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包括救治和隔离这两个关键环节。隔离既包括将传染病人从社会中识别出来，并采取措施将其从社会中隔绝开来，也包括限制人口流动，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隔绝。因此，隔离不仅是医学实践，还是一套技术装置，它在建立新秩序。以“隔离”为核心的疫情防控策略是否可行，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疫情“新秩序”的适应性。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矛盾在于，人们要维持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往往是建立在反社会机制基础之上的。比如，隔离往往是激活“以邻为壑”等反社会机制的催化剂。春节前，河北邯郸的一位村支书，公开表达要赶走处于疫情中的“河南(安阳)人”。而事实上，疫情爆发两年来，不少地方公开歧视来自其他疫区的返乡人员。武汉疫情爆发后，笔者有多位返乡学生在老家被封门拉横幅，横幅上用大字体写上“此户有武汉返乡人员，禁止出门!”。

　　运用大喇叭、拉横幅以及举报等方式，通过激起民众的恐惧来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是典型的社会排斥机制。疫情防控将流动人员和固定人员区隔开来，并将“流动”本身视作社会安全的风险因素，无异于否定社会的流动性。然而，流动本身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性，对流动人员的警惕，必定会侵蚀社会信任，影响社会秩序。

　　比如春节返乡期，是每个中国人表达亲情和乡情的关键时期。但是，一些地方在疫情防控中却层层加码，变相阻碍人员返乡。绝大多数省份对于来自外省的返乡人员，哪怕是最低层次的放开措施，也存在加码行为。比如，对于有中高风险区的所在县市的低风险区返乡人员，实施居家医学观察和核酸检测；对于从未发生疫情的地区返乡人员，则提供48小时核酸证明，且返乡后还要做核酸检测。而很多地区，加码的程度更高，对哪怕是只发生一例疫情的低风险区返乡人员，也采取劝返措施。

　　中国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社会心理基础是家庭和家乡。当个人遇到人生挫折时，家庭是港湾，是可以提供心灵安顿的场所。而在外拼搏的人，成功可以荣归故里；失败了可以返乡退守。也因此，村庄对那些离乡人员的主流心态是接纳和团就，社会排斥并不适用于这些流动的“自己人”。

　　笔者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处时比较过各地对返乡人员的心态。总体上，村庄内部竞争和分裂占据主导地位的村庄，很容易对返乡人员采取公开的排斥措施，如封村堵路，封门，乃至于采取强制干预措施，都是有可能的。这些排斥措施，不仅容易获得村庄内部分裂力量的支持，政府针对少数人的强制措施也有较强的社会基础。那些比较分散，人际关系原子化的村庄，则容易采取隐形的社会排斥措施，居民之间相互监视、举报盛行，但政府一般不会采取公开的强制措施。而那些社会整合程度较高的村庄，则会对返乡人员采取团结和接纳的措施，如会对返乡人员提供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提出要求，政府亦会采取容忍度较高的措施。

　　危机往往是催生社会分裂的导火索，也是加强社会团结的契机。在疫情期间，一个地方是加深了社会分裂，还是加强了社会团结，不仅仅取决于社会文化，还取决于政策，以及政策实施的技术条件。

　　客观而言，疫情防控实行“四早”原则，将流动人口以及感染风险及早识别出来，是必要的政策措施。但因识别的精准度不够，政府就只能依靠传统的社会动员方式搜寻信息。由此，关于人心的治理和政府的信息能力密切相关。

　　作者简介：

　　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钝角网”(ID：idunjiao) ，本文节选自作者《疫情中的数字治理，如何以人为本?》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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