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了“圆明园四十景”图中的诗词和文字，可以了解乾隆九年以前，乾隆的心迹，也了解了早期圆明园大致情况，这和清后期圆明园的情况大想径庭，尤其和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的圆明国有相当大区别，这是需要提及的向题，可以说乾隆当初执政时的心迹和执政中期以及执政后期有明显的不同。这种转变的过程和客观上发生的一列事件有关。要对乾隆的心迹要作全面的分析，从而寻找出他为什么会采取严酷残忍的文字狱?为什么要不断地修改《红楼梦》的原因。从其“历程”赖剖析其行动的根源，从而可以便众多不解的疑团得到满意的解释。

　　乾隆六岁开始读书，刚开始时并没有正式的老师，到五岁时雍正请了福敏作为他的启蒙老师。福敏是翰林院的庶吉士，康照三十六年的进士，他推崇程朱理学，而这程朱理学是冒辟疆一向推崇的。康熙和雍正也十分重视程朱理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福敏为人方正耿直宽容有度：“严气正性，凛不可犯，开心吐怀，廓丝无城府”。福敏对少年乾隆的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乾隆写的“怀旧诗·龙翰福先生”一诗中有反映：

　　忆年舞勺岁，皇考抡贤师。

　　即从师授经，讵惟习少仪。

　　循循既善诱，严若秋霜枝。

　　背诵自幼敏，匪日诩徇齐。

　　日课每速毕，师留为之辞。

　　以此信多信，忠益平生资。

　　谁知童时怨，翻引老日悲。

　　不失赤子心，能无缱倦思。

　　鸣乎于先生，吾得学之基。

　　由此可见弘历一生对福敏的启蒙之恩都是牢记于胸的，当时弘历的老师，还有受雍正崇信的张廷玉，他是康熙崇信的张英的儿子。张氏父子和冒辟疆均有深厚的友谊。乾隆了解自己的身世很有可能受到张廷玉的隐隐地影响。

　　此外，还有通晓水利的嵇曾筠。治理水患，兴修水利，这是冒辟疆及其祖上一向重视的民生工程。早在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下江南来到如皋认父，冒辟疆就向康熙提出治理黄淮要作为头等大事，这是涉及兆万百姓福祉的大事。康熙欣然答应，立即照办。已达古稀之年的冒辟疆推荐了孔尚任，还要自己的儿子冒丹书担任和康熙直接联系的上通下达的联络官。

　　冒辟疆不顾年迈之身，亲力亲为，为国计民生贡献力量。由于兴修水利，这为奠定康乾百年盛世打下了基础。康熙在他五十八岁时曾说过：“方朕八龄践祚之初，太皇太皇问朕何欲，朕对‘臣无他欲，唯愿天下治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年矣，未尝一日少拜，每思民为邦本，勤恤为先，政在养民，蠲祖为急，数十年来，除水旱灾伤例应豁免外，其直省钱粮次等通蠲一年，屡经举行，更有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者......朕一无所顾惜，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将安施乎?”暂且不论仅八岁的孩童已有胸中常惦念兆亿百姓的念头，康熙所施行的仁政和善举，和冒辟疆提倡的理念不是很相通吗?难道不是从同一个模版里刻制出来的吗?

　　乾隆的老师除了推崇程朱理学的福敏之外，还有著名的理学家朱轼和蔡世远，尤其是朱轼，他是康熙三十三年进士，为官清廉，深孚众望，经学造诣尤深，对乾隆的一生影响深远。

　　雍正对皇子用功读书规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礼仪制度，皇子必须出门迎接老师，应先拜老师，老师才答拜。每逢过大门，都要让老师先行，老师坐之后，皇子才可以坐。给来时写信，开头先要写“惶恐”二字，最后要写“惶恐再拜”四个字。

　　雍正的谕旨中写道：“诸皇子入学之日，与师傅备杌子四张，高桌四张，将书籍，笔砚表里安设桌上，皇子行礼时，尔等力劝受其礼，如不肯受，皇子向座一揖，以师儒之礼相敬，如此‘则皇子知隆重师傅，师傅等得尽心教导，此古礼也’。”

　　乾隆天资聪明，每为文，笔不停辍，千言立就，而文思泉涌，采翰云生。乾隆从读书日起，就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对读书导弹热爱，通过师傅的孜孜不倦的教导和自己消化吸收，初步构建起儒家价值取向为标准的伦理道德体系，他服膺孔子，推崇宋儒，在众多诗文中阐发“内圣外玉”之学。他坚信儒家“仁政”的正确，认为“治天下者，以德不为力”而且自己应该“虚己纳谏”这正是冒氏家族一贯提倡的家风。

　　乾隆在执政早期时，他提出“宽则得种论”。他写道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遐迩向凤薰德沐义，非仁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虽为二而理则一也。故至察无徒，一义责人则难为人，唯宽然后能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硬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

　　由此可知早期的乾隆认为要能以宽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致，成己大德。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他调整了雍正严猛政治留下的种种后遗症，采取了宽严相济，以严为主的策略，这是他的一种施政特色。

　　乾隆九年时，写下的诗文中有许多是关于“荷”的，他在另外写的“荷”诗中还有二句诗：“忆幼龄经读爱莲濂溪义解圣人前”诗后有注解：时扈从皇祖来山庄，曾于观莲所命诵《爱莲说》，并陈义解，皇祖深喜之，今余年七十有七，荏苒时光已六十五年矣。乾隆回忆道：“康熙六十年，予年十一，随皇考至山庄内观莲所廊下，皇考命予背诵所读经书，不遗一字，时皇祖近侍，皆在旁环听，咸惊颖异。”乾隆非但能背诵经书，能解《爱莲说》之含义，而且他武功也非常了得，百步穿杨，强弓射兔，几乎百发百中，康熙看见自己孙子十分有能耐，和自己类似，十分高兴，认为后继有人，所以特地赏赐乾隆一支神枪，乾隆视若珍宝，一直精心保存。

　　康熙病危，临终前，他对一向倚重的阁老马齐口授遗诏：“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这就是隔代封嗣，为乾隆后来继承皇位立下了遗诏。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乾隆对《爱莲说》有明确深刻的理解。这正中康熙的下怀。而乾隆对《爱莲说》能彻底把控，还不是他的师傅张廷玉了解内情，精心调教而得到的效果?当然内中也和胤禛的苦心孤诣精心地安排密切有关。

　　爱新觉罗·弘历是雍正帝诸子中最有才干的一位，少年时期的弘历，机智过人，深得祖父康熙的厚爱。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康熙出巡塞外，皇孙弘历随驾启从。弘历在登上皇位之后曾这样说过：“予幼龄仰蒙皇祖恩眷，养育宫中，碑得日待左右，亲聆训言。盖圣鉴洞烛至今，隐有付托之意。”到了晚年，就隆更是屡屡提及牡丹台初渴皇祖和避暑山庄那段难忘的岁月，一再说皇祖的逾格眷爱“似已知予异日可以付托”。后来为了表示不忘皇祖的隆恩，乾隆特在圆明园牡丹台(后更名“楼月开云”)和避暑山庄“万壑松风”两处各题一匾，额日“纪恩堂”。前者记受皇祖之恩的开端，后者记受皇祖之恩的实迹。虽然弘历六岁时随同皇父雍亲王去过避暑山庄，但那时皇祖根本不曾留意有这么个孙子，他每日忙于国家政事，毕竟他有限的精力是难以顾及众多子孙的。但是这次是随驾启从，不同于上次，在夏秋两季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同慈样的祖父几乎天天在一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山林苍莽的木兰围场，到处都留下了祖孙二人嬉戏相悦回忆的影子。

