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这座矗立于长江之滨的千年名城，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复杂的都城身份，历来是学界与公众关注的焦点。长久以来，“六朝古都”与“十朝都会”的称谓，几乎成为南京城市史叙述的定式与标签。然而，束有春先生在其新著《七朝古都南京》中，以严谨的考辨与宏阔的视野，向这些习以为常的认知发起挑战，明确提出“南京是七朝古都”的核心论断，并重新界定了明朝的历史终点。

这部著作不仅是束有春多年学术积累的集中呈现，更是在新时代中国城市史与古都研究背景下，一次富有勇气与洞见的理论探索。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南京在中华都城谱系中的独特地位，反思历史分期与王朝正统性等根本性问题。

本书共分为七章，从如何读懂南京开始，逐步深入到南京古城范围、“东夏”六朝、南唐风云、“天国”并不太平、大明王朝以及“七朝古都”的八大文化板块。每一章都如同一幅幅精美的历史画卷，将南京的建城发展史和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七朝古都”论：对传统叙述的突破与重构

束著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其旗帜鲜明地论证了“南京是七朝古都”这一命题。所谓“七朝”，即在传统所指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朝”基础上，明确将明朝增补其中。这一观点，直接冲击了流传甚广的“六朝古都”说，以及更为泛化的“十朝都会”说。

束著对这一“伪命题”的纠谬，并非简单的名称增减，而是建立在多重维度的坚实论证之上。

首先，在政治与制度层面，束著着力论证了明朝南京作为首都的完整性与合法性。尽管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但南京作为“留都”或“陪都”，其整套中央机构（如六部、都察院等）一直保留，在政治架构中始终拥有特殊地位。这种“两京制”下的南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陪都，而是国家政治中心的重要一极，尤其在永乐北迁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在财政、人才（特别是江南科举）等方面发挥着心脏作用。将其排除在“古都”序列之外，无疑割裂了明朝政治地理的完整图景。

其次，从空间与象征层面看，明代南京城的建设，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之大成，其宏大的规模、严谨的礼制布局（如宫城、皇城、都城、外郭四重城垣），以及如明孝陵这样的帝国象征，都深刻地塑造了南京的城市肌理与记忆。这座为大明开国所营建的都城，其物质遗存与文化影响力，远非其他“十朝”中某些短暂政权可比。束有春通过对历史地理与考古成果的梳理，强化了南京作为明初首都乃至有明一代“第二首都”的不可替代性。

再者，从学术史与概念辨析角度，束著批判了“六朝古都”概念的狭隘性与“十朝都会”概念的泛化性。“六朝”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与文化意涵（主要指汉唐之间、南北对峙时期的南方政权）的术语，以其指代南京的全部古都史，忽略了此后尤其是大一统王朝在此建都的史实，容易造成历史认知的断层。而“十朝”之说（通常指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虽力图全面，却将性质、时长、影响力差异巨大的政权等量齐观，又用“都会”来兜底结语，更是模糊了“古都”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核心定义。束有春提出“七朝”，正是在精确化与实质化之间寻求平衡，强调那些对南京城市发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决定性影响的正统王朝首都身份。

这一修正，不仅是对南京地方史的重要补正，更对当前中国古都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提醒研究者，古都的认定需超越朝代数量的简单枚举，应深入分析其作为国家政治中枢的实际功能、制度延续性与文化象征意义。将明朝纳入，使得南京的古都序列在时间上贯通了古代与近世，在性质上融合了分裂时期与统一王朝的首都经验，其历史叙事因而更为完整与立体。

二、明朝终点再定义：弘光朝的历史地位与“南明”概念的反思

束有春的另一项大胆创见，是指出大明王朝的终结并非在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沦陷、崇祯帝自缢，而是在弘光二年（1645）南京陷落。他认为，由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是明朝法统在首都沦陷后的自然延续，应被视为明朝的一部分，而非独立或割裂的“南明”开端。

这一观点触及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王朝断代与正统传承的敏感神经。传统史观受清修《明史》影响，通常以1644年为明朝终结，其后江南及南方的抵抗政权被统称为“南明”，隐含有将其视为残余势力或地方性政权的意味。束有春的论证则立足于法理与事实两个层面：其一，在法理上，南京作为陪都，拥有完整的备用行政体系，崇祯帝殉国后，按照宗法制度迎立福王，其在南京的登基典礼具有完全的合法性，政权交接符合明代政治程式，弘光朝廷发布的年号、诏令在当时具有广泛的认同。其二，在事实上，弘光朝廷控制了明朝的半壁江山，特别是财赋重地的江南，其军队数量一度可观，并非流亡政府。它曾组织北伐，试图恢复中原，其存在的一年里，仍然是当时中国最具权威的政治实体。

