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建立于1368年，首都南京，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朱由崧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返回留都南京，直至1645年。大明王朝是华夏民族又一个真正实现了统一的封建王朝。

再说到了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曾向大臣们自豪地说：“自有天地以来，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中国四裔之防。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诸蕃，莫不来享。” 经过30年经营，大明王朝已经树立起万国来朝的东方大国形象。

在东南亚及南亚各国朝贡过程中，大明王朝也不是只接受供奉，而是以主人翁、宗主国的姿态与这些国家交往，对他们实行赏赐式回赠；对一些动乱不安甚至胆敢冒犯边境的藩属国，耐心调停与重拳出击并重，既维护了宗主国地位，又起到了以华夏文化“爱民重道”来积极引导藩属国的作用，从而形成鲜明的外交特色。

一．《大统历》是明王朝赐予蕃属国的重要法物

据《明史•历志（一）》记载，元代进士刘基（字伯温）于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受朱元璋礼聘后，曾上书陈述时务十八策，倍受朱元璋信任。

刘基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1368年明王朝建立，即以太史院太史令身份向朱元璋呈上《大统历》。

《大统历》作为新政权制定颁布的历法，为明王朝的华夏正统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既保证了新政权的合理运行，也为新政权对外宣传交流提供了重要法物。

明朝政府在与番邦属国交往中，十分注重由皇上亲自赐予对方以《大统历》，意味着向这些藩属国颁布了以明朝为主的历法，使他们的纪年按照华夏正朔来运行，以进一步树立起明王朝宗主国地位和形象。

有的国家虽然与明王朝不存在主权国与臣属国关系，但通过赠送《大统历》，也可以达到宣传中国文化、树立东方大国形象之目的，这一点，在郑和七次航海过程中体现尤为明显。

明朝向藩属国赐予《大统历》，有时是与对该国国王的任命书同时进行，有时是与其他回赠品一道朝廷，有时则单独进行。

赐予范围同样涉及到东北亚四国.如洪武二年（1369年）任命高丽国王王颛时，在由使者送去金印诰文时，朱元璋又赐予王颛以《大统历》；洪武四年（1371年）赐予日本国王良怀以《大统历》；洪武五年（1372年）赐予琉球国使者以《大统历》。

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大统历》赐予，其记载更是随处可见。

洪武二年六月，安南国（越南古称）国王陈日煃(kuǐ)派遣使者到达京师南京，朱元璋命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二人又随使者前往安南，宣读大明皇帝圣旨，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予王权象征的“驼纽涂金银印”，同时赐予《大统历》。到了嘉靖十九年（1540年）,又再次赐予《大统历》。

洪武二年，朱元璋又遣使到占城国（今越南境内）宣传明王朝建立。在明朝使者还没有到达前，占城国国王阿答阿者就已经先派人到明朝京师来奉表庆贺了。朱元璋大喜，连忙重新派遣使官持钤有皇帝玉玺的诏书，带上《大统历》及文绮、纱罗等，与占城国使者一道来到占城。

占城国王在得到明朝皇帝册封赏赐后，又派使者来朝贡，于洪武四年呈给朱元璋一张长一尺多、宽五寸、由黄金制成的奏表，盛赞大明皇帝“抚有四海，如天地覆载，日月照临”。并恳请明朝皇帝用金印将他册封为国王。

洪武十二年，大明王朝又赐与占城国国王以《大统历》，同时令占城国与安南国修好罢兵。在稳定当时的国际环境及周边局势重大问题上，明王朝发挥了重大作用。

据《明史•外国列传（五）》记载，占城国居南海中，是周王朝时期的“越裳国”。

“越裳”亦作“越尝”“越常”。《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

东汉王充《论衡·恢国篇》中有“成王之时，越常献雉”语。

秦朝时，占城国称“林邑”，西汉时称“象林县”，三国东吴时称“越裳县”，唐代称“占不老”或“占婆”。因其国王所居之地叫“占城”，后来即以之为国号。

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安南国攻破占城国，执国王及家属五十余人，劫印府，大肆焚掠，遂据其地，将占城国改为“交南州”。后双方又不断爆发掠夺与反掠夺战争，明朝政府多次出面调解无效，最终占城国被安南国吞并。

一直到了清代嘉庆1803年，安南国向宗主国中国提出请求，要求改国号为“南越”，取“安南”“越裳”各一字。嘉庆皇帝经过慎重思考，赐予其国号为“越南”，并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这就是“越南”国名的由来。

束有春2026年4月17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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