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个人层面看，要求为政者必须具备传统文化素养。

　　一要知书识礼。

　　成语“知书识礼”中的“书”与“礼”原始含义就是指《尚书》与《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泛指儒家经典，这是评价一个人涵养如何的重要尺度。

　　秦汉以前，我国传统文化的大树根和品类已经建立健全，打牢了基础。思想上，诸子百家学术思想已经完全呈现，老子的《道德经》，墨翟弟子对其师言行记录的《墨子》，孔子弟子对其师言行记录的《论语》，管仲的《管子》，庄周的《庄子》，孟轲弟子对其师言行记录的《孟子》，荀卿的《荀子》，韩非的《韩非子》等，已经在人世间普遍流传。

　　在历史文献方面，《尚书》《周易》《周礼》等“三礼”，《春秋》以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国语》《战国策》等已经成书存在，有的虽散佚，但在汉代又被辑录抢救，走向社会大众。

　　在文学方面，南方以《楚辞》为代表，北方以《诗经》为代表，形成两大文学丰碑，为汉代诗赋、为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以后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因此，对先秦思想文化的吸收以及灵活运用程度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命运。

　　先秦时期，我国就有“赋诗言志”传统，即人们在日常生活包括政治外交生活当中，经常要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表情达意；对其他文献如《书》《易》等的熟练运用也是如此看中。

　　我们从杨震、杨秉的教书育人生涯以及他们为官后的一道道上疏奏折中，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对先秦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六经”中的内容非常熟悉，引用自如。他们二人熟悉融通天、地、人三者互相感应的阴阳五行思想，以天说人，以地说人，以自然况人事，这也是汉以前的先哲们惯用的手法，这种思想和文风也被汉王朝的王官大臣们所继承。

　　所以，每当目睹朝纲混乱、帝王昏聩、奸佞当道的人世间问题，而又苦于劝说皇上无门时，如果发生了地震或其他灾异现象，杨震、杨秉他们这帮饱读读书的儒者人就会抓住机会，以自然界的现象来比附人世间的问题，希望能够说服打动皇帝老儿、小儿，让他们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教益，希望他们遵循祖宗遗训及先哲们的智慧来治理好国家。

　　二要竭忠尽职。

　　布衣卿相还是缙缨世家，一朝为官，就必须具备为皇上、为社稷百姓竭忠尽职的品德，要有不怕丢乌纱帽直至不怕丢掉脑袋性命的思想准备。尤其是缙缨之家，更要传承好良好的家风和职业道德。

　　杨秉的儿子杨赐、杨赐的儿子杨彪均能“少传家学”，笃志博闻，明经重道。杨赐和杨彪后来都官至太尉、司空。自杨震到杨彪，杨氏一门“四世太尉，德业相继”，成为东汉时期真正的名门望族，这也是杨喜当年在战场上血染战袍、争夺项羽尸体时所没有想到的。

　　正是在这样的家族背景下成长起来，所以，杨氏一门的后人一般不轻意为官。一旦为官，就要有对皇上、对江山社稷以及对天下苍生的赤胆忠心。

　　杨震虽然具有“四知”的品德，是著名的儒生，但在复杂的朝廷政治斗争旋涡中，他也无力回天，最后只得以自刎方式来结束自己的悲壮人生。不仅如此，死后还遭到残酷羞辱，陈尸路边，一年多以后才入土为安，得以平反昭雪。

　　杨秉虽未曾遭到父亲那样惨酷的迫害，但也被迫走到了穷困潦倒、“并日而食”的地步。

　　但无论如何，我们从他们身上很难看到有后悔的心迹，而是始终有一股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有为皇上、为江山社稷、为天下苍生竭忠尽职、死而后已的大无畏气概。

　　如果这是杨氏一门缙缨世家的传统，实际上也可以视为是中国士阶层的一种优良传统的延续，因为杨震、杨秉及杨家的其他人们，后来都崇尚读书，那位与曹操同事、最后惨遭曹操杀害的杨修更是如此。

　　三要廉洁自律。

　　自古官场上就有清官贪官之分。但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看，从人的本性及后天所接受的教育程度看，历史也告诉我们，贪腐之官毕竟是官场上的少数，正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永远是由维护正道的精英们在推动向前。从杨震“四知”、杨秉“三不惑”中，我们已经不难体会到这种现象。

