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究竟为谁而兴？贺雪峰教授之问也是笔者长久的疑问，如前段时间农业部发文，“指导地方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明确退出承包地农户的主体资格，稳步探索建立农户承包地退出机制。”不禁疑问，退出后的土地给谁种？农村究竟要留下什么样的人？

尽管沈荩不是死于因言获罪，但当时的革命宣传者们，却按照自己的需求，把沈荩和《中俄密约》联结起来，树立了一个言论自由的英雄。而在《苏报》案中，西方诸国为了维护“治外法权”，也把这个案件当成借口，让沈荩案成为中国近代言论大案。

明朝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登内阁”的规矩。意思是，只有在科举考试中表现十分出色，亦或是被皇帝选中的进士们，才有资格在翰林中任职。在元朝之后重构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儒学士人扮演着较前代更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构成文官集团的主要来源，而且成为民间社会的价值引导者。士人在明朝社会政治中的这种结构性位置，使他们得以深度参与国家治理。基于此，明朝士人的从政精神不仅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好坏，更关系到时代的治乱。那么，明朝官场究竟什么样？士人与朝堂政治又有怎样的关系？

与中国一样，日本这个东亚岛国自从打开国门之后，也进入了惊涛骇浪的现代化大转型。这一路百折千回，走得好辛苦，既有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荣光，也有过沦为被占领国的至暗时刻。那么，它是什么时候才顺利穿过“历史的三峡”的呢？

商鞅之术在中国有那般顽强的生命力，真是令人窒息。然而商鞅虽恶，却不过是迎合帝王。后代帝王并无商鞅，却用其术，这不是商鞅一个人的败坏，而是延续几千年的整体堕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历代治国者并不愚蠢，他们不断汲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但吊诡的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充分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却仍然难以逃脱历史的惩罚？

正是小平同志这种捂紧钱袋不乱撒钱，把中国的钱用在中国人民身上，用在中国经济发展上的务实精神，再加上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从而让中国走上了富强之路。

最令人好奇的是，税务局的官员开设企业，盈利模式是什么？用自己的关系人脉做生意，他们究竟做什么生意呢？这其中有什么猫腻？而在别的地方的税务部门，有没有类似以权谋私的腐败？

中印冲突和莫迪政府对华示强外交存在两个背景：印中关系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印国内政治生态的右倾色彩。此次冲突再次表明，两国现行的互动机制正面临效能衰减，难以平稳处理两国复杂关系。如果要重启两国关系，必须对当前互动结构进行重构。

古今中外，历来的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当俄国农奴制走进死胡同时，彼得大帝发起改革，组织庞大的出访团巡访欧洲，而他自己则化装为一个普通团员随团学习。清末，当中国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时，也于1866年派出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西方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吹入国内。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大门总是时开时闭，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乡镇政府的稳定性与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改革乡镇治理，已经争论多年，但无论用什么方案，都躲不开一个核心问题：钱从哪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