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了不同时期的农民问题，是其一生最富创造性的伟大贡献之一。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他说，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


他从中国革命成败的战略高度，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阶级只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就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毛泽东在他一生的伟大实践中，始终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大革命时期，当反动势力和国民党右派大肆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时，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情歌颂农民运动的伟大功绩，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是“革命先锋”。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坚定地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他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他把人民比作上帝，共产党人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去感动人民这个上帝。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强调要走群众路线。他说：“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结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像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他还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经常说的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得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对于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毛泽东绝不姑息迁就。在延安，驻于小砭沟口的中央警备团想盖一座平房，在延河边占了农民二亩平地。要知道，陕北高原大多是山坡地，二亩平地那可是老乡的心尖子。被占地的农民表示抗议，但警备团却置之不理。于是，这位农民就给毛泽东写信反映。


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命令警备团停止建房，将土地归还农民。为此，他专门批评了警备团，说：作为警备团，应该最体贴人民群众，最能为人民利益服务，怎么能干出这样的蠢事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警备团退回了二亩平地，并向农民赔礼道歉。群众高兴地说：“毛青天来了！”


毛泽东来自农村，出身农民之家，是农民的儿子。无论在任何时候，他总是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早在1919年7月，他就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战争年代，他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就必须通过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帮助群众解决了实际问题，就会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把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一个关系到能否保持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大课题。


如何处理群众矛盾和干群纠纷？毛泽东指出：“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没有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的话发人深省啊！


来源：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选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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