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以来，中国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君王是不得看当代史记录的，更不能修改，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传统优秀的一面。

　　然而，这个原则到了唐宋就被打破了。

　　按照较为公认的说法，最先破例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贞观年间，李世民多次顶着臣子的劝阻提出要看本朝史，看完后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表示不满意。史官遂为其文过饰非，顺便把早年李渊和李建成的功劳写到他头上。

　　到了宋太宗赵光义，干脆亲自上阵，“取《实录》入禁中，亲笔削之”，把自己不爽的当代记载删个干净。

　　所谓《实录》，是一种编年体史书，按照年月日记载当时所发生的大事，是由官方史官编修的重要文献。但虽然叫“实录”，总有“实录不实”的说法。毕竟，能打扮一下，为啥不把历史整好看点呢?

　　改《实录》并不少见，历朝历代改《实录》频率最高的，还要属大清朝。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实录有过五种不同的版本，皇太极的实录也有三种。

　　清史专家孟森曾说：“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

　　这话可能夸张了些。但清代的本朝史的确不是照实记录，而是不断更新的动态文本。

　　为合法性而书写

　　中国人相信“受命于天”，也相信“以德配天”。即使建州女真不相信，他们入关了的后代还是被这套理论驯服了。

　　因此，刚入关的清朝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和大明“脱钩”，显得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独立政权。

　　在后金建立之前，女真贵族与明之间长期保持着臣属关系。努尔哈赤本人曾接受明朝的册封，对明朝效忠。崇德元年(1636年)初修的《清太祖皇帝实录》并未掩饰他和明朝的关系。

　　在这版《实录》中，明朝被叫做“大明”和“大明国”，明帝是“万历皇帝”或者“大明皇帝”，明朝的诏谕是“敕书”，给明朝的文书是“奏大明”。

　　然而到了康熙乾隆年间，以上的内容都被删改殆尽。“大明”改成了“明”和“明国”，“大明皇帝”改成了“明万历帝”、“明国君”，“奏大明”则是变成了“告明国”或者“谓明”。双方仿佛是平等了。

　　到了定本的《清太祖实录》，女真和大明的地位干脆掉了个个。大明成了毕恭毕敬的臣子，满洲反成了天朝上国。“奏大明”变成了“传谕明国”、“往诘明国”；明朝来信改成了“遣使谢曰”。

　　与大明“脱钩”之后，下一步就要证明自己的天命所归了。这一步，中原史学倒是有很多成例。

　　比如，其人必须出生不凡。刘邦就给他爸编了个绿帽子，说自己是他妈和神仙生的。爱新觉罗家的祖先是个仙女，吞朱果生了爱新觉罗家的祖先。

　　除了出身高贵，天降伟人还必须文武双全。

　　努尔哈赤在文化方面比较有进步空间。初版《实录》中，努尔哈赤攻明前，用口语向领兵诸王臣说了些常见的兵法：“平时以正为上，军中以智巧谋略、不劳己、不钝兵为上。”

　　但在定本中，这位部落首领忽然有了文采，训示也上升到哲学高度：“凡安居太平，贵于守正。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塑造开国皇帝的形象，还必须描述人民群众对他的真挚感情。

　　初版《实录》中，太祖死后“诸王臣并官民哀声不绝”，这太不到位了。于是在定本中，改成“诸贝勒大臣及侍卫以至群臣万民，哀痛呼号，如丧考妣，远近不绝。”这才像天降伟人。

　　大清起兵之初朴实刚健，杀人放火抢劫拆屋一点没少做。但随着入关多年天下承平，子孙们很快发现爷爷爸爸的吃相太不上台面了。

　　清初有六大恶政，圈地、投充、逃人、剃发、易服和屠城。这在清初的历史纪录中并不讳言，但是到了清中期，就成了要想尽办法遮掩洗白的对象，在最后成书的《实录》中基本不见了。

　　在初版的努尔哈赤《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九月二十五日，遣兵掠会安堡，屠戮甚众，得人畜一千，其中有屯民三百斩于抚顺关，留一人，割双耳，令执书回。”