　　陪同祖父在避暑山庄的这段时间，他不仅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位千古帝王所表现出来的老辣的政治手脆，而且还领略到了祖父那种处理政务信手拈来的帝王风度。毋庸置疑，这段特殊的经历对少年时期的弘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乾隆皇帝的帝王生涯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承德避暑山庄，其建筑十分考究、典雅，是皇家贵族避暑游玩的常去之地。在山庄的南部，有一组据岗临湖的宫殿，康熙曾经亲自命名这座宫殿为“万壑松风”。宫殿沿石级而下，可直达湖岸，开窗眺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宫殿南是数百株茂密的古松，轻风吹过，便听得松涛阵阵，四周愈加显得清幽宁静，康黑经常在这里处理日常政务。“万象松风”以北，散布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湖泊，每当夏日，荷花盛开，碧波之上，红白相映，煞是好看。此次弘历就住在“万壑松风”殿旁的“鉴始斋”，康熙批阅章奏，弘历常常静静地待在一旁；康熙引见官吏，弘历“承颜立侧”。而当祖孙二人一同进膳，康熙经常将自己喜欢的东西分给弘历。祖孙俩钓鱼归来，康熙也总想着让他带几条鲜鱼给住在狮子园的父亲雍亲王送去，诸如此类的小事常常有，祖孙二人的感情可见一斑。

　　有一次，弘历正在书斋中专心读书，忽然听到康熙喊他名字，凭窗一望，只见御舟已停泊在晴碧亭畔。他急忙跑出室内，沿着陡峭的山路，径直向湖边匆匆跑去。康熙赶紧迎过来，一把将气喘吁吁的弘历揽在怀里，不停地说：

　　“有点闪失可怎么得了，有点闪失可怎么得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祖孙二人在“万壑松风”观赏荷花，而此处观赏荷花最好的地方则是湖边的“观莲所”。弘历随侍康熙到了这里，康熙想考考弘历，于是就指着窗外的荷花问他：“会背诵《爱莲说》吗?”

　　弘历九岁启蒙，记性超出常人，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一日功课，半天就背得滚瓜烂熟。皇祖让他背诵的《爱莲说》他不仅会背，而且会讲，康熙津津有味地听着，赞不绝口。八月初，秋高马肥，正是狩猎的好季节，康熙离开山庄开始行围，十二岁的弘历骑着经过特殊调教的驯良小马，一身戎装，紧随康熙身旁。

　　公国之后，只见康熙用火枪击中一头大熊，大熊应声扑地，但士卒们不得皇上之命，谁也不敢近前。过了好半天，大熊毫无动静，康熙就让身边待卫护送弘历上前补射几箭，他想让这个受孙得个初次入围即能毙兽的美名，却不料弘历刚翻身上马，那头受伤的大熊又猛地起身扑了过来，康熙眼疾手快，立即用火枪把它击毙了。后来，每每提及此事，康熙都懊悔不已，连连对照顾弘历的和妃子说：“这孩子命贵重，这孩子命贵重，要是到跟前熊扑过来，那成何事体……”这种祖孙相悦的亲情使弘历在皇室和朝廷中具有了特殊地位。弘历自幼机智聪敏，十二岁时在圆明园得到祖父康熙帝的青睐，把他带回宫中养育，并着力栽培，由其叔父允禧教射箭，允禄教火器，成为康熙帝孙辈中最受祖父宠爱的孙儿之一。那次皇祖到雍亲王胤祯赐园狮子园时，弘历亦随侍前往，看望自己的父母。没想到，皇祖此次之行，特要相看一下弘历生母的相貌，因此到园后即让弘历嫡母乌喇纳拉氏(后益孝敬皇后)进园相见。

　　弘历生母即雍邸“格格”钮枯禄氏，由于她身份低下，康熙从来没有见过她。钮枯禄氏被带来后，皇帝端详一番，赞不绝口道：“有福之人，有福之人。”为什么皇祖来狮子园专门要看弘历生母，为什么看后连称“有福之人”?联系起皇祖不止一次对他说过的“你福泽恐怕超过我”的话，弘历总感到皇祖的话言外有意。在避暑山庄与皇祖相处的日子，给弘历一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反复回味皇祖说他“伊命贵重”、“福泽较厚”、“福过于予”，说自己的生母为“有福之人”这些话，开始体会出皇祖的言外之意是想让他将来继承皇位。当时康熙对弘历的宠爱影响是很大的，人们即使对雍正不满，对弘历也不得不另眼相看，加以厚待。由于弘历少时的特殊经历，在雍正即位后，众臣普遍认为弘历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在雍正赐死儿子弘时之后，弘历便成了雍正最大的儿子，以中国封建时代立嫡立长的传统观念来看，弘历自然最有可能继承皇位。

　　更为重要的是，弘历自小聪慧受祖父所爱，这是他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再说，当时雍正的两个孩子弘历和弘昼同岁，但他只把弘历引荐给康熙，而弘昼却没有得到这种优遇，可见乾圣是为两代皇帝都宠爱的。聪明过人的弘历在对待父亲雍正的继位问题上表现得极为明智，在雍正当上皇帝之后，他对社会上对他父皇雍正继承皇位产生的质疑，用康熙对自己的宠爱为证据加以驳斥，他说：“皇祖之孙百余人，其中聪明才智，好学博闻，年长于弘历而任事于朝者，彬彬济济，弘历年甫弱龄，性更纯鲁，顾特被恩宠，岂非我皇祖推爱我皇父之心?”雍正皇帝确实心狠手辣，反复无常，最后他把自己的亲生子弘时也置于死地，而弘历却能平安无事地在十三岁时被雍正密立为皇太子，并一直没有改变，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后人分析，这和弘历做事小心谨慎大有关系，他每当收到康熙的贫赐时，总是要跑去送给父亲，让其珍藏，从这一点上看，弘历不愧是个有心机的人。

　　雍正本人也不否认，立弘历为皇位继承人与康熙有关，他在遗诏中说：“宁亲王阜四子弘历，柔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诸多子孙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所以，他在章正元年便秘密立弘历为太子。虽然雍正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秘密建储制度，并未公布姓名，但许多人已认定未来的帝位非弘历莫属。雍正之弟、果毅亲王允礼就直言不讳，认为弘历承康熙、雍正之身教，为帝王之资，他曾写道：“皇四子幼侍圣祖仁皇帝，特荷慈眷，朝夕训练，且见我皇上视膳问安，致爱致敬，无事不与往圣同模，至性熏陶，耳听目染，由是体诸身心，发于言动者，不待模拟，自成方圆，夫圣经贤传所以勤勤勉勉，诱翼万世，其道无他，父子君臣之大伦而已，呈平性资乐善，于道德仁义之根源，既得之圣祖之渐涵，复申以皇上之教份，而又切磋于师友，研权于诗书，早夜孜孜，日新其德，故发为文章，左右逢源，与道大适。”这段话是说弘历如何好学而聪慧，并且秉承康熙、雍正之风，是一位能成大业的人。

