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佩洛西拟“访台”刷屏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敏感的事件，关乎国家主权，也关乎国际格局的。而说起中美关系，一定绕不开一个人——邓小平。在中美建交问题上，邓小平发挥无限聪明才智，才使得中美邦交正常化。伟大的思想，首先诞生于思想家的头脑之中，但只有政治家实践的智慧，才能造福世界。

本文内容选编自著名外交家冀朝铸先生的口述回忆录。

　　从北京飞行17个小时后，包括在阿拉斯加加油，我们就到了华盛顿。然后就直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家里。在他家里的自助晚餐上，有二十多人出席。房间较小，椅子也很少，我就一直站在邓小平身后。

　　我比较高，而邓比较矮，所以平日游览时，我就尽量使身体放低些，好使邓听到我的话。可当邓坐着，我站着时，我就得把整个腰都弯下去，这样邓才能听清我的话，我也才能听清邓和美国客人的对话，这确实让我感到很吃力。

　　我又有一天半没睡觉了，更感疲劳。晚宴以后，我的两腿就像木头一样不听使唤了。

　　在国宾馆(BlairHouse)住是很舒服的，这个宾馆比我以前随周总理出访时住的宾馆更为华丽，像宫殿一样。食物也很精美，特别是对我这个吃惯了美国饭的人来说。我因为爱吃冰激凌，所以觉得没有冰激凌的西餐都美中不足。

　　在BlairHouse吃的第一顿饭很美味，但上的甜食是没有奶油的、加水的冰激凌，所谓“减肥冰激凌”，我就大为失望。吃完饭后，我就用中文跟我的同事说，我真失望，没吃到真正的冰激凌。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第二天午饭、晚饭时，每个人桌上都有一大盘各式各样的美味冰激凌，而且以后在整个美国之旅中吃饭都有冰激凌。我们不禁赞叹美国特工人员窃听技术的高超。

　　到华盛顿两三天后，我因为缺少睡觉和极度疲劳又病倒了，每分钟心跳150下。幸亏白宫的医生给我吃了很好的药，休息一天后，我又能继续工作了。

　　在整个访美期间，美方对邓小平的接待都是极为热情的。《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隔一段时间后又再次把邓小平的照片放在封面。这是《时代》杂志绝无仅有地在一年之内两次把同一个人选为封面人物。

　　很多报纸也都发表社论称赞邓小平。《纽约时报》甚至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说我是“离不开的冀先生”，他们主要不是夸奖我的翻译技巧，而是说美国缺少像我这样效率高的译员，只好依靠我沟通双方。

　　虽然美国很快就致力于培养它自己的中文翻译，但直至20年后的今天，当克林顿总统访华时，美方的译员还是一再受到批评，说翻译得不好，技巧不高等等。

　　说句公道话，我的情况跟所有译员都不同，我虽然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但我是在美国长大，在美国接受的教育，但而后又常年在中国工作，我不仅能用两种语言听、说，还能用两种语言思考。换过来，就很难找到一个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受教育的美国人。

　　在访美期间，邓小平的风格是友好而坚持原则，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永远准备寻求双方的共同点。他和周恩来总理一样，工作都非常严谨。

　　在和美国国会议员见面时，有些议员如杰西·汉姆斯参议员，就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如台湾问题。邓小平对这些问题都态度庄重而坚定地予以答复，强调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政策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我们永远不放弃使用武力。因为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能放弃台湾，宣布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总的来说，包括电视采访和其他美国记者对邓小平的采访，气氛都是友好而不失礼貌的。

　　

　　邓小平到达的第二天，由卡特总统主持为他举行了国宴。国宴实际上是对待国家首脑的规格，被邀请的人都是卡特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国宴上还有一个乐队演奏传统音乐。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乐队就走到第一桌的邓小平和夫人面前，演奏小夜曲。卡特就站起来，致欢迎辞并祝酒，邓小平也回礼。

　　我为他们两人翻译，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坐在邓小平旁边。当我不停地翻译时，也想办法吃了些东西。这比我第一天在美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家中翻译时舒服多了。

　　在第一桌就坐的还有美国著名的思想进步的女演员雪莉·麦克兰，她对中国很友好。她和邓小平谈得很热烈，谈了好多问题。她提到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

　　她说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儿是种损失，因为这样完全脱离了他在大学里的科研工作。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本来邓小平和麦克兰边说边笑，谈得很高兴，但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马上脸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这使麦克兰大吃一惊。

　　卡特当时也正在听着邓和麦克兰的谈话，他马上理解了邓小平话的意思，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有时一去几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的浪费，给人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摧残了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而我由于周总理的关怀，成为少数幸运人之一，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但即使这样我也下放农村劳动达三年。

　　邓小平是党内少数试图制止这种极左做法的领导人之一，为此他十年之内两次被打倒。他十分清楚那位教授的话只能是撒谎，是掩盖他的真实感情和想法。

　　而麦克兰像那个时代的不少善意的外国人一样，被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所迷惑。“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在1976年秋季，但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推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文革”的极左路线和恶劣做法才受到了彻底批判。

　　在美国时，邓小平无论走到哪儿都引起巨大轰动。在林肯中心，美方为邓举行了一场欢迎演出。当邓小平走上台去祝贺演出成功时，受到观众长时间热烈的鼓掌。在德克萨斯，他出席了一次专门为他举行的斗牛表演，他头戴一顶牛仔帽，引来当地民众长时间的欢呼。在波音公司，他坐进一个地面的模拟驾驶舱里，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看着驾驶员模拟飞机着陆的动作。

　　在邓小平结束了他的非常成功的美国访问回国后，我就从国际司调到美大司任副司长，主管中美关系。我还经常派去给邓小平和华国锋当翻译。可是我那时已50岁了，我在美大司的工作也越来越繁重，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应彻底地从口译和笔译的工作中撤下来。

　　而曾在美国我老友家做过我“监护人”的年轻女翻译施燕华，就从此担任了国家领导人的翻译。施燕华成了一位极好的译员，后来成为驻卢森堡的大使。她的先生则成为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的大使。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曹教授(ID：cxhjiaos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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