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弘《文节公年谱》，成化七年（1471）六月十五日，庄昶丁母忧（丧母），二十日扶柩归乡，九年九月十五日，释服，不赴部。不赴部销假或许与其父亲病重有关，——三个月后，成化十年（1474）正月丧父。十二年（1476）四月二十九日，释服，仍不赴部，庄昶时年四十岁，算是自动脱离仕途。

   庄昶死于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若从成化七年六月丧母丁忧算起，庄昶过了二十九年隐士生活；若从成化十二年丁父忧释服算起，则要扣除这五年，过了二十四年隐士生活。

   也许还应该扣除晚年被迫出仕的三年。——弘治七年（1494）秋庄昶到京，十一月补原官（北京行人司副），次年正月，考满①，三月迁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八月到任，暂寓鹫峰寺（寺在今南京白鹭洲公园），十月中风。次年（弘治九年）正月病稍癒，迁延稽留于野寺（得恩寺），十月始告假归定山。


                 （网络图片：鹫峰寺，在南京白鹭洲公园）

   人已回定山，庄昶仍被“补了一刀”。——也许就在告假待批期间，弘治十年（1497）二月，南京吏部尚书倪岳②考察京官，以“老疾”题本，遂落公职。三年出仕，一朝罢官，朝野哗然，庄先生不久黯然辞世。

   就是这个倪岳，于弘治三年（1490），读到庄昶诗《雪蓬歌为盛行之作》，内有“南京小儿不晓事，相逢尽唤梅先生”一句，说：“歌意甚狂。但谓南京人为小儿，是无大人矣。何出言不检耶！”

   庄昶之隐，始隐于浦口城清江门外，后隐于定山。

   成化十二年（1476）四月底，庄昶丁父忧释服（守孝期满，除丧礼服），六月，移居清江别业。别业建有观物草亭，自号木斋，又建有卧林亭，因又号卧林居士。成化十五年（1479）五月，因江水频发，乃卜筑定山。十六年（1480）正月，迁居定山。山有珍珠、卓锡二泉，澄澈可爱，庄昶于合流处建双泉桥、活水亭，故号定山，又号活水翁。二十三年（1487）正月，家眷移居定山。此前定山筑室甚少，仅亭、轩等，为庄先生独居之别业，至此而扩建为宜居之家。

   庄昶之隐，初看是由于失望、疲倦、慵懒、习惯等等。丁母忧释服，庄昶不赴部，人可理解，以为其父病入膏肓，不能不亲侍汤药；待到丁父忧释服，庄昶仍不赴部，人不可解，于是有人来问原因，庄昶说：“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时而已矣。或时可仕而不仕，或时不可仕而仕，不可执一论也。”这句话说得颇为含糊，听者颇难理解。君子可仕、可不仕，取决于“时”。时，即时机。这半句话好理解。或时可仕而不仕，或时不可仕而仕，这半句话较难理解。近二十年后，庄昶狼狈出仕，算是“恰如其时”，还是“时不可仕而仕”呢？

   好在庄昶又赋诗云③：

    几年老懒赋归来，消得乡人语浪猜。

    假学圣贤虽可谤，致君尧舜本无才。

    一丘一壑宁能禁，三沐三熏竟可哀。

    莞尔出门成独笑，满江明月漾书台。

   三沐三熏，以示对拜见之人、将登之堂之敬重也，若反复沐浴熏香，到头来仍潦倒落魄，为何不径直逍遥于一丘一壑之中？

   倒是这首诗多少解答了庄昶何以选择隐士生活的原因。自丁母忧去职回乡至今已六年，年纪渐老，心情慵懒，理想之光逐渐暗淡，也逐渐自觉本无补天之才，莞尔出门成独笑，满江明月漾书台。

   若一个人独处时满心喜悦，则为何要三沐三熏、求同于众呢？

   但庄昶不可能永远一个人独处。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元旦，即庄昶决心隐而不出的第一个大年初一，朝阳初升之时，庄公朝服整齐，北向瞻拜。自此岁以为常。——朝服瞻拜，拜今上也。朝服，不忘身份也；瞻拜，表忠心也，寄期望也。

   骨子里的儒教传统，谋生的具体压力，现实生活的各种机遇（所谓“时”也），人格里的某种脆弱性……庄昶之隐，不能不是一种“隐而待发”，一种入世之隐。

   隐，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姜太公垂钓于渭水之滨，伯夷、叔齐采薇而食，陶渊明悠然见南山，林逋梅妻鹤子，元代刘因安贫乐道，究心理学……隐逸文化的思想渊源，既在先秦道家，也在先秦儒家。

   大体而言，隐者可分两类，一为出世之隐，其思想源自老庄，因此也可称之为道家之隐；一为入世之隐，不得已而隐，即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亦可称之为儒家之隐。