　　弘历的弟弟弘昼也对哥哥极为佩服，他曾写道：“吾兄随皇父，朝夕共处，寝食相同。及皇祖见爱，养育宫中，恪慎温恭，皇祖见之未尝不喜，皇父闻之亦未尝不乐。”书房中，与弘历同窗共读、感情最深的莫过于其弟弘昼。弘昼生母耿氏亦为藩哪“格格”，他仅小弘历几个月，因此二人从小相伴，从九岁起又一同从师福敏，在雍亲王府“如意室”西间“乐善堂”一起读书习字。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弘历养育宫中，还常常惦记着家里的五弟。弘昼之后，胤被得第六子福宜、第七子福惠、第九子福沛，但这三个孩子都先后天折，待雍正的老儿子弘瞻出生时，弘历、弘昼兄弟已二十出头了，他俩对被宫中称为“圆明园阿哥”的十弟弘瞻的感情都较淡薄。因此，当雍正元年正月懋勤殿拜师时，只有弘历、弘昼兄弟二人。后来弘历二十四叔允秘和朔平郡王福彭亦先后奉旨读书内廷，成为弘历的同窗学友。

　　雍正八年，还是皇子的弘历所作的《乐善全集》写成，朝中的王公贵族果毅亲王允礼、庄亲王允禄、朔平郡王福彭、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纷纷为其作序，文中谀词充斥、虽未称弘历为皇太子，但实际上已把他当做皇太子看待了。

　　雍正元年(1723)年初，春耕之前，皇帝首次前往天坛大飨殿举行隆重的祈谷大典，这一天是正月十一，即所谓的“上辛日”。这是雍正即位后初次的郊祀，向上天祈求年谷顺成之后，他有祈告上苍，百年之后，将以皇四子克承大宝。祈谷礼毕，他有意把献给上天的小牛肉带回宫中，单单给了弘历一人，让他慢慢去品味。雍正回宫后把弘历召到养心殿，“以肉一脔赐食”。

　　弘历吃了觉得味道很鲜美，却不知是什么肉。细心的弘历还有点怀疑，父皇为什么不把三哥弘时，五弟弘昼一同叫来吃肉呢?弘历的疑心不能说没有道理。雍正这个人做什么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斟酌，哪怕一点小事也常常寓有深意。

　　日后忆及此事，他曾谈到当时已悟出皇父深意，他回忆说：“雍正元年正月，皇考召予至养心殿，以肉一脔赐食，而和亲王未与也，予尝之，味纯美而不辨何肉，皇考亦未明谕，敬识之难忘，践祚后，回忆是日正祈谷礼成后，圣意必以初元郊祀，将予后日承大宝，上下昊穹，付苍之意，已定于此时矣。”然而，这件事当时只能藏在胸中，彼此都心照不宣。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明确地知道，弘历之所以会当上皇帝，主要是由于受到康熙的青睐，而康熙为什么会青睐于他，一则是因为弘历天资聪颖乖巧，二则是他对“莲”有深刻的认识，这正中康熙的下怀，这样康熙就可以无后顾之忧了，可以确保冒氏家族、董氏姐妹的名声不至于受侮了。届时可以正大光明地“光正大明”了。

　　这正是康熙一直深埋在心中的心病。康熙认为把江山交给胤禛，再由胤禛过渡让给弘历，这样他尽可能放心驾鹤西去了，但是千算万算根本算不到会有意外之事发生。胤禛把自己执政的年号取名为雍正，即拥护正大光明，即拥护正大光明他也是遵循康熙的教诲，亦步亦趋地走着康熙所布置好的路。所以当曾静的桌子出现，他能十分巧妙而妥善地处理，并且亲手写《大义觉迷录》，坦荡地透露自己的心迹，宽恕了曾静，让他现身说法并且把自己的著作《大义觉迷录》大量印刷出版，尽量使人知道自己作为一位天子，他的即位是正当的，根本不存在篡位之说。而且他是康熙圣祖的忠实的继位者。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着康熙所制定的所有的方针和政策，他写的《大义觉迷录》让广大的百姓知道，他是一个心胸宽广之人，是一个大义在心的正人君子。

　　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乙卯年)八月雍正暴亡(可参见《清义雍乾嘉三帝事记李华先生见示》)驱逐术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雍正所信奉之“炉火修炼”术士也引居西苑。乾隆即位立即驱出，并诫妄言雍正生前行事。弘历即位三天就把宫中的道士驱逐回原籍。曾首雍正宠信的文觉禅师年迈七十，乾隆责令其徒步走回江南基金侮辱，乾隆清理僧道的一系列措施，一直持续到乾隆中叶。

　　这事与《红楼梦》所写賈敬与道士“胡羼”修炼服丹相似，则不过賈敬之死是暗指多尔衮之死。胤禛之死则是重履覆辙悲剧重现而已。

　　到十二月，乾隆则杀雍正明赦之曾静、张熙。张、曾二人受胤禛赦免罪责并被委以赴四处宣讲重任，他俩想不到胤禛去世仅四个月，他们就受到凌迟的酷刑，很有可能曾、张二个人因为受到胤禛的恩典，所以有些忘乎所以，私下透露了不应为外人知晓的秘密，所以弘历就把这心腹之患给清除了。应该说曾静和张熙的表现在雍正年间已有所失于检点之处，犯了大忌，只是胤禛不能出尔反尔，碍于这一层关系，所以暂且隐忍了。弘历一上台就向曾静、张熙开刀，开了杀机，非但如此还手交胤禛所写并大力推广的“大义觉迷录”并列为禁书。儿子把老子的书判定为禁书，这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从中可以看出弘历对自己的身世以及一系列的真相是忌讳的，是避之犹恐不及的。

　　乾隆说：“曾静之罪不诚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摒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及于圣躬也，今朕诏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乾隆收回了《大义觉迷录》，吕留良的后人在各行各业中均均将他们重新流放。应该注意乾隆所说的曾静及于圣躬，这充分证明曾静张熙二人已对乾隆本人有所非议、乾隆已有所察觉。

　　现在根据乾隆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分析解剖乾隆的心迹，从而解释乾隆采取行动的思想根源，还原历史之真相。

　　1736年乾隆元年二月十七日，乾隆下旨严禁以文字罪人，复查以往文字狱案，指出凡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机刺者，审不确实，即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此来杜绝众人之口，让民间不再议论纷纷无端生事，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其他地方，以免“文字狱”越演越烈，层出不穷。另外，在五月十八日，宽免曾静、张熙反清案内缘坐之亲属，其目的只是一个，就是力求平稳，不希望掀起波澜，影响他的统治基础。

　　五月二十七日，乾隆颁布康熙御制《律历渊源》，七月初二日，秘密建储。乾隆道：“建储以定国本，后世人心不古，常因过早建储别生事端。皇祖(即康熙)于建储大费苦心。”雍正在1723年亲书密旨，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乾隆当着总理事务大臣亲书建储密旨，由宫中太监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这表明乾隆要遵循祖父康熙、父亲雍正所规定的路子，走正大光明的康庄大道，正大光明也就是光正大明。

　　六月初八日，乾隆追谥明建文帝为恭闵惠皇帝。建文帝即朱允炆，朱元璋的孙子，朱标次子，燕王起兵“靖难”，建文帝卒帅征讨，站屡败。建文四年，燕兵渡江，建文帝的军队投降，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终。一说自焚死，或说由地道出亡，换僧装流浪各地，自号应文，明无谥乾隆时追谥“恭闵惠皇帝”。

