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老人如何参与村庄治理？

读《新乡土中国（修订版）》，不自觉地会让人想到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而《新乡土中国（修订版）》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握了时代背景，也就是书名中提到的“新”字。就像修订版的特别之处，在每一篇文章后面，都有修订关键词和一篇小文章。修订内容里增补了农村新变化，增添了作者对农村的新理解。

在世纪之交前后，农业税取消后，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力度不断加大，大量资源输入到农村，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变成了招商引资、向上跑项目，但农民们却越来越被排除在村治之外，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变成了毫无干系，而这一点与村民自治、村民主体性相悖。我比较认可作者对于老人和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思路，现在留守在农村里的以老年人为主，数量居多。这是现状，也是村情。以老年人为代表的农村边缘群体的价值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即使将他们组织起来并不是有关村庄公共事务的讨论，但起码能给以后向公共事务转轨提供人情基础。他们需要一个窗口来解放自己，来寻求精神追求的满足。

随着乡村老龄化趋势明显，在村庄内部，理事的是老人，务农的是老人，活跃在各个公共场合的还是老人。但是由于村务的决策透明度不高，老人内心的想法没有用武之地，导致在决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偏差。所谓的老人治村，其含义就是多让一些有德有才，有威望的，积极性高的老年人参与乡村的村庄治理，协助村干部治理乡村。这些老人大多家庭状况良好，参与村治基本也是志愿性的义务服务。

虽然村里的老年人属于农村边缘地带的边缘群体，但是他们却十分关心村庄的发展状况，正如在这本书中，贺雪峰先生写道：“自2002年开始在湖北荆门和湖北洪湖4个村倡导成立老年人协会，效果极好。”他的老年人协会建设的实验，活动内容主要有：空闲时聊天打牌，参与红白喜事，举行文艺表演，参与村庄民事调解和村委选举活动。这样提高了老年人在农闲时间的生活品质，激发了老年人生活的热情和积极性。只要对外界给他们一点点支持，就会展示出很强的合作能力。随着老人参与村治的能力提高，在村庄事务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影响着乡村社会未来的发展脉络和社会图景。

老人参与村庄治理有其必要性。从社会背景上看，社会呈现出“半熟人社会”的发展模式，亲缘、血缘和地缘的联系被破坏，村民逐渐“被原子化”了，市场经济的渗透也瓦解了传统的人际关系。从历史文化上看，受之前长老政治的影响，村庄中老人的议论有时会引导村庄的舆论。从现实原因上看，村庄事物的繁杂，老人的实战经验丰富，追求社会化价值的目标等等这些吸力和拉力都会激发老人治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一）新乡土中国为什么需要老人

“长老政治”，既不同于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也不同于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的同意权力；更不同于发生在激烈社会变化过程中的时势权力；而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具有教化性的长老权力。“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出于悌”，逢着年长的人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传统的基层治理依靠长老，老人治村正是源于这一传统，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精英通过“德”来教化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当代社会中老人的作用并未完全消解，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可能会引导村庄的舆论，在有些时候发挥的作用甚至比村干部还要大。

那么，在新乡土中国，为什么需要老人治村呢？

1.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老人还是“熟人”

费孝通笔下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整个社会依靠农业谋生，人是粘在土地上的，正是社会的这种不流动性使得村民之间的联系密切，呈现出“熟人社会”的模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贺雪峰将当代21世纪的中国乡村社区总结为“半熟人社会”，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不断下降，“因为村民之间的互不熟悉，他们对村中可以替代现任村干部的能人也不熟悉，而无法将那些他们不满意的村干部选下去。村民之间的不熟悉及村民与村庄能人之间的不熟悉，对选举产生重要的影响。”“农业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进一步导致农村社会的陌生化和疏离化，依托于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解体。”

2.从社会的“高度关联”到“被原子化”，老人联系家庭

因为“传统的宗族联系解体了，血缘联系弱化了，地缘联系被破坏了，利益联系尚未建立且缺乏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村民因此在村庄内部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村民已经原子化了。“被原子化”了的村民，开始出现了“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快便暴露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的理性算计之中。”在村庄的内部，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存在，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所有人考虑问题都是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村庄秩序就会变得更加混乱。

