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盛行新官候补，称之为“需次”。郑板桥等名人都被需次过，王朝璩还写了一本《需次燕语》的书。虽然南宋楼钥就有“九江需次今几年”之说了，但与清朝不是一回事。

　　清末县官李超琼在《日记》中说：“他考中进士后到苏州，和他一起需次的达四十八人之多!一位叫唐崧甫的海南籍候补县令已经候补了二十多年；另一位叫刘黎阁的福建候补县令，候补了二十六年，甚至连临时差事也没捞到过一次!与李超琼同龄的候补知县查普荫，候补了几年，贫病客死他乡了；他的同乡王竹更可怜，需次了二十年，穷得脸无肉像，好容易在病中得了个荆溪县令，却在得到消息的四天后死了!”

　　清初实行这种候补制度，人数尚可控制。《清史稿·捐纳》载：“捐纳官或非捐纳官，于本班上输资若干，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谓之花样。”清中期以后无论是通过科举考试，还是用钱捐官，都需要追加投资才得到实缺。加之督抚等有力者的“保举”之类，实际上候补早已无序。

　　《妙香室丛话》说有个去广东需次的通州仲进士，写了一套《南词》，说他们这些人坐在一起说官场遭际：“有的说出洋捕盗(临时差遣有津贴)；有的说雁塔名标(得到实缺)；有的说躬逢大挑(六年一次在四次落第者中的选优录取)；有的说学司马题桥(再次捐纳)；有的说因公挂误(受连累)......”清朝实行异地任职，虽然是候补，也必须到任职地衙门上班。他们“十年寒士苦，万里故乡遥，抖擞青袍，叹头衔七品县官小，此恨难消。乍出京城甜如枣，这才知道一身到此系如匏。”乐孜孜地中举得了官衔，等待他的却是“三分西债利难饶，零星小帐门前讨。”送往迎来无虚日，还要受尽上司侮辱、盘剥。日常是“黎明行礼要站班各庙，一见心慌了，蜡烛难赊，点心又欠如何能早?待不去啊，又愁上台着恼!”《履园丛话》中有首后来当了太守的朗苏门诗慨叹：“要做骆驼(喻中举入翰林，谓其高视阔步)留种少，但求老虎(喻下榜就得实缺)压班多。”候补的两年中，他也“煤米全家度日难，怪底门工频报道，今朝又到几知单!”

　　最怕的就是这个通知宴客或集会的“知单”，虽然参加者在上面写个“知”，不参加可以写个“谢”字婉拒，可是有几个能够得罪?清末需次中的陈伯弢等人请以道台出任江南陆师学堂总办的俞明震出席聚会，俞明震就是《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恪士师”。他为陈伯弢他们着想说：“寒风吹脚冷如冰，多恐回家要上灯。寄语乌衣贤令尹，醃鱼腊肉不须蒸。轿夫二对亲兵四，食量如牛最可嫌。轿饭若教收折色，龙洋八角太伤廉。”不仅浪费时间，除了餐饮之外，他一个人出门的随从，每人一角银子就是八角。请客不可能就请他一个，如果排场更大的官员们都来了，打发轿夫亲兵之类，开销就动辄百馀名。就是自己在需次的人，最起码也是有坐轿子排场的，真是“知单怕与名，拜客愁抬轿，三顿怎能熬，七件开门少”，岂不可畏!可怜他们何苦受这种“穷愁积，豪气消，待归休，盘缠何靠!”的烦恼?

　　宋朝就按地里的“苗头”摊酒税，《醒世姻缘传》有一段话：“或是哄咱先脱了衣裳睡下，或是他推说有事，比咱先要起来，这就是待打咱的苗头来了。”苗头被看准了，就只能任人宰割，而且捐纳还有尽先、补用、试用等不同价格的花样经，李超琼最后花了六千多两银子，又在已退休的前江苏臬台，同乡人李鸿裔推荐下，终于当上了溧阳知县。以后他有过一次升任道员的机会，但又要需次，而且要上万银子，只好作罢了。

　　东汉的宋均说：“吏能弘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惟苛察之人，身虽廉，而巧黠刻剜，毒加百姓。”虽然吏与官有差别，但官吏的家资再富，薪水再高，依然无法杜绝他们对治下百姓竭泽而渔的盘剥渴望。因为这本身就是一场与皇权之间合谋掠夺民脂民膏的买卖，而且高付出期待着高回报。然而李超琼需次了三年，运动到了钱，并当上七品芝麻官后，并没有做这笔买卖，而是所到之处竭力做了不少民生实事。在苏州府下历任知县二十余年，身后不仅不名一钱，还欠了用于赈灾、兴修水利的公债三万四千馀两，私债近五千两!

　　文章选自公务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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