　　为什么乾隆突然会给建文帝追谥，这里面是否有蹊跷?闵有“悯”、“怜念”之义，亦作“愍”，作“凶丧”解。崇祯皇帝的谥号为“愍帝”，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在读到“敏”自时，因避其母贾敏之讳，故读成“密”，敏与愍相谐音，贾敏暗指崇祯，林黛玉有时暗指朱太子朱慈烺。

　　建文帝换僧装流浪各地，自号应文，这和顺治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顺治带了董年离宫出京，到五台山出家为僧，后来在清凉寺、白云寺等处漂泊，自名“慧橐”，“山臆”为字，“幻庵”为号，刻玉章，凡书画皆用之(见《三冈识略》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乾隆给建文帝追谥，一方面是他不忘大明，另一方面是在暗示历史的真相，燕王夺了建文帝的皇位，建文帝属实可怜，康熙夺了顺治的皇位，顺治也属实可怜。

　　元年封庄亲王允禄之子弘普为贝子。乾隆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恢复军机处，军机处是在雍正时设立，于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裁撤，至是恢复，有《红楼梦》的专家认为军机处是在乾隆年间设立的，所以以此为证据，证明《红楼梦》是乾隆年间的西山曹雪芹所著，其实这是错误的，军机处早在雍正年间已设置了，后来废除了。直到乾隆二年方始恢复。何况《红楼梦》只是讲“军机”并没有写“军机处”，所以某些《红楼梦》研究者是冬瓜缠到了茄门中，搞错了。

　　乾隆二年，以允䄉、允禵释放以来“守分家居未尝生事”“赐以公空衔。不必食俸。仍令在家居住。其各安静守法”乾隆确实想一切事情都可以平稳宁静地过去，只要不滋事，不起哄，不要推翻自己的统治，他以宁人息事的态度来对待曾经反对自己父亲的人。因为他们都知道内情，他们企图谋害康熙而且极力反对雍正，因为雍正是坚决拥护光正大明的人。

　　乾隆二年闰九月，以尹继善为两江总督，此人特别重要，此处之是先提一笔。

　　十一月，庄亲王允禄等辞免总理事务。

　　十二月十二日，据内阁别记档案所载：庄亲王允禄奏：“蒙恩赐镇国公爵，臣第五子弘宁，人甚卑鄙乖张，难膺此职。余俱幼褓请移赏臣侄惠郡王之孙宁和承袭，奉谕旨，照王所请行。”此奏折很可能是大风暴来临前的前奏曲，很有可能此时的乾隆尚未警觉。

　　乾隆三年，乾隆下旨修缮畅春园，其谕略云“都城西郊，地境爽塏，水泉清洁，于颐养为宜......朕孝养皇太后，应有温清适所......不忍重劳民力，另筑园囿。朕即在圆明园而敬葺皇祖所居之畅春园”以为皇太后高年颐养之地，一切悉仍旧制，略为修缮，无所增加。”

　　圆明园乃是康熙赐予胤禛的园林，故址在今北京大学之北，畅春园乃康熙命晋寅监修故址在今北京大学对过，今圆明园久墟，畅春园略有残痕而已。乾隆三年九月尹泰病故，赐奠茶酒，加太子太傅，恤典外加祭一次，予谥“文恪”，其谕并言：“尹泰耆旧老成，宣力年久，皇考选拔于退休之后屡加㩴用，洊陟纶扉，宁静和平，奉职维谨。去年伊子尹继善来京陛见，朕因尹泰年已衰迈，留尹继善在京授为刑部尚书以便朝夕奉养，伊施以老病乞休，朕慰留再三，始允所请。”

　　尹继善乃乾隆重用之人，他后来担任两江总督，乾隆委托他选人修改《红楼梦》，何以见得?从史书中可知尹继善在上任两江总督前，乾隆特意在内宫召见，两人作私谈，这很可能乾隆认为世面上流传的《红楼梦》，对自己的执政不利，所以要尹继善寻人修改《红楼梦》，根据周汝昌先生所桌的《红楼梦新证》p728所载：

　　乾隆二十四年乙卯：曹雪芹(即西山曹芹溪)三十六岁。秋。赴尹继善招，入两江总督幕，重至江宁。赴尹幕事，见陆厚信绘“雪芹小照题记”，其文云：“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画幅敍录详见第八章。

　　周汝昌写道：“雪芹自本年秋迄明年秋，一年左右(即西山曹芹溪从三十六岁到三十七岁，共一年左右在江宁修改《红楼梦》，三十七岁后回到北京到三十九岁就死了)离京南游，尝至秦淮，感慨旧梦，敦家兄弟诗句所写至为分明”。

　　其实周汝昌先生只知道敦家兄弟把西山曹芹溪改称为曹雪芹，很有可能内中有尹继善奉乾隆之旨意，要他们这般做。这样可以把《红楼梦》的作者成为一团雾水，错认是西山曹芹溪著作了《红楼梦》，而把康熙年间由冒辟疆著作《红楼梦》给混淆了。而胡适之流上当，误把西山曹芹溪当作了曹雪芹，还自鸣得意，认为是他发现了并予以考证作为定案，殊不知乃是错案，贻笑大方。

　　而敦家兄弟，包括永忠、墨香等人，从他们所写的诗文中，均可以看出他们是深知内情的。(关于这方面此书不展开，另有文章专述)他们知道冒辟疆、董氏姐妹的事，只不过他们认为西山曹芹溪参与整理修改《红楼梦》。是书中的曹雪芹应是可以被接纳的事，很可能在尹继善的授意下，西山曹芹溪公开承认自己就是《红楼梦》中的曹雪芹。

　　尹继善认为尹曹两家乃是世交，所以聘西山曹芹溪为幕府，带到金陵，寻到冒辟疆庶弟冒褒的孙子冒念祖，冒念祖把《红楼梦》原稿盛放在两只书箱内，交给了曹芹溪，曹芹溪把冒辟疆正妻苏元芳盛放花样的二只书箱占为己有。曹芹溪因为曾经修改整理过《红楼梦》，所以敦诚敦敏误以为曹芹溪就是《红楼梦》中的曹雪芹。曹芹溪就成了冒名顶替的牛布衣。到了民国胡适把曹雪芹认为是《红楼梦》作者，并且还胡说这曹雪芹就是曹芹溪，胡适者胡说也。

　　乾隆三年十二月乾隆发帑银一百万两修濬江南水利。江南水利是冒家世世代代致力的工程。康熙继承了冒辟疆的志向，立志修濬江南水利造福乡梓百姓，乾隆也为圣祖的遗志奉献力量。

　　乾隆四年二月，乾隆说道：“朕是以将历年亏空之案，其罪有一可宽者，悉予豁免”乾隆还说：“况我皇祖皇考之宽严相济。乃审时度势。至当不易之成宪。后世子孙。岂能外此以求治天下之道乎。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此言在上者当如此存心耳。若人臣不知谨守绳墨。而欲以此为自便之术。则诸弊滋长。国法废弛。又岂可以为训乎。将此晓谕内外大小臣工共知之。”

　　根据以上所言，可知勤劳在此时尚以“仁”字为宗旨，这和他从小所受的“礼”学的教诲，有脱不开的干系。树欲静而风不止，十月发生了庄亲王允禄与弘皙等逆谋案。

　　其实案子发生在乾隆四年。乾隆早一年已有所耳闻，至是宗人府审结议奏。

　　乾隆对庄亲王下的结论：“乃一庸碌之辈，若谓其胸有他念，此时尚可，料其必无，且伊并无才具，岂能有所作为?即或有之，岂能出朕范围，此则不足介意者。”可见乾隆对庄亲王允禄是比较宽厚的，并不认为庄亲王可以给他带来很大的威胁。

　　乾隆对弘皙的看法：“乃理密亲王之子，皇祖时父子获罪，将伊围禁在家......乃伊行止不短，浮躁乖张，于朕前毫无敬谨之意，唯以谄庄亲王为事，且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弘皙是废太子胤礽之长子。

　　乾隆对弘昇的看法：“乃无籍生事之徒，在皇考时先经获圈禁，后蒙赦宥......朕复加恩用至都统，管理火器营事务，乃伊......暗中结党巧为钻营，可谓怙恶不悛者矣。”弘昇乃胤祺之子。

　　乾隆对弘昌的看法：“向来不知率教，伊父怡贤亲王奏请圈禁在家，后因伊父薨逝，蒙皇考降旨释放。及朕即位之初，加封贝勒......乃伊私于庄亲王允禄、弘皙、弘昇等结交往来，不守本分，情罪甚属可恶!”

