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自然是很坏的。但暴·民从何而来?

　　专·制像笼子，关进去的是良民，放出来的是野兽。

　　有责任心的计划者会想，我们在笼子里完成教化吧，那固然好，但如果这时野兽把笼子咬坏，这有责任心的计划者，要不要帮助把笼子修好呢?瞧，用心高远，有时也会令人小则尴尬，大则忘记本意，做出奇怪的事。

　　何况暴·民也有进化或堕落。使帝·国崩·溃的大叛乱，即使考虑到越往前越记载不详的因素，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糟糕。

　　陈胜、刘邦造·反的时候，未闻有疯狂的举动。绿林赤眉，颇有草莽英雄的气概。到了黄巾，虽然有一点荒唐了，但对社会的破坏，还赶不上董卓、李郭之乱。

　　隋末之乱，既有张金称的所过民无孑遗，孟海公的“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也有窦建德的释张玄素，用王琮。到了唐末黄巢，杀人就很随便了，可谓一代不如一代。

　　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

　　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

　　民之初起，大约如古歌里说的，“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寻个生路而已。至明末，某地变兵的反诗里说，“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已是虎狼口吻了。后来再有进地，至多如洪秀全，沐猴而冠。洪秀全曾梦见无数天兵将，进贡宝物，在他面前纵横排列，使他满面欢容，这大概就是一个阶层的顶高幻想吧。

　　有点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

　　不只是平民。权·力·腐·蚀社·会，掌·权·者首当其冲。古代社会的平衡，靠着多种社会关系；每一朝代，早期的官员，尚在文化或宗法上有自信，几代之后，只好越来越依赖强力，有暴·君而有暴·臣，有暴·臣而有暴·民，最后打个遍地瓦砾，剩下些得了失记症的幸存者，白手起家，恨不得从石器时代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曾有人恭维这种循环为超稳定呢。如将千年挤为一瞬，看到汉唐和宋明也没什么大区别，确实是超稳定，中间死于非命的千百万人，尽可忽略。

　　古代的集·权·制中国，亡于乱，也兴于乱。这不仅让人赞叹国家这样一种组织，仿佛有人格，有智慧，它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失败，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然后借此重生——它死亡时，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哪怕是过度的秩序。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槃了。

　　一种制·度·恶·化，总要激发出人性的恶来，是前者借后者洗清自己，还是后者埋葬前者，抑或两者互济，涉及到太多的因素，谁也没办法预先分析吧。有道德感的人，面对明末的痛史，往往为难，便是想象自己为当时的人，而上知三千年，下知三百年，怕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如果一个明代人带着全部知识，回到汉唐，他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假如一个当代人回到明末，面对那堕落和混乱，是否能做什么呢?在那种乱·局中，他可以大声疾呼，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冷笑不语，以对得起自己的智力。不论哪样，那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或许，这个当代人能够又向前旅行一百年，游说正德、嘉靖时代的士大夫，携带着真正外部的知识，他能否来得及改变些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了。

　　作者：刀尔登，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少数派文库”(ID：ssp_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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