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文经济课堂(ID:HES1929)

我以前中学学历史,历史书上说,王安石变法由于触犯了权贵和大地主的利益,最后失败了,没有能够挽救北宋。

当时我也不懂经济学,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北宋的灭亡,完全是因为皇帝愚蠢短视懦弱,没有坚持王安石变法导致的。

不知道现在的历史课本是怎么评价王安石变法的。但从网络上看,不少人跟我那时候一样,认为北宋灭亡是因为没有坚持王安石变法。

更有很多人认为,王安石思想观念太超前,不为时代所理解。他们认为,王安石的一些做法,很接近“现代金融理念”。经常看到有人说:“如果王安石的主张得到推行,那么宋朝必然辉煌而绚烂。”

几年前流行的穿越小说《新宋》,讲的就是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北宋王安石时代,借助超越时代的知识,比王安石变法更现代,折服了王安石等新党,开开心心改造宋朝。这书我没看完,但从它受欢迎的程度,看得出来王安石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

然而,事实却是相反的,是王安石变法葬送了北宋。

不是王安石变法停下来了,北宋才灭亡,而是北宋灭亡了,王安石变法才停下来。

北宋那个时候,问题很多。简单来说,就是三大冗:“冗官”、“冗兵”、“冗费”。朝廷开支太大,捉襟见肘。老百姓负担沉重。

其中,“冗兵”的造成,来自宋太祖赵匡胤的理念:把可能作乱的人招进军队养起来。结果军队越养越庞大,但战斗力却不行。

面对这种困局,该不该改革?当然应该改革。

王安石就是在这个时候崛起。

支持变法的人被称为“新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被称为“旧党”。

从名字上看,“旧”嘛,一定是不肯承认现实、阻挠一切创新的,那还不是搞糟国家?

的确,旧党有守旧的一面,但守旧不一定就是错的。当他们反对的是更糟糕的“新意思”时,他们就是对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就经常说,新的经济学思想,不一定就比旧的经济学思想更对。

北宋究竟是葬送在旧党手里,还是葬送在新党手里?

先不谈理念、政策,先简单地看一下北宋末期的年号时间线吧。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第二年(1068年),改元熙宁,开始任用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是古今君臣罕见的。有人说两人如同一人。王安石在党争上特别执着,开大肆整人之先河,旧党全面失势。例如,王安石曾指使人诬告苏轼贩私,这是要把苏轼往死里整。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已经十分严重。一个小官郑侠画《流民图》,宋神宗见了,对变法有部分后悔,罢了王安石的宰相之位。

然而,尽管王安石被罢相。朝中却仍然是吕惠卿等新党的天下。王安石是人去政不息。

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又再次拜相。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因病辞去相位,但朝中还是新党主导。

然后是宋神宗的另一个年号——元丰,又经历了8年,宋神宗去世,旧党才迎来翻盘。

宋哲宗登基,高太皇太后(宋神宗之母)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元佑。司马光等旧党才得以重新掌握权力,还击、清洗新党。高太皇太后废除王安石变法,史称“元佑更化”。这时候的旧党史称“元佑正人”。元佑共8年(1086-1094)。

1093年高太皇太后病逝,憋了很久的宋哲宗改元绍圣(1094-1098)。绍圣这个年号的意思继承他父亲宋神宗的圣哲变法。章惇等新党还朝,全面清洗旧党,并且对旧党的打击,要比旧党的还击严酷得多。

宋哲宗还有一个年号——元符(1098-1100),然后去世。

宋徽宗登基以后,请同情旧党的向太后(宋神宗之妻)临朝听政,两人分享权力,年号为建中靖国(1101),这个年号的意思是调和新旧两党。旧党部分得以重返权力中心,新法部分得到纠正。

但可惜,向太后很快去世。宋徽宗改元崇宁,意思很明显,就是推崇熙宁年间的变法。蔡京为首的新党再度占有压倒性优势。

“元佑正人”变成了“元佑奸党”。新党还把他们的名单刻碑,“牢牢钉在耻辱柱上”。

此后宋徽宗还改了几个年号,对旧党有过部分宽容(体现在年号上,有政和、宣和等年号),但整体上,直到1125年,始终是新党得势。

宋钦宗年号靖康,只有两年(1126-1127),当时要应对金国的攻击,来不及调整内政。

从1068年到1127年这近60年间,旧党得势的时间才10年左右,其他50年都是新党(王安石——章惇——蔡京)掌握权力。

所以,看时间线,是谁葬送了北宋,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王安石变法的设计是非常好的,但是下面的官员执行中走了样,才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王安石变法的设计,仅有小部分可取之处,整体上非常糟糕,幸好下面的官员执行中走了样,要不然为害更大。

旧党只是因循,而新党则是控制狂魔。王安石变法的整体设计,就是控制、干预、与民争利。什么生意,新党都想控制在官府手里。

有一个段子说,有人向王安石献“奇计“,说抽干梁山泊的水,可得耕田800里。

好大喜功的王安石大喜,但也发愁一个问题:梁山泊的水抽到哪里去?