　　乾隆对弘晈的看法：“乃毫无知识之人，其所行为甚属鄙陋。依附庄亲王不过欲食嬉乐而已。”弘晈乃怡亲王胤详之四子，袭王爵。

　　乾隆对弘普的看法：“受皇考及朕深恩，逾于恒等......虽行不谨，由伊父使然，然亦不能卓然自理。”弘普係胤禄次子。

　　此案中还有胤禄的儿子宁和。

　　乾隆免去了胤禄的亲王爵位，仍管理内务府事，其亲王双俸及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俱著革去，其他职掌甚多，去留著自请旨。弘皙革去亲王，免高墙圈禁，仍住郑家庄，不许出城(这就是指郑家庄之城圈)弘昇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弘普革贝子及銮仪卫职事。

　　宁和乃获罪之闲散宗室，庄亲王奏请予以公爵著革去，弘晈从宽仍留王号，终身停俸。这就是十月十六发生的事。

　　胤禄是康熙的第十七子，其母是顺懿密妃王氏，他生于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死于乾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享年73岁。弘皙是废太子胤礽的长子，胤礽曾是康熙的最宠爱的儿子，立为太子，废了之后再立，再立之后又废，最后由胤禛继位，胤礽因为知道真相之后，和舅公索额图勾结，几次三番地谋害康熙。康熙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方始对胤礽下了辣手。

　　允禄是乾隆十六叔，康熙年间，因其年纪尚轻，所以没有过深地涉入储位之争，胤禛继位后，对他不薄，对其满怀期望，对他采取笼络政策，封为庄亲王。雍正死后，允禄还与张廷玉等人同受愿命，雍正遗诏称：“庄亲王心地善良和平谨慎，但遇事少有担当，然必不至于错误。”乾隆继位特命允禄总理事务，又赏庄亲王双俸，兼与“额外世袭公爵”在乾隆的诸叔中，庄亲王允禄可谓恩遇最隆。另外弘普和宁和二个人都是庄亲王之子，他们两个人也受乾隆恩宠，弘普在乾隆元年(1736)封贝子，宁和则获“额外世袭公爵”，就是这么受乾隆厚待的父子三人竟然会反乾隆，协助废太子胤礽的长子弘皙，这里面肯定有不为外人道哉的理由。还有胤祥，胤禛称其为“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作国之贤王，去世后配享太庙”还打破祖制命怡亲王王爵世袭罔替，就是所谓的“铁帽子”，但是胤祥的两个儿子弘昌和弘晈也参与其政变，这可能也是出于乾隆意料之外的。

　　至于弘皙，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弘皙是废太子胤礽的第二子，最为康熙钟爱，他期望有朝一日，取乾隆帝位而代之，所以说理亲王弘皙是这次政变集团的中坚力量和灵魂，他潜藏异心，心怀怨望并扶助行动，当然这件事是非同小可，但是乾隆在处置此事时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他不想激化矛盾，从而节外生枝，多生风波，尤其是对待弘皙。弘皙从小聪慧过人，待在宫中的时间远比弘历长，又是康熙宠爱之人，弘皙府中的体制和服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雍正的特许，可以超过一般王公，所以用“于朕前毫无敬谨之意”以及进鹅黄肩舆一节来朝，乾隆诞辰弘皙制鹅黄肩舆一乘以进，其希望乾隆不用他就可以自用了，用心险恶，草草处理了事。弘皙之是革去亲王，免于圈禁，仍准其在京师以北昌平界内郑家庄的王府居住，弘皙最后被弘历永远圈进在景山东果园。

　　乾隆四年发生的案件，弘皙是主犯，不足为怪了。弘昇是胤祺之子，胤祺是康熙的第五子，为恒亲王，其母是宜妃郭络罗氏。胤祺生于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四日，死于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九日，享年54岁。弘昌弘晈是怡亲王胤祥的儿子，怡亲王的二个儿子，参与到了这件案子之中，对于乾隆说起来打击最大，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也最大。

　　胤祥是康熙十分看重的儿子，他最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且来龙去脉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康熙南巡经常带着胤祥。1702年董年去世，康熙作第三次南巡，中途到达德州，得知索额图在北京叛变，康熙设计说皇太子胤礽中途感冒，要索额图赶到德州，作为胤礽的舅公的索额图，得知喜出望外，心想乘机接回皇太子回到北京，另立皇太子为皇，殊不知上了康熙的当，在德州束手被擒。此时康熙要回北京，委派胤祥去如皋泰山，吊祭董年，并且带回了董年经过五次增删并有大量蒙批的《红楼梦》原本，并且要求冒辟疆的儿子冒禾书、冒丹书提供冒辟疆的生平经历，以便韩菼代替康熙写墓志铭。正因为胤祥是和胤禛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人，康熙死后，胤禛即位，就重用胤祥，让他担任一系列重要的职务。成为雍正不可缺是助手。

　　曹寅死后，曹家一败涂地，胤禛回话给曹家，要他们若有事，不要寻找别人，只能要求胤祥。因为曹家详知内情，并且深深地参与冒家的事，冒家的事，胤祥是最清楚不过的人。胤禛要曹家不要找其他皇子皇孙，就怕节外生枝，无端惹事。可是曹寅的后代偏偏要二面押宝，结果胤禛大怒，抄曹家，并押送到京城，只能在皇帝眼皮底下过惨淡生活，胤禛对胤祥十分优渥，为了避讳其他皇子均把胤字改为“允”字，只有胤祥可以不改，仍用胤字。如今连胤祥的两个儿子也倒戈了，这怎不令乾隆感到伤心和意外。

　　于此案有关牵连的还有平郡王福彭属下的包衣以及被甲人。

　　首告弘皙的人名叫叶福宁，说弘皙听信安泰邪术，揑称祖师降灵，弘皙曾讯问安泰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否”等言语。主审官在回乾隆时说：“其所询问妖人之话，但非臣下所宜出诸口，所忍萌诸心者......”可见档案内不可为外人道也的材料太多了，只能用不宜出诸口几个字来搪塞，这些事都是隐而不发的。只能深深地埋藏起来，如果一旦爆发肯定会地动山摇，乾隆认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会倒塌。

