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九年(1473)，教谕吾冔(号文山)建求乐亭。①亭在江浦庙学之东，大约在今江浦实验小学校园内西侧。亭下有池，亭额为庄昶(晚号定山居士)书写，亭中有庄先生草书碑记。该亭至崇祯年间已圮废。

　　建亭者吾文山品学兼优，记亭者庄定山为理学名臣，珠联璧合，人文荟萃，因此，说求乐亭为江浦地方历史上的一座文化纪念碑、一方文化高地，当不为过吧。

　　亭名“求乐”，寄意甚深。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又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吾冔先生建求乐亭，非仅为县学诸生提供一处休憩之所，实亦时时刻刻提醒诸生学不畏苦，苦中作乐，见贤而思齐焉。

　　求乐亭建成后一百多年，大约万历年初，重建过一次，邑人张邦直为此作《求乐亭重建》诗，对此亭极为珍视。②

　　宇宙溪山有此亭，百年遗址忽新成。

　　箪瓢自合希颜志，饮水还应似孔情。

　　陋巷潜心千驷眇，浮云过眼一毛轻。

　　吾侪既领斯文会，莫向东山负一登。

　　千驷借指富贵。宋陆游《贫甚自励》诗：“天每临幽隐，人何与废兴?能轻马千驷，肯慕稷三升! ”贫贱而不慕富贵，穷巷而能不改其乐，安贫乐道，是一种精神境界，也应该是士人的人生追求!

　　吾冔(1431—1504)，字景端，学者称文山先生，浙江开化县人，明代著名教育家，名列《中国名人大辞典》。天顺三年(1459)中举，成化九年(1473)来任县教谕。教谕为学官，掌教诲训迪学生之事。据县志载，吾冔先生立志操行无愧古人。崇德谊，严条约，讲学授徒，久而不倦，人材多所成就。此外，倡义捐资，重建庙学。曾受聘前往江西担任秋闱(举人考试)考官。在任五载，致仕去。县内蒙其泽者为立“德教碑”，又建“吾公祠”(生祠)，死后被崇祀于县名宦祠。

　　吾冔来任教谕之初，即与庄先生结为挚友。时庄先生赋闲在家，吾先生常车马二十里登门拜访。庄昶回忆说：“先生之在江浦城，予方筑草亭于清江门外，闭门卧病，不与世接。先生每不以予为不肖，朝至夕往，与予高坐危言，谈论终日，病体忘倦，予不知为主，而先生不知为宾也。”③

　　清江，指清江门，为浦口城南门，庄昶在南门外江畔建卧林亭④，亭成当天，吾冔赶来，取巨笔大书北宋司马光《独乐园记》一文于卧林亭屏风上，墨汁淋漓，以表庆贺。⑤庄先生作诗《卧林亭杂诗》记此事，末句云：“吾公满壁淋浪墨，何日来看独乐园?”簇新的墙壁，满壁的墨汁，庄先生想必是无奈而又欢喜。读者至今犹能想见当时宾欢主乐的场面。

　　吾冔为倡议重建县城孔庙大成殿，来与庄先生商量。先生立马为之作文劝募，成化十二年(1476)竣工。二十余年后，弘治十二年(1499)，时任知县胡昉⑥补作碑记，记事甚详。其文说：

　　一日吾先生谋之定山庄先生，庄先生义之，为作一篇疏引，以劝募于邑之大夫以及诸生之贤父兄。吾先生先捐俸资，举办慈善宴会，众人亦敬重先生，无不忻然乐助。应天府府丞白公素知吾先生，将新涨芦洲地数千亩，经申请上司，批给吾先生出售柴火一年，作价以助之。吾先生推举下属诸生管理经费，采购建材，组织施工。其财用之费，由诸生之正直严谨者轮掌之，收支有籍，出入有稽，虽竹头木屑亦积售之，以给工匠食用之需，寸木一钉，不挪私用。人益服吾先生之公正廉明而办事井然。

　　吾冔于成化九年来任教谕，在任五年，则吾冔离任应为成化十三年(1477)。离任时，庄昶作《送掌教归养序》文以送之，可谓依依惜别。


(想像图：求乐亭)

　　就在吾冔到任之初，围绕求乐亭命名，曾发生一场著名的学术讨论。表面上看，这场讨论发生在县学生袁文通和庄先生之间，实际上袁文通仅仅是吾冔先生的辩护代理人。当然，这场讨论并非意气之争，不仅不曾伤及吾庄二人友情，反而为其后五年二人深入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庄先生在论辩中条分缕析，阐明义理，而态度上内方外圆，得理饶人。这场学术讨论的内容及其过程，完整记录在庄昶《求乐亭记》中，后由庄先生草书，吴先生勒石立碑于亭中，将这场讨论公之于众，留传后世。⑦该文大意如下⑧：

　　浙江开化吾冔先生来江浦担任教谕，一个月后，在县学东边僻静处得了一块空地，就在那里挖了一口小池塘。这天吾先生坐在池边，问道：“我想在这里建一座亭子，可不可以?”诸生说：“可以。”于是搜购优质木料，召集能工巧匠，在池塘边上建亭子，建成后，命名为“求乐亭”，又命诸生袁文通来请我用大字在门楣上题写亭名。我不敢拒绝，但写好以后，我怀着疑惑问道：“乐，可求吗?”

　　袁文通答：“可以啊。”

　　我问：“什么样的‘乐’是可以‘求’来的?”

　　袁文通答：“如果乐不可求来，那吾先生为什么命名‘求乐’呢?”

