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讨厌洋人的群体，就是八旗人。北京的禁卫军神机营、前锋营、火器营、健锐营，宫廷的护军，在痛恨洋人方面，更是拔了头筹。这么多年跟洋人打仗，无论对付的是西洋还是东洋，八旗兵好像都没怎么上过阵。往好了说，是因为他们比较金贵，轻易不能用，往坏了说，就是没有用，上不了阵。不用上阵打仗的军人，口气大，好言战，这是规律。八旗也是这样，在家门口说起打洋人，头头是道，好像只要皇帝用了他们，就可以灭此朝食似的。

闪婚闪离现象的出现并非仅仅是年轻人个体的原因，其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原因。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现代化和市场化背景之下年轻人个人观念的改变对其婚姻观的影响，这一话题值得好好挖掘。

乡村改革务必避免把乡村变成“城市剩余资本”投资分肥的竞赛场，如果只有少数精英、商人、能人大户从中获益，就违背了乡村振兴的初衷。农民利益必须“止损”，农村一切工作都应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加以审视，同时应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组织化程度，增强话语权，提高谈判地位， 保障和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干部队伍中，耍心眼、看眼色，不唯实、只唯上，甚至甘当二传手、混日子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伊斯兰主义者认为，政治的关键是“社会道德”，而不是制度。这在政治实践中意味着宗教领袖的绝对权力和许诺建立人间天国——伊斯兰化的道德乌托邦，其实质是传统的精英主义和人治，与现代的民主主义与法治相悖。这是典型的由超凡魅力领袖建立的救世主义激进革命型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伊斯兰革命本身的产物，有利于推动革命进程，但迟早会面临救世主义乌托邦破灭和新的社会政治现实的挑战。

领导重视是中国科层制运作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注意力分配方式，对推动政策落地具有重要影响。

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一旦农民和所有阶层都依赖国家时，国家从哪里来钱就成了大问题啊。

中国乡村的变迁，是迭代而不是换代，要宜居还需要宜业，保障食物更应有多种功能。因此，精准把握未来乡村建设的发展走向、功能定位、价值逻辑及思维方式，是乡村振兴稳步推进的关键。

因为传统不完全是形式，形式当中蕴藏着一代代人的情感，这是我们文化和生活中最珍贵的部分。

陕南高山移民搬迁举措本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不能把这件好事办成了“口号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徒有其“表”，不究其“里”。百姓只有“安居”才能“乐业”，陕西省也对陕南移民搬迁工程提出了总体要求：“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但如果我们让山区的民众搬出了，却不能起码做到让他们“安居”，又如何让他们“乐业”，继而真正脱贫致富呢？龙城首府虽然只是岚皋县高山移民的一个安置点，但也不应成为一个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