史学家刘贡父在旁边说:好解决。再在旁边挖个800里的泊装这些水就可以了。

王安石尴尬一笑。

今天的人读到这个段子,大概马上就能想到凯恩斯主义吧?

北宋人的多个文集里记述了这个段子。此事不知是否为真,但这个段子很好地揭示了王安石思维中的严重缺陷:他无法把事情的正反两方面综合起来思考。王安石一辈子,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维缺陷。

例如,“新法”中的青苗法,是官府放贷。王安石以为,这能缓解老百姓的资金困境。

他没有想一下,官府放贷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向老百姓征税而来。把老百姓的钱收上来给老百姓放贷,和挖一个新的泊来装梁山泊的水有什么区别呢?与其如此,不如减税、放开民间金融,老百姓的资金困难自然会缓解。

并且,官府增加了放贷事务,必然要增加人手,“冗官”问题只会加重。

再加上,新党变法的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在新法KPI考核下,地方官员只能强行向老百姓摊派高息贷款,这并不是地方官故意执行走样,而是上面强加的。

又例如,王安石试图裁撤军队,解决“冗兵”的问题,这本来没有错。

可是,王安石又想到,怎么弥补军力下降的问题呢?他还是挖个新的泊的思路。

这个新的泊就是保甲法。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以此来补充军力、维护治安。

他自以为又节省了军费又保持了军力。

但现代人一眼可以看出,这办法是既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又不会有任何战斗力。

其他如市易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都是国进民退、加剧“冗官”问题,并且增加老百姓痛苦的。方田均税法是增加税收的。

王安石变法,简单说就是“瞎折腾”三个字。北宋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到了新党的第三代首脑蔡京那里,除了这些常规的敛财之术,蔡京还铸造“当十钱”,大搞通货膨胀。

蔡京还早于凯恩斯800多年搞起了凯恩斯主义。他向宋徽宗提出“丰亨豫大”的理论,意思是要搞大建设、大享受,以此来刺激经济。

宋徽宗最欣赏蔡京的一点,就是蔡京从来没让他缺过钱花。

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代陈州知州写过一道劝谏宋神宗的奏折。

苏辙说得很激烈: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了?你拿现在的情况和以前比较一下,你心里没点数吗?你也表达过后悔,可你总是坚持错误,抱有侥幸心理,以为把错误坚持下去,万一得到个好结果也说不定。

苏辙的奏稿,指出了爱折腾者的普遍心态。

明明是自己的思路错了,但他们以为,怪就怪下面没执行好,只要对下面严加督促,就会出现好效果了。

他们没有让地方、民间、市场在动态中改错的思维。

王安石自己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展示的也是这种心态。

新党就是这样不断地在错误中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

以宋徽宗为例。

一种流行的说法说,宋徽宗醉心于艺术,耽误了治国。

其实不是这样。

宋徽宗这个人,始终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他早年也想做明君。

但“新法”搞得国事蜩螗,宋徽宗跟宋神宗一样,没有魄力改错,越来越回避问题。

到了他统治的后期,刚开始,对于问题,他的口头禅是“且待商量”。后来问题更大了,他的口头禅变成“却又理会”。最后感觉问题实在解决不了了,他的口头禅变成“休!休!”

新党还好大喜功,喜欢搞军事投机。

对宋辽盟约,旧党一直是维护的。正因此,宋辽之间,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这很难得。

当宋徽宗得知辽国遭到新崛起的金国的进攻时,他非常希望借由一场军事投机来掩盖内政上的极度失败。他派人从海上绕道到金国,和金国相约夹击辽国,史称“海上之盟”。

宋徽宗对辽背盟的决策,得到新党的普遍支持。(此时被边缘化的蔡京,倒是表达了微弱的反对。)

可是新党已经搞得军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北宋的虚弱暴露在金国眼皮底下。

最后的结果,北宋灭亡,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被俘虏到金国。

南宋检讨了北宋的错误。

王安石变法、新党葬送了北宋,这是南宋的定论。

宋高宗有一句名言:“朕最爱元佑。”就代表了他的态度。

南宋之后的知识界,主流舆论也都认为王安石变法葬送了北宋。

王安石赢得了“拗相公”的外号。

在民间故事中,饱受新法之苦的老百姓,喂猪的时候,叫唤:“王安石,来吃。”微服的王安石听了,羞愧不已。

在稗官野史中,宋徽宗的军事投机失败之后,蔡京被流放,但是一路上老百姓都不卖吃的东西给蔡京,蔡京病饿而死。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改革”?

并不是所有改变都可以叫改革。

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其实已经揭示了,改革,应该专门用来指放权、尊重市场、让利于民。

历史学者汪圣铎等人指出,像桑弘羊、王安石这一类人,不应该叫改革家。对他们更合适的称呼,是“财臣”、“聚敛之臣”。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城市号系信息发布平台,城市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