　　我说：“按照‘求乐’二字的字面意思看，吾先生命名的依据是‘人’，而不是‘理’，按‘理’来说，圣贤那种‘乐’却是求不来的。吾先生才高德茂，享有盛名，他知道君子在讨论学问之时应该依据‘理’而不是‘人’。有理，即使割草打柴的人说的话，也应该采纳;无理，即使尧舜周孔的话也应该拒绝。你为什么要坚持认为吾先生会说‘可以’呢?从前孔子说：‘吃着粗粮，饮着生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这里面充满快乐。’他又说：‘用简陋的竹器吃饭，用瓢饮水，住在陋巷，别人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不改变乐观态度。’如果‘乐’可简单地从外面‘求’来，孔颜就会去‘求’了，为什么却说‘在其中’，说‘不改’呢?如此看来，孔子说‘不改’，说‘在其中’之类的话，是因为‘乐’不是从外求来的啊。”

　　袁文通又问：“既如您所说，孔圣人能‘乐在其中’，颜贤人能‘不改其乐’，吾先生教我们向圣贤学习，就是教我们通过‘求’以‘求得’我们自己的快乐而到达圣贤的境界，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回答道：“‘求’我们的学问达到圣贤的程度，是可能的;‘求’我们的‘快乐’到达圣贤的程度，是不可能的。孔颜之‘乐’，哪里是一开始就能获得的?等到抛弃了私欲，天理运行心间，内心广大浩瀚而身体安详自如，在天地鬼神面前都能毫不愧怍，这个时刻不‘求乐’而‘乐’在心中。我们如果不能克己复礼，则心内私欲纠缠不去，又有什么‘乐’可言呢?吾先生却说什么‘求是乐以至圣贤’，我哪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袁文通说：“‘求是乐以至圣贤’这样的话，一定不是我们吾先生杜撰的。”

　　我答道：“我跟吾先生的治学见解未尝不同，我也知道吾先生言必有所据。然而，古人更多的是说‘寻’而不说‘求’。二程当年受教于周敦颐，周敦颐常命令二程去‘寻’孔子、颜子的‘乐’处，去‘寻’孔子、颜子所乐为何事。自孔孟去世，只有周敦颐、二程学得孔孟之正学，然而周、程也只说‘寻乐’。吾先生在这里快乐地教育诸生，我推测吾先生‘求乐亭’之‘求’，不就是这个‘寻’字吗?”

　　袁文通说：“‘求”的意思是‘寻’，嗯嗯，这样说来或许没错。”

　　吾冔先生又命弟子们请我写一篇碑记，这就算是碑记吧，也借着袁文通的问题，算是给诸生讲学一次。

　　庄昶是一个理学家，主张“理在人心”，因此不赞同“求乐”之说。他认为“孔颜乐处”之乐，乃是圣贤修养极深的产物，内置于人心的深处，惟去蔽方可呈现，并非可以“从外求得”。

　　庄先生细心区分命名的两种做法，一是站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的角度，一是站在“理”的角度。前者，为鼓励士人上进，不妨说“求”乐;后者，需研究“乐”之根源，则“乐”在圣贤的内心，其实人皆有之，何必从外“求得”?因此“求乐”一名不能成立。

　　庄先生认为，“求”学问达到圣贤的程度，是可能的;“求”圣贤之乐，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学问，是外在的，可求得;孔颜乐处之“乐”，是孔颜这样的圣贤才有的内心的丰富的精神感受和思想境界，学者是不可能抵达的。——圣贤之“心”可体会，却不可抵达;与其求别人，不如在内心自求。所谓自求，就是去蔽。“等到抛弃了私欲，天理运行心间，心广大浩瀚而身安详自如，坦然面对天地鬼神，这个时刻不求乐而乐在其中。”

　　私欲去——天理运行——乐在其中。这才是士君子的修养途经。

　　不赞同吾冔“求乐”说，而为题写“求乐”匾额;为题写“求乐”匾额后，又作文去论辩。前者算是徇于友情，后者却为辨明义理。和而不同，内方外圆，在庄先生，这算是一种生活智慧。

　　吾冔临终前，自作一赞：“浊质浊气，去拘去蔽。一点灵光，依然尚炬。”命其孙子吾谨书之，语毕，命终正寝。

　　去蔽而呈灵光，吾冔这一人生追求，或许就是发轫于求乐亭那场讨论吧?

　　求乐亭，以及《求乐亭记》碑，今人可以找一个地方重新建立起来。这样做，既有纪念历史人物的意义，也有提高今人思想境界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2022年7月19日

①据庄昶《求乐亭记》， 亭建于成化九年，自李维樾《崇祯江浦县志》及其以后几种县志皆以为建亭于成化十五年，或立碑于十五年。

②诗见郎廷泰《康熙重修江浦县志·艺文》。

③原文见《定山集·送掌教归养序》，略改以通顺。

④据《江浦埤乘•卷三十八•古迹下》，明成化十二年，庄昶在浦口清江门外建清江别业。建亭时弟子兼好友林光适至，因以名焉。清江门：浦口城南门，弘治、正德间倾入长江。

⑤事见《定山集·卧林亭杂诗》，诗末有注：“吾景端为余大书《独乐园记》于卧林屏风。”

⑥ 胡昉：浙江萧山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八年（1495）任江浦县令。吾冔修成大成殿在成化十二年（1476）本文作于弘治十二年（1499），故文中有“先生致政二十余载，厥功之伟，曾未有记之者，于是不能为一言以志诸石以传诸后，不几于没人之善乎？”之句。为便于读者理解，此处略有改动，原文见李维樾《崇祯江浦县志》。

⑦勒石立碑或许在吾冔去职后之成化十五年。这样才能明白诸县志何以误记建亭时间为成化十五年，而非庄昶《求乐亭记》所记吾冔任职之初（成化九年）即建亭。

⑧原文见《江浦埤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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