　　然而，在乾隆年间定稿中，文字变成了“我军略地至抚顺城北之会安堡，俘千人，戮三百人，于抚顺关留一人俾执书”。抢劫变成了正经的军事行动，把人和牲畜一起当财产算的“人畜”被修改为政治正确的“俘千人”。割耳朵这种残忍的事也不见了。

　　早期女真人的社会形态相对原始，还存在着诸如活人殉葬，子娶后母、弟收寡嫂的收继婚之类的习俗，这让后世汉人看见就太丢人了。

　　初修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曾记载皇后死后，努尔哈赤命令四个婢女殉葬：“九月内，中宫皇后薨……太祖爱不能舍，将四婢殉之”。这些泥腿子野蛮人行径，自然被后来自以为儒家道统在握的子孙们抹去了。

　　论述完大清立国的合法性和大清起义队伍的纯洁性，皇帝们也要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乾隆这种内定的皇帝自然不用慌，但是，冲龄即位的顺治、康熙和投身“九龙夺嫡”的雍正，都面临着改史书的重大任务。

　　顺治皇帝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叔父多尔衮。多尔衮和皇太极是异母兄弟，多尔衮母亲为大妃，皇太极母亲地位较低。皇太极继位后，逼令多尔衮的母亲为努尔哈赤殉葬，并且在实录中把她写得有人品问题。

　　多尔衮的母亲由最受宠爱的大妃变成了“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而皇太极自己的母亲成了“太后”，《太祖武皇帝实录》变成了《太祖太后实录》，正儿八经母凭子贵了。

　　在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夺回了话语权。皇太极钦定的《太祖太后实录》，又被多尔衮改回《太祖武皇帝实录》，去掉了太后的事，也把关于多尔衮母亲不好的记载删掉了。

　　多尔衮病死后，顺治皇帝亲政，将多尔衮定为“谋逆”。顺治是皇太极之子，自然忍不了多尔衮修改史书贬低奶奶的事，于是又把《实录》变本加厉的改了回去。

　　性格更加敏感细腻的雍正皇帝相信，篡改实录必须自己来。康熙的《圣祖仁皇帝实录》修成后，雍正帝以“字画、音句、人民、地名”不够统一为理由，要求大臣对实录进行酌改，“用签标出”后，由皇帝钦定。

　　雍正删改得有多努力呢?最少删了几百卷。

　　顺治在位十八年，有实录一百四十四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只有实录三百卷，而乾隆在位六十三年，有实录一千五百卷。数字一比，足见雍正皇帝大刀阔斧的力度。

　　康熙皇帝夸奖了其他的皇子，尤其是废太子，当然要删掉。康熙皇帝申斥了雍正，更要删掉。总之，一定要证明雍正在康熙生前深受恩宠，“简在帝心”，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

　　除了改爸爸的《实录》，雍正对于自己的实录也不放过。《实录》是依照《起居注》中的材料编纂的，但是，在对照《雍正起居注》和雍正朝实录时，历史学家们又发现了异常。

　　在《雍正起居注》中，雍正说过，自己在当藩王时，曾有人拉拢自己加入允禩党。在《实录》中，这种影响皇帝英明，影射皇帝结党的事情，当然要尽数删掉。

　　在《起居注》中，雍正曾经面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向日朕在藩邸时，坦怀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死生利害，听之于命，盖未任天下之重也。”