将弘光朝重新划归明朝，其意义深远。在史学理论上，它挑战了以单一首都沦陷、特定君主死亡作为王朝终结标志的简化处理，强调了政权延续的制度性、地缘性与认同维度。明清鼎革是一个过程而非事件，弘光时期正是这一过程中明朝国家实体仍存续的关键阶段。在南京古都史定位上，这一认定至关重要。如果明朝止于1644年，那么南京在明代作为都城的历史贡献（尤其是后期陪都地位）会在王朝戛然而止的叙述中被削弱。而将弘光朝纳入明史，则凸显了南京在帝国危难时刻作为政治脊梁和复兴基地的角色，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明朝（至少是半壁江山）首都直至最后一刻的历史地位，使“七朝”中的“明都”形象更为饱满和完整。

当然，这一观点必然会引发讨论。例如，如何界定“南明”概念的起止与性质？如果弘光属明，那么其后的隆武、永历等政权，与弘光朝廷在延续性、控制范围、面临的局势上是否存在质的不同？束著认为，“离开北京、南京后的朱明王朝政权，此时已明显带有‘流亡政府’性质，与朱由菘是回到留都南京称帝、在祖先打造好的金銮殿上继续着明王朝国家政权的运转，是有着本质区别的。”［1］这些仍需要更深入的辨析。但无论如何，束有春的提法打破了固有叙事，推动学界重新审视明清之际那段复杂历史的连续性与断裂性，其启发价值不容忽视。

三、多学科视野下的古都文化深描与学术价值总评

《七朝古都南京》的贡献，远不止于上述两个核心观点的提出。正如陶思炎先生序中所指出的，该书“呈现出历史学、文学、文字学、考古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运用、综合论证”［2］的特色。束著在考证中注重文献的细读与文本分析，同时广泛吸收考古发现、金石碑刻、地理方志等材料，避免了就政治史谈古都的局限，将都城史延伸到建筑、规划、文化、民俗等领域。

从更广阔的学术背景看，本书突破了“六朝”框架的时段局限与“十朝”框架的泛化缺陷，构建起一个兼顾政权性质、历史影响力与都城功能实质的筛选体系，明确提出“被列入的政权是否具备朝代资格，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属于华夏正溯；第二，必须是有独立的历史纪年；第三，必须是在共和制出现之前的封建王朝。”［3］这三个条件，为古都学研究提供了更精确、更具可比性的分析框架，而且“缺一不可，是逻辑学上的必要条件。”［3］本书也是新时代中国城市史与古都研究深化、细化的一个缩影。随着研究的推进，简单的朝代罗列已不能满足对城市历史深度的挖掘，学者们更加注重从空间生产、制度运作、社会变迁、文化记忆等多重角度解读都城。束有春对南京“七朝古都”的论证，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它要求我们更精细地考量每个朝代与这座城市互动的独特模式与遗产。束有春同时认为“给南京以‘七朝古都’的准确定位，可以增加南京都城历史的厚重可信度，可以加大南京都城历史形象的清晰度，可以提升南京都城历史的美誉度”［4］。

当然，任何创新，都会伴随争议。《七朝古都南京》可能会在史学界引发关于标准统一性的讨论。例如，其他城市是否存在类似情况？古都的判定是否需要有更精确、可量化的指标体系？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也是该书学术价值的延伸。

在写作上，该书实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对于关键概念的梳理（如“都城”“陪都”“留都”之别）、历史典故的解读，都能做到深入浅出，语言简练而流畅。这种“俗雅结合”的风格，使得其观点不仅能被学界讨论，也有潜力影响公众对南京城市历史的认知，服务于当代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书中对南京文化遗产的着墨，体现了束著“还原历史与服务当代”的追求。

站在学术的长河边回望，史学从来不是静止的学科。中国传统史学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修史制度和秉笔直书、关怀现实、注重经世的优良传统,出现了司马迁、刘知幾、章学诚等一大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杰出史学家。中国传统史学这种直面实践、融入时代,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点在《七朝古都南京》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总之，束有春的《七朝古都南京》是一部充满问题意识与学术勇气的著作。它不满足于陈说，勇于对南京历史身份中两个根本性问题进行重新考证与界定。其提出的“七朝古都”说，重塑了南京在中国古都序列中的坐标；其对明朝终点的再定义，则深化了我们对王朝更替复杂性的理解。尽管某些具体观点或需商榷，但其展现的严谨考据、跨学科视野、挑战成说的勇气以及对古都文化的深沉热爱，无疑为南京历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本书不仅属于学术圈，也面向所有关心南京、热爱历史的读者。它启示我们，历史认知总是在不断反思与修正中前行，而对一座古都的理解，正是在这种不断的重新发现中，变得愈发丰厚与深邃。在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建设中，如束有春先生这般，立足扎实学术根基，勇于提出独立见解，正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可贵实践。

注释：

［1］束有春.七朝古都南京［M］.扬州：广陵书社，2024.205.

［2］陶思炎.序//束有春.七朝古都南京［M］.扬州：广陵书社，2024.001.

［3］束有春.七朝古都南京［M］.扬州：广陵书社，2024.056.

［4］束有春.七朝古都南京［M］.扬州：广陵书社，2024.207.

（作者简介：阎大伟，哲学硕士，淮阴师范学院教授，宁夏大学硕士生导师，淮安市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手机1360523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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