　　据内务府“奏案”档，十二月初七日，有奏为弘皙应否带锁圈禁事，奏为圈禁弘皙在东果园，其每月食用衣服照旧例交各该处事二件。稍后，乾隆更自行揭示事件内幕，说弘皙等人此次举事，组织周密，规模异常，“从前阿其那、塞思里居心大逆，干犯国发，然尚未如弘皙之擅敢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是弘皙罪恶较之阿其那等辈尤为重大。”会计、掌仪等七司乃是清朝内务府的机制，可见弘皙已自立宫廷，并非那些托诸空言虚话，徒有希冀者可以比拟的。

　　弘皙的父亲是废太子胤礽，康熙四十七年夏天，康熙命胤祁，胤褆，胤祥等皇子从行去巡塞外，胤礽每到夜晚来临，就会围着康熙的帐篷转，偷偷从缝隙中窥视康熙的动静，企图行刺康熙，康熙十分警觉，及时采取预防政变的措施，这一行为导致胤礽的太子位子被废，废了太子之后，康熙处于舔犊之情，原谅了胤礽。但是限胤礽报仇之心不改，一直企图弑父。他组成了“太子党”，公开与康熙叫板。康熙五十年十月，康熙的忍耐到达极，他下令审讯太子党人，将托合齐等太子的死党处死，并于第二年九月底，再次下令拘禁太子于咸安宫，并在谕旨中痛责胤礽与恶小人结党，狂疾未除，大失人心，认为“祖宗宏业断不可付托此人。”遂将胤礽再次废掉储君，并对其加以囚禁。

　　到了乾隆四年，弘皙重蹈其父覆辙，当然等待他的命运则和其父胤礽一般无二。

　　胤礽被废，造成了胤禛能成为继承人的良好机会。胤禛在登基之前，他就和胤祥关系十分密切。胤禛扈从秋狝，胤祥作诗词整理书札，表达兄弟之间深厚情谊，被保留下来的就有三十二首。1730年5月怡亲王允禄病故，优褒无以复加并准奉天、浙江三处建祠。这次庄亲王和弘皙的案子中有胤祥是二个儿子参与，当然对弘历的打击很大，影响更大，使弘历明白康熙是冒辟疆和董年所生的儿子的事，一定要隐瞒，不可暴露，否则会有灭顶之灾。

　　乾隆讲到的阿其那是胤禩，赛思里是允禟，阿其那和赛思里是满语，意思是畜生猪狗。允禟是康熙第九子，被封为贝子，其母是宜妃郭络罗氏，生于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死于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雍正除其宗籍，享年44岁。胤禩曾被封为廉亲王，其母为良妃卫氏，康熙二十年二月初十日生，死于雍正四年九月初五日，享年46岁，雍正除其宗籍。

　　良妃卫氏只有皇八子胤禩一个儿子，而宜妃郭络罗氏有三个儿子，除了皇九子胤禟外，还有皇五子胤祺，皇十一子胤禌。胤禩和皇长子胤褆相互勾结。胤禩的生母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宫女，是刷马桶的下贱之人，偶被宠幸生下胤禩，胤禩从小就被皇长子的生母抚养，皇长子和胤禩的关系不一般。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废黜皇太子胤礽，命胤褆看管胤礽，胤褆提出

　　“父皇不便于诛杀胤礽，可以由他来做”，又举荐胤禩为皇太子，可见胤禩和皇太子是结党的。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胤礽复立为皇太子，四月皇长子胤褆伪称他握有皇太后的懿旨，或者皇帝的密旨，所以康熙四月出巡塞外时采取措施，把一场政变扑灭。

　　所谓的皇太后懿旨或者“皇帝”的密旨，很有可能是孝庄皇太后和顺治皇帝的密旨，即康熙要公开亮相打出“光正大明”的旗号就可以奉懿旨及密旨行事，废除康熙的帝位。

　　乾隆说弘皙和庄亲王允禄政变、案情之重大甚于皇八子胤禩和皇九子胤禟，可见乃是非同小可的答案子。因为已自立宫廷。由此看来乾隆若不稍加留神，说不定哪一天会被废了皇位，甚至丢了性命。所以说乾隆暗下决心，决不能把事实真相公布于世。到了乾隆五年，据“永宪录”卷四记云：“乾隆五年，今上修秋狝之制，以饬武备，庄亲王子有密谋为告密者所觉。今上逮之，方夜半，锢高墙，次日仍出围，以安民心，庄亲王止革禄米而已。”

　　看见乾隆发生的案子，其余波仍然在掀动，不得不让乾隆时刻提防。

　　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十二月，禁约出宫女子进宫，与太监传信，太妃、母妃、后妃本家，不许传送妄行，谕总管太监云：“应出宫女子，既已出宫，即係外人，不许进宫请安。其本宫首领太监与伊等传信，亦属不可，从前小太监化玉龙、宁进、王进喜等倚仗在本主前有小殷勤，不服首领管教，甚属无知，既放为宫中首领，应管一处之小太监。放为总管，应管閤宫之首领太监，岂有太监不服首领管教，首领不服总管管教之理?以此不服管教之太监，即当惩处。再尔等严谕首领太监，凡宫内之事，不许向外传说，外边之事，亦不许向内宫传说。至于诸太妃所有一切，俱係圣祖皇帝所赐。诸母妃所有，亦是世宗皇帝所赐，即今皇后所有，是朕所赐，各守分例，撙节用度，不可将宫中移给本家，其家中之物，亦不可向内传送，致涉小气，嗣后本家除来往请安问好之外，一概不许妄行。从前朕曾经严传谕旨，尔等不过一时小心，数日之后，渐就懈怠，此係朕所深知。今尔等不时稽查，如各宫首领太监有不谨之人，向里外传说是非，或经查出，或被首告，必重处数人，以儆其余，若经朕躬访察得实，则尔等总管之罪。”

　　由此看来乾隆是吸取了教训，他心中明白所有的事端都是由于内外勾结引起的，太妃、母妃都可以参与其中，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关系网，这种网可以纠缠他，将他置于死地，所以只能采取严厉的措施，杜绝隐患。有些事乾隆还需亲躬访察，可见乾隆已到了痛下杀手的地步了。

　　1742年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福建发现小刀会，自从1674年康熙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冒辟疆在襄阳红花亭成立洪门至乾隆七年，已过了整整六十八年，由于洪门昆仲了解康熙是冒辟疆和董年生的儿子之后，一直盼望看康熙能公开亮相，能光正大明，他们盼呀盼了几十年，最早盼的是风流教主钱谦益，他在康熙八岁登记时就认为有希望复明看，但是幼年的玄烨没有权，大权在孝庄皇太后的手中，所以钱谦益失望了。后来玄烨在1684年第一次第一次南巡开如皋认父，冒辟疆认为机会来了，但是玄烨迫于形势严峻，把公开亮相之来给压了下来，到了1789年，玄烨为冒辟疆八十岁祝寿，作第二次南巡，冒辟疆给他已完稿的《红楼梦》，希望通过《红楼梦》的发行能把玄烨是自己的儿子一事隐而不发地暴露出来，岂料玄烨翻脸，把冒辟疆赶至通州狼山，过了三年颠沛流离的生活，直至冒辟疆临死前方始得到玄烨的宽恕。

