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有独立思考能力,从不唯上是从;以善度人,始终保持对同志的信任;心中始终怀着对人民的爱。他一直坚守的这些品性,造就了他宽容、民主、亲民的为政处事风格。


(1)反对“武装保卫苏联”。

1933年8月,未满18岁的胡耀邦接替张爱萍,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长,后来又兼任宣传部长,这是他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第一步。恰好之后不久,“毛邓谢古右倾集团”中的毛泽覃,也被降级分配到反帝拥苏同盟。毛泽覃此前受到了很多次批斗,他的夫人贺怡(贺子珍的妹妹)被撤销了瑞金县委组织部长职务,甚至在坐月子期间也要出来接受批斗。
毛泽覃到反帝拥苏大同盟后,大家对他都还不错,就不解地问胡耀邦,我来到你们同盟这么长时间,你怎么不组织人来批斗我?胡耀邦告诉他,我们不清楚的问题,怎么去批斗你呢,我们不能为了批斗而批斗,不能说上面说你有错误,我们就得批斗你。毛泽覃听后,顿觉这个青年不简单。
反帝拥苏总同盟是中央苏区最庞大的群众组织,拥有会员上百万,其政治任务是对苏区人民及战士进行思想动员,号召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保卫红色革命根据地。王明等人操纵的中央,甚至把“武装保卫苏联”说成是全国革命群众必须承担的“伟大历史任务”。
胡耀邦对于保卫红色革命根据地,反对帝国主义是衷心拥护的,但是对于“武装保卫苏联”,他始终不赞同,内心有自己的看法。在江西省莲花县,至今还保存在着这期间胡耀邦书写的很多标语,都是“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实行共产社会”、“实现阶级总动员”诸如此类的话,唯独没有“武装保卫苏联”。

当时毛泽东对“武装保卫苏联”也是反对的,比如1931年12月11日,他在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发布的《告全国民众书》中,只提"打倒帝国主义"而不提"武装保卫苏联"。1932年初,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中央代表提出"武装保卫苏联"问题,毛泽东一言不发,会议不得不中途更换主持人。
1932年4月中旬,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消灭国民党军队,以实际行动保卫苏联”,批评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忍无可忍,回电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271-272页)。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是个成熟的革命家,胡耀邦不过是刚刚参加革命四年多的“红小鬼”,但是胡耀邦与毛泽东的看法不谋而合,他们对革命都有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唯命是从,他们是讲究实事求是、有民族气节的革命者。

(2)建议取消“线人”制度。

抗战初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有专门设立的锄奸部,以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安全。锄奸部在基层单位广设线人耳目,可以随时打小报告。当时陕甘宁边区仅有150余万人,但根据1939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当时却有9000多个工作点,好几万锄奸团员。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曾危言耸听地说过:“外来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特务!”总之,陕北根据地的气氛很紧张。
1938年春天,在抗大绥德分校的“坦白运动”中,多位学员自杀或逃跑,锄奸部长钱益民(后来成为叶剑英的亲家)前来调查此事。担任抗大一大队政委兼绥德分校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趁机向钱益民反映:线人制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各种特派员借着反特的名义,打击报复别人,导致人人自危,破坏同志间的信任关系。“反特”应该依靠群众路线和加强党员纪律性,而不是依赖线人;基层保卫工作应该由党支部负责,而不是锄奸部的工作网。
第二年,胡耀邦到总政组织部担任副部长后,即与钱益民联名致信中央,建议将“锄奸部”改为“保卫部”。他们的观点得到总政领导王稼祥和谭政的同意,之后他们又分别向毛泽东、张闻天、陈云、任弼时等人做了详细说明。
中央对他们的意见非常重视,于1940年3月将锄奸部改为保卫部,第二年又撤销了基层的“线人”工作网,边区政治生活氛围因此大大改善。锄奸是延安时期极其敏感的工作,极少有人敢于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胡耀邦勇气和敏锐洞察力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不禁感叹“自古英雄出少年”。

