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闲谈新知(ID：xiantanxinzhi)，本文为王新生教授在2019年闲谈系列“日本与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向”活动上的发言，经嘉宾本人修订，编辑：未雪梨。

　　作为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日本最重要的经验是要先进行政治变革，将政权更换为倾向于现代化的政权，然后去全力推动现代化。中国近代的转型与日本正好方向相反，我们先进行洋务运动，走不通后才推行戊戌变法，最后还是通过辛亥革命来更换政权。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上大学之前，在社会上待过五年，当过三年农民，当过两年工人，把英语都忘光了。所以进入了大学历史系，老先生们说日本人做历史做得不错，你们就学日语吧。我们很高兴，于是大家就在一个起跑线上开始学起了。那时候年轻，记忆力比较好，日语学得也比较好，后来就做日本历史的研究了。说起来，到今天我跟日本打交道也40年了，应该说对日本还算比较了解。

　　但是突然给一个题目，让叙述日本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这对我们这些科班的历史研究者来讲是特别困难的一个问题。举个例子，我有个很好的日本朋友是在东京大学做日本历史研究的教授，他一辈子都专注于明治维新，但你让他解释明治维新还是很难的。后来他创造了一个研究方法叫做“复杂系统”，说是复杂系统，但其实很简单——没有原因的变化。正因如此，如何解释明治维新，就显得特别困难。刚才任(剑涛)老师提到，1853年佩里来航、开国，但是日本人仅仅用十五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明治维新，更换了一个政权。在这十五年之内，所有的人、所有的阶层都到舞台上亮了相，都走了过场，但对于最后的结果谁也没有预想到。具体地讲，所谓的“复杂系统”是这样——本来是奔着A去的，但走了两步变成了B，然后拐弯到了C，最后的结果是到了D——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确实如任老师所讲的，明治维新后，日本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但这跟明治维新到底有没有关系，不同的学者的立场不同，解释也各不一样。

　　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日本很卖力气地在庆祝，特别是首相安倍晋三。明治维新的策源地长州藩，也就是现在的山口县，是安倍的出生地，他自然要好好地庆祝一番。韩国、中国也不断地开了很多学术讨论会，我们学者讨论的是，一方面我们该怎么借鉴日本的经验，对今天的发展找到一点启示性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控诉日本对我们的侵略，我们现在常说的历史上的三次现代化都被日本给破坏了：甲午战争摧毁了洋务运动30年的成果；1928年全国统一后的“黄金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刚有起色，卢沟桥事变又来了；现在又到了这个节点，是不是还会有一场战争，也很难说。对于韩国来说，也是这样。

　　作为历史学者，如果要从明治维新中总结一些有意义的经验，我跟任老师讲的三点稍微有些不同。

　　第一，需要一场大的政治变革，以此来组建现代化意识浓厚、由精英组成的中央集权国家。

　　对日本来说，这在19世纪中期是个必然的过程。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对其的解读是“挑战与应战”，也就是说，我们终究还是一个被迫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因为原来没有产生现代化进程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发现，精神的作用可能更大，尤其对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而言。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找一找原因。对于中国和日本的现代转型，用传统的唯物史观很难从内部找到转型的动因。

　　对于明治维新产生的原因，我们过去的解读是，幕府时期日本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有了分散的、集中的手工工厂，有了新的一批代表新生产力的阶层，于是就产生了明治维新。但现在看起来，这种解释不是很有力，具体统计会发现，幕府时期日本虽然有大约260家集中的手工工厂，但这些人基本都没参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一帮下级武士来领导的，他们作为历史主角带领日本进行了这么一场大的变革。这一过程说起来很复杂。刚才讲只有十五年的时间，但大致上可以捋出一个线索。

　　起初，幕府要搞专制统治，恢复其权力，最高的统治者井伊直弼搞了一个“安政大狱”，把反对派都给杀掉了、镇压了，吉田松阴也被他砍掉头。我们今年到山口县还专门去看了吉田松阴曾经讲学的松下村塾。他二十九岁就被砍了头，也没教多少东西，但他的学生很厉害，像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都是他的学生，所以老师也就很有名了。井伊直弼刚搞了几年专制统治，樱田门外之变被暗杀掉了。他1858年上台，1860年就被杀掉了。

　　在第二个阶段，老中安藤信正推行了“公武合体”，让将军和天皇联手(具体的做法是把天皇的妹妹嫁给将军)，一块来处理幕末的危机。但只维持了两年，一帮下级武士不满“公武合体”，于是又暗杀了安藤信正。这次虽然没有把他杀掉，但由于背上挨了一刀，他很不光彩。对于武士来说，如果与人格斗，受伤肯定是在前面，背挨一刀肯定是因为逃跑时被砍了一刀。于是他在羞赧中就下了台。

　　第三个阶段是强藩联合，像萨摩藩的岛津久光就组织了一帮大藩推行改革。但260多个藩之间矛盾很多，其实根本搞不到一块去。到最后的时期，下级武士一开始是尊王攘夷，搞来搞去，引发了两次对日本影响特别大的局部战争。一次是萨英战争(萨摩藩和英国之间的战争)，英国人被杀后要求赔偿，不赔偿就出动舰队去打，结果就把萨摩藩都给打掉了；另一次是下关战争，1863年5月开始实行攘夷的长州藩封锁马关海峡(今关门海峡)，并炮击了航行中的美法商船，因此与英国、荷兰、法国、美国爆发冲突。四国联合舰队重创长州藩，这让他们意识到攘夷是行不通了。他们转为“尊王倒幕”——先把幕府搞掉，然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通过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现代化，来增加自己的实力，以此在国际上争取自己的独立。