　　冒辟疆生前曾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叫自己的孙子冒浑投笔从戎，直到1683年冒浑为攻占澎湖列岛立下赫赫战功。冒辟疆促使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投降，致使台湾回归，中华大地统一，冒辟疆是以洪门大佬即大龙头洪英的身份召唤洪门的昆仲回归大陆的。在台湾的洪门昆仲也寄于期望，满清政权能脱去满清这层外衣，使之光正大明，但是他们的希望和期待过去了一年又一年，一直是不见动静。康熙死后，雍正登基，也是依旧如故，有许多人迫不及待了，例如大常寺卿邹汝鲁撰写了《河清颂》，并献给雍正，雍正看后勃然大怒，将其革职，并发往湖北荆州的沿江的堤岸工程中效力，邹汝鲁的《河清颂》，表面上是在赞扬祥瑞之事吗?是在拍马屁，其实这里面是有讥讽的，就是要胤禛不能再浑下去了，应该把真相讲清楚，胤禛从颂中的“旧染维新，风移俗易”看出了名堂，胤禛知道邹汝鲁在讽刺他，说他即位以来，事事效法先皇，恪守旧章，没有作丝毫改玄更张之事，胤禛大怒责问邹汝鲁：“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伦?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邹汝鲁想不到自己的谏言会惹胤禛大怒，当场无言以答，很明显邹汝鲁就是要胤禛改变康熙所采取欲盖弥彰的做法，要开诚布公地把真相讲清楚。他们不是宗室之人，而是归化为汉族的蒙古人，是冒辟疆的后代，要光正大明，这些内涵均在《河清颂》中有所表达，但是又不能明讲，只能暗示，如今胤禛要他讲清楚，他当然无言以对，幸亏他识相，所以保住了脑袋，仅失去了官职。至于徐骏就没有这般幸运了。

　　徐骏是昆山三徐后代，昆山三徐是顾炎武的外甥，顾炎武和昆山三徐都和冒辟疆关系甚好，徐骏眼看雍正执政，还是不把真相透露，所以上书给胤禛的奏本中，把“陛下”写成“狴下”，意思是提醒胤禛你如今仍是犬羊的皇帝，所以用了反犬旁。你应该光正大明，胤禛知道他用意，故意认为他是粗心大意写错了字，没有严厉责问，后徐骏见胤禛仍不为所动，所以下了许多反清的诗句，例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等，这下惹恼了胤禛，结果徐骏被砍了脑袋，还株连族人，昆山徐家遭灭顶之灾，后来搬至安徽徽州一带。

　　这种秘而不宣的事，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乾隆七年，作为洪门的一分支小刀会在福建活动了。

　　1743年乾隆八年七月初八日，乾隆奉皇太后首次赴盛京谒陵，九月十六谒永陵，翌日，行大飨礼。乾隆除了谒永陵，还在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谒福陵，昭陵。

　　永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远祖、曾祖、祖父、父亲及伯父、叔父等人的陵墓。

　　福陵是努尔哈赤和皇后的陵墓。

　　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和皇后的陵墓。

　　从上述的谒陵行为来看，乾隆此时已把自己定位于满清的子孙，要把公开承认自己是冒家后代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1745年乾隆十年五月，江苏常州府发现静堂教，江苏巡抚陈大受启奏常州多有静堂，江宁，松江，镇江，太仓也发现五六十处之多，活动者非僧非道，聚众拜佛，男女混杂，传教名目多种，于是不准其聚众礼拜。

　　这种聚众结会的形式，进而顺治十五年冒辟疆和他的一批诗友聚在南京廟中一起商议配合郑成功在长江一带活动相似。且看静堂的静字，是由青和争两个字组成，青与清相谐音，青争就是要与满清相争天下，所以会被取缔。

　　1745年实授尹继善为两江总督。

　　1746年乾隆十一年，闰三月二十六日，贵州总督张广洄密奏查获张太保秘密宗教大案。该教已传入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江苏、直隶山东等省，同年六月十九日，京师破获宏阳教。六月二十六日，乾隆降谕查禁天主教。

　　七月初八日，四川大乘教教首以造作逆书磔于市。

　　七月二十九日，逮捕云南张太保，罪名为传播邪教。可见乾隆十一年起，各地已蠢蠢欲动，中华大地已不太平。

　　1748年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三日严禁邪教。

　　同年九月尹继善为两广总督，十月召来京尹继善字元长，号望山，满洲镶黄旗人，尹泰之子，初为怡亲王的记室，怡亲王胤祥是最了解冒辟疆和董氏姐妹之事的人，蒙古王府本就是胤祥在1702年从如皋取回的，所以说尹继善是一个了解《红楼梦》的人。后来他聘西山曹芹溪修改《红楼梦》，是有由来的。《永宪录》卷四言：“九年，尹继善理两江总督又协理江宁将军，总理两淮盐政，巡抚兼河务如故。信任之专，与田李相垺，两淮盐政此后主其事于督臣，而继善莅事，洁己奉公，称贤能焉。继调云贵，内拜尚书，又回两江，乾隆十三年以病再回尚书，因用兵金川又督陕甘，十六年再回两江，可谓扬历半天下，而年已老矣。”

　　然其后又回督两江。第四次任两江总督时聘西山曹芹溪为幕僚，尹继善之女嫁给皇八子永璇，平生爱才好士，自亦能诗，主持东南

　　“风雅”是为曹寅之继，则其日后闻寅之后代有如曹芹溪者，招致幕府，固不足异矣(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p708~709)。

　　尹继善是乾隆的姻亲，又是一位主持东南风雅的大儒，乾隆把修改《红楼梦》的重任托付给他，也是合情合理的事了。

　　1749年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分川陕总督为二，一为四川总督，一为陕西甘肃总督，尹继善为陕甘总督。

　　1749年乾隆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封岳钟琪为三等公，加兵部尚书衔。

　　岳钟琪和冒家有深厚的关系，冒浑被康熙封为侯爵，从一品武官。

　　1689年9月冒辟疆遭难，冒浑由此遭殃被革去爵位，怏然回到家乡如皋，后来冒浑的儿子冒重光重新出山，成为雍正的带刀侍卫，深受雍正的恩宠，冒重光追随岳钟琪战争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岳钟琪得力之助手。曾静和张熙就是鉴于冒重光和岳钟琪的特殊关系，所以策反岳钟琪。

　　岳钟琪假心假意同意其策反，从而套出曾静和张熙的真情，在曾静和张熙了解实情之后，他俩死心塌地为雍正吹鼓手，雍正为此写了《大义觉迷录》，曾张二人去各地宣扬，弘历对岳钟琪青睐，可见弘历对冒氏还是比较注重的，虽然他那时已暗中有了打算，从此以后，再不能提及他和冒家的关系，但是清朝历代皇帝，直至光绪帝，都对冒家有恩典，一直享受世代袭位的优厚待遇。

　　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日，罢致仕大学士张廷玉配享。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张廷玉面奏皇帝，说大学士史贻直议其将来不应配享，恳请特谕领谕准其配享。乾隆重申配享之命，但是张廷玉受此恩宠竟然遣其子代奏谢恩，并未亲自面谢，乾隆大怒，显然是恬不知威，要张廷玉在归老和配享两项中选择，张廷玉罢配享，免革大学士。张廷玉是张英之子，张英是

　　“六尺巷”的主角，家乡有人来信，要张英为邻居抢占土地出面调停。张英回信道：“千里修书为争地，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邻居得知情况，双方各让三尺地，于是中间出现了一条宽六尺的巷子。张英了解内情，他出面解救了陈鹏年，当时曹寅为了陈鹏年开脱罪责，在康熙面前磕破头。张英在康熙面前为陈鹏年说好话。陈鹏年和冒氏家族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陈鹏年受冒辟疆堂叔冒蒙求之托，为冒氏宗谱写序，可见张英和张廷玉都是深知内情的人。张廷玉此时是罢了配享，但是到后来还是得到了配享太庙的待遇，整个清朝能获此殊荣的汉臣只有张廷玉一个人。

