场景，也吊高了他们的胃口，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让他们再回到乡村生活，只能是一厢情愿。更何况家庭供养他们读书承担着较高的风险投资，急需得到及时的回报，他们毕业后更看重能在城里挣到月月到手的快钱，现实逼得他们不再有回村务农的念头。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少孩子逐渐滋生了“劳动不光荣，赚钱才高尚”的心态。


人类对于知识的获取、积累、传播、创造分为三个阶段。农耕时代，读天地之书；工业时代，读文字之书；信息时代，读视频之书。农民这个职业和从事其他职业不同，不论务工还是经商只需要读文字之书、视频之书即可，而农民不管科技如何发达、手段多么先进，他们都必须既要读文字之书、视频之书，还要读天地之书、自然之书。农业是遵循自然规律的产业，先秦时代即孕育成形的二十四节气就是通过无数代人对大自然的观察，总结出的宝贵的人类农业文化遗产，于是就有了依托二十四节气产生的“枣芽发，种棉花，谷雨前后把种下”“芒种忙，麦上场”等大量农事经验。农业的自然属性决定了生产者必须时刻拥抱自然，天人合一，与自然融为一体。何时开犁耕地、什么墒情下种、哪种作物适宜、各类病虫特征、鸡瘟猪病表现、瓜果采摘方法、收获最佳时节、产品储藏要诀等等，都须通过贴近自然、仔细观察才能掌握，即便再高明的科研技术人才，再发达的社会服务体系也无法完全包揽，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农民如果置身事外，不懂基本常识，不能应时反应，就无法及时、准确地为专业服务者提供解决的信息，如发生病虫，农民不能快速发现、精准地向专家报告情况，专家就无法应急施策，很可能几个小时就让农作物颗粒无收。而全方位系统性地掌握农业知识，需要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乡土环境中接受熏陶。耳濡目染，练就“童子功”，才能培养出热爱自然的情感操守，遵循规律、尊重生命的思维方式，这是当好农民的基本素养。日本在城市建有几千个带有乡土特色的市民公园，就是为了培养市民尤其是城市孩子的这种情怀和素养。


“亲自”是人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了解自我、认识自我的基本途径。今天的乡村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那是因为农民“士农工商”一肩挑，需要“亲自”的事情太多、太杂、太滥，不为他们解套，难堪重负。但该“亲自”的必须“亲自”，不“亲自”便当不好农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是那方水土养育出的人，很难适应那方水土。乡土环境是乡村人才的孵化器，不是从这个孵化器里走出来的乡村人才，只能是某方面的专业人才、技术人才，知识的残缺、情感的残缺，思维方式的残缺不是书本里、视频上能够补足的。因此，乡村人才培育决不能走脱离乡土环境的“逆乡土化”之路。


刘奇：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农民日报社专家智库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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