1943年7月15日,康生又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清查干部、深挖内奸”。仅半个月就挖出特嫌分子1400多人,一时间人心惶惶。
胡耀邦负责总政的“肃奸”工作,他对延安这种政治保卫如此严密的地方出现这么多的奸细,感到不可思议,联想到自己当年在苏区被打成“AB”团、差点被杀头的经历,认为其中肯定有大量冤情。于是,故意抓了几个自己了解底细的干部,对他们进行高压逼供,果然他们在惊吓中,全盘接受了罗织的罪名。
胡耀邦立刻认识到抢救运动的荒唐,对审干做出四项规定:禁止打人骂人、非经批准不准捆绑人、没有证据不得逼供、严防自杀。最终,总政没有揪出一个特务。康生对此事大为不满,派李克农去督查,胡耀邦非得没有屈从压力,还又给李克农提出了很多建议。
后来,胡耀邦又趁给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讲出自己在抢救运动中发现的问题,毛泽东听后触动很大,促使他做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决定,抢救运动在年底最终被制止。
(3)劝阻战士入城扰民。

1948年5月,中央组建第一兵团,由华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徐向前亲自担任兵团司令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8月,第一兵团开始围困太原,发起太原战役,但是太原被阎锡山经营30多年,驻有十多万守军,城内兵工业发达,还有坚固的城墙和宽深的外壕。阎军还为守卫太原做了充分准备,城周布满电网和地雷。整个太原战役打了8个多月,到1949年4月底解放军渡江之后,才解放太原,是国共内战中最艰难的城市攻防战。

太原解放后,成了军管会,由徐向前担任主任,罗瑞卿、赖若愚、胡耀邦担任副主任。这时候,很多在郊外参加围城的战士提出来,我们好不容易才打下太原,想进城看看大城市是什么样子的。胡耀邦虽然对战士非常体贴,但是更为刚刚从战火中解脱出来的老百姓着想,深恐很多战士进来会扰民。
为此,负责兵团思想政治工作的他,在第一兵团机关报《人民子弟兵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我们全部的精力放在向前进的准备工作上》的文章,劝说大家。
胡耀邦说,太原城经过阎锡山反动集团的搜刮和战争的损失,物资非常匮乏,现在老百姓日常饱暖都是问题,如果很多战士进城,必然占用政府的物资供应,给人民增加困难。
胡耀邦又说,战士进城一来一回要好几天,影响我们进军全国的任务,接下来还有很多大城市等着我们去解放,等到我们完全取得革命胜利,再回太原看看,或者到其他城市看看也不迟,希望战士们能够理解这个问题。

经过休整后,5月下旬,第一兵团进入陕西,先后解放了咸阳和宝鸡,并参加了西安围城战斗。然后,跟随贺龙率领的第一野战军一部分,南下四川,先后作为主力部队解放了汉中、南充、广元、绵阳、成都等城市。十八兵团(此时,第一兵团改名为十八兵团,划给二野管辖)一路打下来,均奉行不进城、不扰民的政策,深得陕西、四川人民的爱戴。
二野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听说此事后,特意提出来,成都解放的入城式要由十八兵团的部队参加。12月30日,十八兵团的60军作为成都解放入城式的主力,接受几十万成都市民的欢迎,十八兵团战士也终于实现了到大城市看一看的愿望。

(4)这些都是胡耀邦在年轻时的一些小故事,多数虽然没有经过“正史”记载,但都是胡耀邦本人,或者与其关系密切的同事、部下讲述过的。

这些年,经常听人提出“胡耀邦为什么成为胡耀邦”之问,也就是说胡耀邦为什么与一般的同时代共产党人不同,能够跳出时代、思想和身份的局限,做出了那么多的符合历史潮流的改革呢?我想这些小故事,可以部分解答这个疑问。
那就是,胡耀邦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有独立思考能力,从不唯上是从;以善度人,始终保持对同志的信任;心中始终怀着对人民的爱,对民间疾苦的主动体谅。胡耀邦内心一直坚守的这些品性,造就了他宽容、民主、亲民的为政处事风格。
今天是胡耀邦逝世33周年了,谨以此文表达纪念。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id:xihuamen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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