　　后来编纂《实录》时，“死生利害”被改成了“此身利害”。如此一来，就掩盖了雍正是通过你死我活的党争上位的，更显得位之正。

　　删删减减后，乾隆年间，大清人民终于有了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

　　大清得国极正，让大明俯首称臣；天下大乱后，太祖努尔哈赤英明神武天纵奇才，龙兴东土，王师顺动，扫荡逆贼，得有天下；历代皇帝个个人品贵重、克承大统。

　　故事捋顺了，那些难收拾的读书人对大清也就只有感恩戴德的份了。

　　随总路线一起动摇

　　皇帝们的生平需要再次发明，臣子们也经常要面对历史的重新评价。

　　在清军入关之初，对明代留下的大批官员需要拉一批打一批。因此，凡叛明降清者被写成顺天应人，凡忠于明室、抗清死难者则视为“梗化”，罪在必诛。

　　但到了江山坐稳后，这种对前朝叛徒的赞美就不合时宜了。清朝皇帝的身份从满洲征服者变成了全天下人的皇帝，其优先项也就变成了宣扬古今忠臣忠君爱国的美德。

　　乾隆皇帝把那些为明朝战死疆场、殉国自尽的“梗化”臣子拉了出来，树为正面典型公开表彰，以“立千古臣道之防”。

　　曾被表彰的背叛明朝的大清功臣，此时反成了严惩的对象，全部被写进了《贰臣传》，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即便是为大清打下了大半江山的洪承畴和孔有德亦不能免。

　　《贰臣传》外，还有《逆臣传》。那些左右横跳、反复叛变，立场不坚定的人，都被放在了《逆臣传》里。历史的评判不是盖棺定论，只要风向变了，躺在棺材中的人就要准备好新的历史奇遇了。

　　当然，世事如此变幻莫测，皇帝不光要重新鉴定臣子的忠诚，也需要随时修改自己过去的言行，以确保永远正确的形象。

　　在平定三藩期间，康熙皇帝自述：“迩年以来，大兵诸路征缴，军需浩繁，一切供应，皆取于民”。在另一个场合，康熙承认米豆草料都是向民间摊派，“不给价值”，造了大孽。

　　但到战胜之后，康熙耀武扬威立刻改口，“大兵需用钱粮浩翻，不于民间加征，故天下生灵无不威戴”，还反问道：“朕岂宜受加派之名乎?”

　　然而，胜利并非像康熙口中来的那般容易。贸然削藩导致的三藩之乱给康熙留下一生的心理阴影。他曾在一道谕旨中后怕地说：

　　吴三桂背恩反叛，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在在响应，八年之间，兵疲民困。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今幸赖天地祖宗之灵，剿灭逆贼，方为此言。倘逆贼未能殄灭，其咎岂不尽归朕身?

　　自己差点就要为不可收拾的局面负全责了，言语间充满了侥幸。

　　但这话实在太不符合圣祖皇帝高瞻远瞩的英明形象。不知是本人的指示还是儿子的体贴，《实录》里的这条上谕将“将若之何”改成了“百姓不几疲敝耶”，最后一句反问则被删掉，仿佛康熙只是在同情民生艰苦。

　　雍正朝的《实录》也没少为了掩盖雍正皇帝的黑暗心理而大加篡改。

　　雍正即位不久，就已猜忌除掉年羹尧、隆科多等人，在许多朱批和文献中留下了证据。雍正二年，年羹尧得胜回京不久，他便告诫大臣齐苏勒：“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并暗中收集其罪证。

　　明面上，雍正一再用肉麻的表白拉拢年羹尧，大打糖衣炮弹，直至次年三月，以年羹尧“朝乾夕惕”误写成“夕惕朝乾”的借口突然袭击，发动满朝文武打倒年羹尧。

　　年羹尧、隆科多相继被铲除后，《实录》中有关案发前雍正处心积虑对付他们的记载都被删了个干净。于是在正史及基于正史改编的故事中，便只剩下奸臣疯狂作死，雍正一再容忍，不得不依法处置的情节了。

　　类似这样的手艺，大清国君臣直到穷途末路时也没丢掉。

　　清末义和团如日中天时，一度把洋人和教民们围困在西什库教堂。正在疯劲头上、想利用义和团杀洋人的朝廷发布谕旨：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勿用枪炮轰击。

　　但到了《光绪实录》中，这段话变成了“如有教民窜出，不可加害，当饬队保护。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勿用枪炮轰击。”

　　教匪变成了教民，力行剿灭变成了不可加害，如果洋人能看到《实录》，怕是要被朝廷感动得流泪了。这显然是怕洋人问罪的朝廷妄图摘出自己，把锅甩给义和团的把戏。

　　然而，这种专门对内的修史技术最终没能瞒住洋人，没能避免《辛丑条约》的羞辱。留下的，只有后人眼中大清国自欺欺人的一场又一场闹剧。

　　作者闻韶，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不灭老灯”(ID：gh_ef564d8436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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