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者，巧言谄媚之谓也。“佞佛”就是讨好谄媚佛陀教义，后又泛指迷信佛教。

《晋书》卷七十七《何充列传》记载，东晋时期，中书令何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至于贫乏，无所施遗，以此获讥于世”。

当时，中书侍郎郗愔及弟弟、吏部侍郎郗昙奉天师道，而何充与弟弟、散骑侍郎何准“崇信释氏”，吴兴太守谢万讥之云：

“二郗谄於道，二何佞於佛。”

这应该是“佞佛”一词的最早出处，与东晋时期佛教盛行有关，与七朝古都南京有关。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自东汉明帝刘庄时传入中国后，一直存在着佞佛与削佛、灭佛三种态势。

在灭佛中，最为知著的要数“三武灭佛”，即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

通过《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有关历史文献阅读，我发现，在唐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唐武宗灭佛只是佛教在中国大地上起起伏伏的一个历史节点，唐代的佞佛与削佛、灭佛之争一直存在着。

透过佞佛、灭佛（含削佛）的博弈，我们可以对大唐王朝曾经存在的政局混乱、思想文化混乱现象作一认知，对佛教文化在中土生根发展的跌宕起伏过程有所认知。

一．初唐、盛唐时期的削佛

公元618年，李渊在隋末动乱中，不断翦灭异己势力，建立起李唐王朝，年号“武德”，李渊被后来人尊为唐高祖。

据《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列传》《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载，武德七年（624年）（《通鉴》作“九年”）夏四月，太史令傅奕上疏，请求朝廷下令，“除去释教”，即清除佛教。

傅奕指出：“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嚇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忏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

作为精通历史的太史令，傅奕对佛教的原产地、传播到中土时因翻译而被有意注水、出现真经假经混淆现象，佛教对中国传统儒家“忠孝”文化造成的伤害、对社会稳定造成的破坏、对人的思想造成的混乱等予以彻底揭露，开启了大唐王朝声讨清算佛教弊端的先河。

傅奕从唯物主义角度分析指出：“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有佛”。

一些狡诈的僧人为了愚弄百姓，把人世间一切都归到佛的身上，是佛在起作用。“愚僧”们的所作所为，是在“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佛教已经对国家施政造成来得危害，出现这种现象，实在是太可悲了。

傅奕接着从中国历史传疑时代的伏羲氏、神农氏开始，一直到汉、魏王朝建立，“皆无佛法”，但那时却仍能出现“君明臣忠，祚长年久”可喜现象。

到了东汉明帝刘庄时，“假托梦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传说东汉明帝刘庄曾梦见一个闪闪发光的巨大金人从西方飞来，这个“金人”被当时的博学之士们解梦为是西方的佛陀。后来就出现“白马驮经”、在洛阳建立白马寺、由随白马送经而来的西域“桑门”（沙门、和尚）开始在中国传教现象。

傅奕指出，西晋以上，国家有“严科”规定，“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即不允许国人随便削发，因为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如果削发，就是对父母的最大不孝。

但自从西晋末年出现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乱华”后，中土出现“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现象，他认为，“皆由佛教致灾也”。

南朝梁武帝萧衍虽佞佛如痴，仍摆脱不了被侯景活活饿死、江山很快灭亡的悲惨结局。北齐襄帝高澄信佛，在受禅前夕，被膳奴兰京所弑，时年二十九岁。有监于此，傅奕大声疾呼，这些“足为明镜”，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佞佛酿成的悲剧不可重演。

傅奕接着以褒姒仅一人，妖惑周幽王，导致西周灭亡的历史教训，指出：

况如今，“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竞为厌魅，迷惑万姓”！如何解决这种社会问题，傅奕从人口增长、家庭建立、社会稳定、军队国防建设等方面提出对策：

“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傅奕主张，清除佛教，让这些善男信女匹配成婚，生育子女，传宗接代，孝顺父母，于国于民于家庭都有百利而无一害，社会风气也会随之出现根本性的好转。

束有春 2026年2月26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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