   儒家之隐，仍可细分为两类，一为具有较多主动选择权力的“自主隐者”，一为缺少选择权力的“被动隐者”。

   孔子的“仕”与“隐”都是较为主动的，是士人对当权者及政治时局的自由选择，士人也可以根据个人的政治理想、精神追求、兴趣爱好、生活处境等等，作出“入世”或“出世”的自由选择。唐代吴筠《高士咏·序》说：“《易》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盖出而语者，所以佐时至理；处而默者，所以居静镇躁，故虽无言，亦己于利物，其独善其身而已哉？”

   但后孔子时代，个人选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逐步趋向紧张，读书人对自己的人生主导权也逐步丧失，要么屈就于国家权力而苟且为官，要么为保全人格尊严而弃官隐居。隐，在明代，不再是自觉的“无道则隐”，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至多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章句上》）

   什么是出世之隐？深悟老庄之道，寄情于山水之间，无为而为，自然而然，足不及市，布衣终身。

   照此说来，庄昶之隐，只能算是“入世之隐”。庄昶年轻时候的政治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待到抗疏受辱被贬后，又迭连遭遇父母患病、去世的打击，终于走上退隐之路。两次释服，不赴部销假，看似有些主动，实则因政治理想幻灭而不得不然。所以他又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隐者”。

   入世之隐，其基础很脆弱，又因为被动而隐，其基础就更加脆弱。一旦自以为时机成熟，则轻易就弃隐而仕，或一旦遭遇难以抗拒的压迫之力，也会由隐逸而出仕。庄昶晚年出仕的努力，属于后一种情况吧？

   陈献章对庄昶不能“终隐”有所误解，因而颇有褒贬。

   明末清初查继佐《罪惟录·庄昶传》所记述庄昶先生晚年出山之由，大体可信，如下：

    弘治七年，上以后军都督府经历周广荣荐，特旨取之。应天巡抚都御史何鉴诣定山劝驾。先是冢宰王恕、大司空张瑄、都御史虞瑶、御史朱德、督学王鉴、知州万本，荐引相属，部檄累下，不肯起。大学士丘濬④嫉之，语人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吾当国，必杀之。”及是昶乃幡然出应命，曰：“吾承特诏而不行，罪可逭乎？”

   多人屡荐，特旨取用，巡抚劝驾，都对当事人构成压力，而最大的压力来自丘濬，因庄昶屡荐不起，大学士丘濬扬言：“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吾当国，必杀之！”尽管丘濬自己于庄昶赴京之次年即死。庄昶说：“吾承特诏而不行，罪可逭乎？”确实，庄先生不敢扛的是“死罪”。

   庄昶之隐，起因于不肯“应诏撰制”，晚年出仕，被迫于丘濬“背朝廷”指斥。查继佐《庄昶传》“论”曰：“应诏撰制，词林或可不辞。信而后諌⑤，孔旸未解此矣，启口辄怼，终身以放达自了。琼山‘背朝廷’一语虽过，然为世道虑，不以巢由夺禹契，自是正论。”

   所谓信而后谏，即首先要取信于受谏者，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按査继佐的意思，庄昶毕竟一介儒士，其隐由于书生气，其不能终隐也由于书生气。行文至此，笔者也不由得不赞同。

   然“书生气”并非贬义词，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正是书生本色。书生气之可贵，譬如初生牛犊，体现的是敢作敢为的精神，又譬如蓬勃而出的朝阳，代表的新生的力量和未来的希望。

   诚如明代佚名《蓬轩类记〉卷二所称：“其间如罗伦上疏，论李文达夺情起复之非，卒著为令。章懋、黄仲昭、庄昶谏鳌山灯火之戏，陆渊之论陈文谥庄靖之不当，贺钦、胡智、郑已、张进禄辈之勅商文毅、姚文敏，强珍之劾汪直、陈钺，皆气节凛然，表表出色。后来各科，在翰林、科道、部属者，皆无此风，丙戌之科⑥所以为尤盛也。”

   此所谓盛，书生气洋溢也。

                                                                2022年8月12日

    【本文注释】     

     ①考满：指官吏的考绩期限已满。

     ②倪岳（1444—1501），字舜咨，号青溪，上元（今南京）人。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弘治中，官礼部尚书，历南京吏兵二部尚书，还为吏部尚书。著有《青溪漫稿》。

    ③此篇仅见王弘《文节公年谱》，不见《定山集》。

    ④丘濬（1421—1495），字仲深，号琼台，琼山（今海南省琼山市）人，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弘治七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弘治八年，卒于任，追赠太傅，谥号文庄。

    ⑤信而后谏：语出《论语·子张第十九》：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⑥丙戌之科：指成化二年（1466）所取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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