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同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乡村振兴的主体并非分散的个体农民，而是且只能是组织起来的农民。一旦农民组织起来，村社集体就可以成为对接国家资源、激发农民积极性、建设美丽乡村中最重要的具有主体性的平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也就有了希望。

过去我们常说，教育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历史和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它：新中国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钱学森们，毅然冲破重重阻力，纷纷回归，报效祖国；而如今，我们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却纷纷跑到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去接资本主义的班。如此看来，说什么培养这样那样接班人，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科学。我认为，教育像科学研究一样，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没必要给教育强加什么政治使命。

基层有这样一种现象：在方针、政策或工作任务下达后，下级部门在完成最低限度的标准的基础上，会主动增加任务要求。人们习惯于认为，对上级布置的任务，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加压力，适度打一点“提前量”，确实是工作积极主动的表现，同时能够推动政策目标的实现。但若动机不纯或没有立足实际，频繁盲目地“主动加码”，则可能有形式主义的隐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对“主动加码”这一行为加以透视和引导。

易学习，也无法成为沙的心腹，但沙会在一定情况下重用他，能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彩来，还是要看易学习自己。聪明人有的是，但刚直不阿、性情坚定的人，也不是不能做出一翻大事业来。

少数基层干部对媒体进行所谓的“围猎”，即封锁负面新闻，阻挠媒体进行合理监督。这一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少数基层干部存在缺乏应有的媒体素养，不擅长应对媒体的问题。

概括一下，试点能够积累经验、测试效果、突破障碍和缓冲压力，是推进改革的有效途径。

这些不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而是教育的中国问题，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但如果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政府不全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单独要求学校将教育办好万万不可能。

任何一项改革都遇到这个问题，任何改革要等到统一认识得到一致认可，或者得到批准后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

枫桥经验的核心不是小事不出村，而是通过村庄矛盾内部化解形成了解决小事的规矩与秩序。

李克军有自己的一套为官之道和行为准则，如果上级的指令或要求对公共利益影响不大，他就选择对上负责；如果影响很大，就宁可与上面对抗，也要尽可能维护住公共利益，对下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