　　古人为官为吏，能够注重廉洁自律，这与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熏陶有关。孔子曾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句话后来演变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孔子也曾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些圣人之语以及散见在“五经”中的先哲们关于为人为吏的道理，杨氏一门都不生疏，其他为官者也不会不知道，关键是如何落实在行动上，如何在关键时候做到“不惑”。

　　因此，杨氏一门留给我们的“四知”是廉洁问题，“三不惑”是自律问题。他们是古人廉洁自律的榜样，更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富贵财富，我们要十分珍惜。

　　杨氏一门也给我们留下了因“自律”不够而丢掉脑袋的惨痛教训，这就是杨修之死。

　　杨修是太尉杨彪的儿子，杨秉的重孙，说是杨喜的“十八代”孙子了。杨修 “好学，有俊才”，可惜生逢汉王朝接近灭亡阶段的末世。

　　汉献帝刘协是东汉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刘姓汉王朝江山的终结者。

　　建安年间(公元196年—219年)，杨修被举孝廉，除郎中，后担任丞相曹操的主簿，帮助曹操打理内外事务，颇合曹操心意。《世说新语·捷悟篇》载，曹操亦曾自叹不如杨修的才华。

　　曹操杀杨修，除了嫉妒他的才干外，有两个主要原因和一个导火索。

　　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杨修是袁术的外甥，曹操与袁术争夺天下，害怕杨修以后会帮助袁术，成为自己掌控天下的后患；二是因为曹操已经立曹丕为接班人，但杨修与曹植关系很铁，经常暗中帮助曹植来通过曹操的考验，不把曹操放在眼里，更不把曹丕放在眼里，如果不杀了杨修，曹操害怕将来归天后，会对曹丕兄弟关系及曹丕的地位巩固留下后患。

　　一个导火索就是：杨修自律不够，没有如他的祖辈那样“三不惑”。杨修在“酒”这一问题上，有失当失度“惑”的表现。

　　曹操想除掉杨修，没有足够的理由是不行的，因为杨修的父亲杨彪就是当朝太尉。

　　一天，当杨修与临淄侯曹植“饮醉共载”，从只有皇上和皇上的使者才能出入的司马门出来，加上又谤讪鄢陵侯曹章时，这时的杨修已经犯法了。曹操闻之大怒，趁机将杨修收系并很快杀之，可怜杨修当时也只有40岁年纪。

　　曹操在杀死杨修后，还假惺惺地赠赐许多物品给杨修的父亲杨彪作为补偿。但杨彪丧子之痛岂是外物所能够补偿得了的?

　　一次，曹操问杨彪：“公何瘦之甚?”意思是说：老杨，你怎么瘦得如此厉害?

　　杨彪鉴于曹操当时的威势，只好隐忍含愤，淡然回答道：“我自愧没有金日磾的先见之明，但只空怀一腔老牛舐犊之情罢了”。成语“先见之明”“舐犊情深”便出典此处。

　　杨彪所说的金日磾，是西汉武帝时的朝廷大臣。据史书记载，金日磾有两个儿子，受汉武帝宠爱，养在后宫取乐。两个儿子长大后，行为不轨，在殿前与宫人淫戏，被他撞见，因厌恶二子行为丑恶，便将他们杀死。

　　杨彪用这个典故，话中有话，曹操听了，“差愧难当”。

　　曹丕称帝建魏后，对杨彪很是尊重，想继续拜他为太尉，就先派人去传达旨意。

　　杨彪推辞说：“我杨彪位列汉王朝三公之位，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

　　曹丕乃授杨彪光禄大夫之闲职，并赐几杖衣袍。朝会引见，令杨彪著布单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宾客之礼。

　　杨彪的做派也再次显示了杨氏一门忠烈“不事二主”、对刘姓汉王朝的耿耿忠心。黄初六年(225年)，杨彪以84岁高龄卒于家中，比曹操与曹丕都死得晚。其寿命之长，也再次验证了孔子所说的“仁者寿”(《论语•雍也》)是至理名言。 (本篇连载完)

　　束有春2025年7月23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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