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杨秉“三不惑”

　　杨秉为官“余禄不入私门”，穷到“并日而食”又官拜太尉

　　杨震有五个儿子，杨秉位居老三。年轻时，杨秉就研习家业，史称其“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学，即西汉时的易学博士京房的“易经学”。

　　京房探讨易学与社会、自然界的多重联系，企图建立起易学宇宙模式、天人模式，让宇宙或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能够相互关联起来，并企图从其可能建立的模式中，解释和预测一些事件的发生和趋向。能够精通京房的“易经学”，在当时就是具备了大学问。

　　四十多岁时，杨秉才接受司空征辟，被征拜为侍御史。后来又出任豫州、荆州、徐州、兖州四州刺史，升迁为任城相。

　　由于受良好的家风影响，加之本人的学识涵养，杨秉为官，继承了父亲杨震的优良传统，不贪不腐。自从当上刺史、二千石的官职后，他只拿自己俸禄应得的部分，“余禄不入私门”，所以在当世，亦以廉洁清正为官而著称。

　　汉桓帝刘志即位后，因年龄尚小，需要加强经学习读，杨秉又因通晓《尚书》等儒家经典，而被调到朝廷任劝讲(即侍讲)。后官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将，又任侍中、尚书、光禄大夫等职。

　　有一次，汉桓帝出访时，私自来到河南尹梁胤(大将军梁冀的儿子)府中。也就在这一天，天空突然狂风大作，大风把大树连根拔起，白天犹如夜晚一般。

　　杨秉认为，出现这种异常天气现象，一定与皇帝私入梁府有关。所以，他上疏进谏皇上曰：“瑞由德至，灾应事生”“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老天虽然不讲话，但会通过灾异现象来表达对人类的警告。皇帝是至尊人物，出入都有一定的规范要求，警戒工作到位了才能出行，安全的场所才能停下来休息，如果不是郊庙之事，一般是不举銮旗的；私自进入民宅，会带来更大的安全危险。

　　汉桓帝对杨秉的上疏不予理睬。

　　杨秉鉴于父亲为政的教训，只得请病假，要求退休，不跟你皇帝劳神了。

　　但是，汉桓帝又不同意杨震退休，把他改派到京城外的扶风去任职。后在太尉黄琼的建议下，才又留在了京城，拜为光禄大夫。

　　但是，朝政主要由外戚梁冀弄权，所以，杨秉干脆常常称病躺平，不理政事。

　　延熹二年(159年)，梁冀被诛杀，杨秉出任太仆，又迁任太常。

　　延熹三年，中常侍单超等人因诛梁冀有功而并封列侯，他们“专权选举”，霸占了人事任免权。

　　皇后亳氏本为掖庭民女，当上皇后以后，家族有四人受封，并且赏赐巨万。洛阳又数次发生地震，灾情十分严重。

　　许多有正义感、维护江山社稷的大臣们再也坐不住了。

　　白马县令李云是个性情刚烈之人，“忧国将危，心不能忍”，就采用“露布上书，移副三府”的过激方式，向皇帝进谏。在谏书中，他引用孔子“帝者，谛也”之语，责问汉桓帝是不是“帝欲不谛乎”?从而引起皇上极度反感，被下狱处死。

　　在这件事上，杨秉曾力保李云，认为李云的心意是好的，不该杀。

　　只因没有同皇帝站在一边，杨秉竟然被罢官，被迫回家赋闲。

　　杨秉为官清廉俭约，平素也没有什么积蓄，所以家境贫窭，没有俸禄，只好“并日而食”。也就是说，他家穷得两天甚至三天才能弄到一天的口粮，全家挨饿经常发生。

　　任城地区有一位资深的孝廉名叫景虑，是杨秉的故吏好友，听说杨秉生活窘迫，艰苦度日，就齎钱百余万来接济杨秉。

　　谁知杨秉却闭门拒客，宁愿挨饿，也绝不接受他人馈赠。

　　在这期间，太(泰)山太守皇甫规等曾多次向朝廷举荐，认为杨秉是忠正之士，“不宜久抑不用”。

　　后经朝廷公车两次征召，杨秉才肯再次入朝为官，官拜太常。到了延熹五年(162年)冬，任太尉。至此，杨秉与父亲杨震一样，也官拜太尉。

(“稽古润今”篆刻由孙汝龙先生惠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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