3.从“安土重迁”到“人口外流”，老人仍然在村

传统的乡村强调“生于斯长于斯”，世世代代都与这片土地相黏，熟人社会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缓慢。但是在当代社会，人口严重外流，受到市场经济的渗透，每个村民都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个人利益复杂多变，社会关联度很低，旧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正在解体，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变得薄弱，传统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就会产生更多的社会纠纷，使得整个社会的治理朝着无序化的方向发展。

（二）老人为什么能治村

老人之所以能够治村，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村庄事物的琐碎复杂

在21世纪之前，村干部的职位不仅有治理权，还有丰厚的补贴收入，有权又有钱的差事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随着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潮流兴起，传统农业产值逐年下滑，而从事其他的劳动生产成为获得财富的主要来源，年轻的精英劳动力着眼于外出奔波获取财富。村务的繁忙复杂，琐碎细小以及报酬不高的特点，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较小，而那些德高望重的，负担较轻的，有充足空闲时间的退休老人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细致，就被留下来为村庄进行发光发热，继续服务，使得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2.老人的实用经验丰富

他们在一方面可以维护老人权益，调解矛盾纠纷。比如在处理子女不孝，婆媳不和等家庭矛盾问题的调解上很有一套。其速度之快，能力之强可以有效防止村庄矛盾的产生。另一方面承担村庄公共责任，宣传国家政策。在红白仪式上需要老人这种有经验的长者的存在，出头组织和召集村民帮忙出力。在村里的公共项目落地时也需要有威望的老人从中协调，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让整个村级治理处于有序的状态之中。传统型村庄村治事务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有经验、有才能、愿意为村庄付出的老人参与。

3.追求社会性价值的目标

“我们将农民价值分为三个层面，即本体性价值、 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社会性价值是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生活意义的价值，社会性价值要处理的是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问题。基础性价值则是人作为生命体延续所必需的生物学条件，包括衣食温饱、口腹之欲、食色之性，这方面要解决 的是人的生物本能和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按照这个分类，老人治村是为了追求社会性价值的目标，通过奉献自己的才能和经验为村民服务，为村庄做事，能够获得村民的认可，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面子，赢得尊重，增强权威，提高社会威望。这种社会性价值是老人愿意参与村治的动力源泉，也可以充分调动村民老人的主动性，培育农民的主体性，让村民真正的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美丽的村庄家园。

老人参与村庄治理有一定的优点，能够促进村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但是也存在弊端，老人的认知能力和执行方法的弱化都会影响村庄治理的效能。

（一）老人治理村庄的优点

首先，促进项目建成，协调资源下乡。老人治村可以帮助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如果在选址，征地和监工等方面没有处理到位，就会产生“烂尾”工程，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就需要参与村治的老人精英自愿为村庄的项目落地做义务工，利用自己的权威和人脉来协调纠纷，以较低成本产生较高的效益。

其次，促进村庄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每个村里大多都有庙，每年就会围绕着这些庙来搭台唱戏，老人用自己的闲暇时光付出一定的精力为村庄服务，推动庙会的正常举办，合理安排去世老人的葬礼，这种村庄中重要的活动都是以老人为主体的志愿服务队伍和村干部队伍来维护举行的。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私付出，才促进了乡村文化事业的繁荣。

再次，维护村庄秩序，统一村庄规范。其一是协调村庄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团结。家庭内部团结，邻里关系和谐，整个村庄才会稳定。可以通过“大喇叭”讲出来，反复强调，公开宣传，让每个人的行为都符合规范，否则村庄的内部舆论也会如洪水猛兽一般让人无地自容，碍于面子立即改正。其二是扼杀村庄内部的人情攀比之风。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乡村治理要抓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大专项治理力度，解决好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突出问题，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人情成本很高，让许多村民入不敷出，生活苦不堪言。红白理事会就可以抵制这种不正之风，对于那些大操大办的人就可以拒绝帮忙。在红白理事会中工作的这些有权威的老人就可以遏制铺张浪费的风气，给整个村庄营造一种朴素节俭的良好氛围。