　　于是这些人放下“攘夷”，把幕府搞掉，把天皇抬了出来。天皇打的旗号是“王政复古”，这一点是我们研究明治维新特别困难的地方。天皇出来后，用的行政机构还是七世纪大化改新之后的，但要真正地搞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三个口号——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是目的，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是手段。实施殖产兴业，首先是通过国家力量搞一些模范工厂，告诉老百姓近代工厂是这样的，之后就把这些国营工厂下放给民间，开始搞工业革命、开始搞工业化。文明开化是从日常生活到法治体制，向西方全面学习，并且学得很彻底。天皇带头吃牛肉、理发，每个人穿西装，对于日本人习惯光脚，政府还搞了一个“禁止裸足令”。

　　作为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日本最重要的经验是要先进行政治变革，将政权更换为倾向于现代化的政权，然后去全力推动现代化。中国近代的转型与日本正好方向相反，我们先进行洋务运动，走不通后才推行戊戌变法，最后还是通过辛亥革命来更换政权。从今天来看，日本走得比较顺。当然对于日本为什么会这样走是有很多原因的，这得回到江户时代去找，尤其是传统的政治体制。

　　第二，有必要建立一个近代“国民国家”。

　　到现在为止，学术界还不用这个词语，我们用的是“民族国家”，但这两个词语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使用着六千多个明治时代日本人发明的汉语词汇。当年日本人翻译西方著作时，都用汉字来标注。我们觉得合适就直接拿来用了，例如“干部”“官僚”“宪法”等。但“国民国家”这个词语我们没有用。对此，还有一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尽管在汉字上都一样，但日本人说的汉字跟我们说的汉字在意境上完全不一样。“民族国家”与“国民国家”就是不同的。“国民国家”是什么?日本学术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个“国民国家论”，界定“国民国家”的第一条标准是既有国家主权也有国民主权。我们的“民族国家”可能更多地强调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很少强调国民的主权。

　　明治维新后不到十年，日本就出现了一场特别大的自由民权运动，要求自由平等，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等。也就是说，国家要保证国民的权利，只有把国民的权利给予国民，国民才有义务去维护国家。这是为什么日本人在国内很进步，但一涉及到对外战争又很支持国家。过去我们很难解释这个现象。这里涉及的是一个铜板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国民有国民的权利，国家有国家的权利，只有把国民应有的权利给予他们，他们才有义务去维护国家的权利。这就是为什在甲午战争中，老大帝国打不过日本。当年的舆论是很乐观的，看当时的报纸会认为，打小日本简直跟玩一样。甲午战争只打了9个月，日本人在战场上死了1.1万人，但真正死在战场上只有1000人，那1万人是生病死的。日本以这么小的损失，得到了大便宜，中国2亿3千万两白银的赔款相当于日本军费的三倍。

　　现在日本人也在反思，认为甲午战争是双输的战争，认为虽然把满清打败了，但日本胃口也大了起来，觉得打仗是一个赚钱的好买卖，就一次一次地打，最后把自己打没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总之，要实现现代转型，首先就要建立一个国民国家。近代国家的最大特征是能够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可以动员国家所有的人力、物力去从事一个战争。回过头来看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前近代国家，国家与民众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老百姓不可能为政权献身，连李鸿章都不愿意打。一个北洋水师的规模就和日本整个海军差不多，但是打了一个接触战后就再也不打了，最后整个主力在港湾里被别人给俘虏了。这就是与宪政体制有关，与国民权利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有关。

　　但光有宪法还是不行的，日本讲的是“六法齐全”——宪法是根本大法，但还有很多其他法律辅助，共同构成一个法治体制。这“六法”指的是宪法、民法、刑法、商法和两个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只有这六个法律齐全了，才表示法治体制完成了。日本1889年“六法齐全”后，西方人就跟日本解除了不平等条约，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变成文明国家了。从1894年日本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英航海条例》得到修改，到1911年，日本所有的不平等条约都解除了。日本对内建立了真正的国民国家，对外以独立国家身份立于国际体系之中。

　　第三，融入世界，服从规则。

　　工业文明终究是从西方诞生的，因而近代所有的规则和机制都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既然是被迫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那么只有先服从西方制定的规则，谋求了发展之后才能争取应有的权利和独立。从对《万国公法》的态度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对西方规则的态度。当年日本人在进行文明开化时经常被西方人笑话，说他们就像猴子一样模仿西方，还出了很多讽刺漫画。《万国公法》每年开一次会，以讨论法治体制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日本每年都派代表去，拼命解释日本已经很文明了，如果什么地方还不文明，就请指出，马上改正。为了开化文明，日本还开了鹿鸣馆，让一帮达官贵人学习西方的交际舞。但满清那时候根本不派人去参加《万国公法》，如派人去就说西方的规则不行，中国的规则比西方的规则要好。

　　可以说，服从规则是日本能够迅速转型成功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个问题，日本人自己也在研究，一个比较方便的条件是，在历史上日本从来没有制定过地区性或国际性的规则，所以对先进文明的学习没有太大的包袱。

　　作者简介：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目前主要从事日本历史与政治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现代日本政治》(1997)、《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2002)、《日本简史》(2005)、《日本史随笔》(2010)、《战后日本史》(20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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