最后，践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

（二）老人治理村庄的弊端

主体的认知能力很大程度影响政策的执行。老年人的年龄因素让他们的记忆力和反应能力上存在一定的差距，身体状况也日益衰退。他们的知识结构大多处在小学和初中水平，受教育程度不高，思想固化不灵活，对于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够准确到位。

主体的执行方法也会影响政策的执行。老年人会碍于错综复杂的人情社会和维系家族关系而魄力不足，缺乏强力推行的手段和勇气，也会受制于之前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没有进行革新的动力和勇气。更多地采用了传统方法，没有去吸纳接受新事物，这必然会给村组织的绩效产生负面影响，错过村级事务治理的最佳时机。与年轻的村干部沟通不畅，村组织里的年轻人有知识有文化，代际沟通困难，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难题向上传递困难，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使村庄内部矛盾加剧，村级治理能力下滑。

十九大报告提纲挈领的指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这说明乡村治理有效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更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做出部署，提出“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不断健全以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调动包括村民在内的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乡村治理，通过村民自治实现乡村善治。

但有一些沿用旧思维、老办法的村庄总是认为老年人的思想保守僵化、观念落后于时代、行动步伐迟缓，将他们视为村庄治理的“累赘”。其实，如果将老年人加以善用，发挥余热，将阻力化为推力，他们就可以成为村干部坚实可靠的“左膀右臂”，变成乡村治理的财富。我们要看到村庄内部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善于凝聚村庄贤人的才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时俱进地改进工作方法，下活乡村治理这盘棋、走好乡村振兴这条路。

（一）赋予老人治理权，与村干部相互配合

老人参与乡村治理是需要合理性身份和合法性地位的，否则会被别人理解为“多管闲事”，让那些非正式的自治组织拥有一定的合法权，赋予参与村治的身份，获得调动资源，解决纠纷的治权。

让老教师，老党员，老干部等“五老”发挥余热，与村干部相互配合，支持他们的工作，在办理一些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时给予帮助，运用自己的经验去调解民间纠纷，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建设和管理农村的成本，还可以更高效的维护社会治安。这些村庄的老人精英相比普通村民的影响力要大，让他们积极参与社会自治和公益事业。不断构建具有全村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村庄精英，不断增强村庄精英在村庄里建功立业的动力，就会让“缺乏分层与缺乏记忆”的村庄变得更有活力，村民变得更有幸福感。

（二）乡土情结参与志愿活动

激发村民对村庄的主体感。“它触发了人们对村庄的责任与关切，这可能与农民在不在村没有关系：有主体感时，远行千里依然心系故土，飞黄腾达要衣锦还乡回馈父老，最终还要叶落归根；丧失主体感后，即使身在村内心也在村外，村庄如何与己无关，自己得意失意也与村庄无关”。

激发村民的共同体意识。为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精英修建纪念馆，在村志里面记录他们的丰功伟绩供后人敬仰，获得更多的价值性收益，活得更有尊严，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参与进来，支持村庄事务。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村庄可以借鉴湖北的经验，成立老年理事会，让部分辈分高、有威望、想法多的老年人参与乡村决策和治理，让他们在农村公共服务的建设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将曾经那些喜欢“挑事”的“大社员”转化成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和村级治理的带头人，提高全村的凝聚力。把那些涉及到村民切身利益的事情，让老年理事会全程参与讨论。这样不仅增强了重大事项决策的透明度，而且提升了老年人的参与度和组织化程度。

通过老人治村来完善村庄善治，主要工作是协调在项目落地时因土地调整而产生的村民利益纠纷，尤其是针对谋利型“钉子户”，德高望重的老人精英可以利用自身的权威来调解村民间存在的利益纠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会比单纯的利用现代司法系统进行干预来得更直接有效且成本低廉。另外，像红白仪式、建庙唱戏这类的文化活动，需要一批拥有志愿服务意识的老人队伍，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权威和才能用较低的成本完成村庄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丰富自己的社会价值。

总之，该书是对当下的中国乡村所作的调查，由一篇篇短小的调查笔记构成。60多篇作品使活生生的处于转型期的乡村全景图历历在目。作者从村里的半熟人社会、农民的合作能力、村庄精英的谱系、农民负担机理等等作深入地分析，都促使读者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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