　　乾隆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因为犯案人朱荃结为姻亲，张廷玉被迫追缴恩赐物件。

　　朱荃是浙江桐乡人，乃翰林院庶吉士。后为四川学政。朱荃乃是吕留良案件中人，张廷玉肯定知道内情，但是张廷玉仍然与主荃联姻，所以乾隆认为张廷玉居心不良，正因为有这样事情发生，所以乾隆在正月初二日，作第一次南巡，巡幸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

　　乾隆第一次南巡来到如皋，如皋的官方文献均作删除，这是不可为外人知道之事，但是有许多书籍提及此事，而且如皋城里也有“迎驾桥”等古迹可以佐证。

　　乾隆来如皋，其真实目的就是要了解民情民风，还要了解如皋当地的老百姓是如何口口相传冒家之事，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有许多事是给人留有把柄的，最明显不过的是如皋有娘娘庙，是供奉董年的祠廟，还有和真人一样高的瓷像，有娘娘墓，还种有一棵血柳。这是为了纪念董年而特意种下的，此外，还有高十八米直径为十米的“陈草薋”，更可作为证据的董年的二百八十二亩的祭地是由皇家管理的。这是赖都赖不掉的证据，于是乾隆下令把二百八十二亩祭地由皇家管理划给冒氏家族管理，并且由县令和学政和冒氏家族签订八项协定，从此与皇家甚至官府没有任何关系，另外规定廟不能称为皇娘廟，只能称为娘娘廟，娘娘廟中的娘娘是菩萨，不是皇娘，从而和董年撇清关系，至于陈草薋至今尚保留，后人不知其起什么作用，自然没有大碍，其实陈草薋的陈，一是为了和董年董小宛的养母陈氏大娘有关，另外有陈朱联姻之说，看到陈就会想到朱。，排精和董氏姐妹都是朱明的忠臣义士，草则是千里草，即与董氏姐妹的草字头董字相合，“薋”是草的盖子，即把千里草的事情盖住了，不让真相公布于世，高十八米是指董年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八日和顺治一起离宫出京去五台山修行了。直径十二米则是一年有十二个月，以十二个月为一年，目的就是为了纪念董年。至今这陈草薋尚在，作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物。

　　乾隆在如皋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冒辟疆好他的学友的文集，统统收缴，由官府专门委派学政审查，在删去了十分之七八后，才返回给冒氏家族。冒辟疆文集和同人集，如今只有一百多万字，其实只是劫后余生的一小部分存世，大部分灰飞烟灭了。当然除了冒辟疆全集以及同人集遭劫之外，《红楼梦》和冒氏宗谱也难逃劫难，很有可能查禁的学政手下留情，，劫后余生的还有勃勃生机，从残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中尚能寻找出一些线索，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尚可形成证据链，从而根据这些证据链还原历史真相。

　　1751年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五日。云南总督硕色举发说他在去云南路过普洱的客人，抄录传播一纸孙嘉洤奏稿，讪谤皇帝，假托廷臣，假造朱批，显係大恶，逆徒呈其狂悖。乾隆命步军统领及各督抚密查严办。云南原来是吴三桂老巢，吴三桂起兵反清，拥护的就是三太子，所以吴三桂发出的檄文，内中声称拥护太子。清廷为了混淆视听，把三太子改为朱三太子，由此来否定吴三桂拥护的是玄烨，但是玄烨是冒辟疆和董年所生的儿子，恐怕在云南一带已经传开，所以乾隆要密查严办，而且下发的圣旨是给各督抚，可见影响的范围已经很广泛。

　　乾隆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审明马朝柱案。

　　马朝柱(1712~?)北蕲州(今蕲春)人。乾隆十二年(1747)，于罗田、霍山等处密谋反清，造言在桐城万山九龙洞得了兵书、宝剑，在霍山地方得了镇天旗等，托名西洋出有明幼主朱洪锦，马朝柱改名为马太朝，係其军师，十四年二月，移居英山(今属湖北)，制铜剑一把，镌“太朝军令”，藏于山东，同年十月十五日夜晚取出，令众人相信。十五年入伙者遂众。十七年率众一百余人，上天马寨反清，后被击溃，马朝柱逃逸，不知所终，参与其事者二百余名，分别惩处。

　　此事乃星星之火，冒辟疆组织的洪门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终于耐不住了，又迸发出火星。乾隆继康熙雍正之后，一直不见其把真相揭示，在忍无可忍，奈无可奈的情况下，终于爆发了。但是虽然是星星之火，却给乾隆带来极大的振动，使他下决定要把真相一直隐瞒下去。

　　1753年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彭楚白供出伪稿得自于江西千总卢鲁生。到乾隆十八年正月十五日，乾隆宣谕中外，查明捏造孙嘉洤奏稿首犯为卢鲁生，刘时达。卢鲁生是四川南部人，乃江西抚州卫千总，清廷数据记载，卢鲁生供认自行起意并与刘时达伪撰孙嘉洤奏稿，被清廷于乾隆十八年二月十三日磔于市。

　　刘时达广东海阳人，任南昌守备，最初供认伪稿係儿子刘守朴自金华寄来，后翻供说那是自知罪重，希图推卸，实际是听从卢鲁生编凑伪稿。

　　捏造孙嘉洤奏稿一案旷日持久，历时一年零七个月，蔓延全国，首犯卢鲁生、刘时达虽然供认不讳，但是刘时达与其儿子刘守朴等人所供尚有疑点，但是乾隆迫不及待，要求仓促结案。四月初二日，钱陈群谏查办伪稿，乾隆斥以沽名，并饬勿存稿，以“尔子孙将不保首颔”谕之。

　　孙嘉洤奏稿乃是一篇“五不解十大过”为名目的上奏稿，乾隆认为这是一篇对清廷造成不利的政治影响。而且越查株连越多，所以要求尽快结案。卢鲁生磔于市，刘时达与卢鲁生之子卢锡龄、卢锡荣被斩。既然是谓稿，为何乾隆要仓促结案而且要求不能保留存稿?对要求彻查的钱陈群识相点，否则的话，你的子孙也得丢脑袋。这算什么话，肯定内中有不可为外人知晓的秘密，不可公布于世，谁要是泄鲁漏了秘密，则要株连九族。这秘密是乾隆的心病，即他是冒辟疆的子孙，这种事千定不能让别人知晓的。

　　1753年乾隆十八年六月十一日 衍圣公孔昭焕揭发浙江上虞人丁文彬造作逆书，鞠实磔之。

　　丁文彬是浙江上虞人，他著有《文武记》、《太公传》、《时宪书》等，先于乾隆十四年呈送江苏学政庄有恭。庄有恭未奏闻查办，被惩罚，乾隆十八年，丁文彬把这些书又交给孔昭焕，被孔昭焕揭发，说他在《文武记》中写有“大夏”、“大明”年号，擅自称王等，被凌迟处死，亲属缘坐。可见丁文彬的书中有明显的反清复明情绪和思想。丁文彬主动投书，这不是明摆着飞蛾扑火吗?很有可能是丁文彬了解到了真相，认为他是光复大明的机会来了，他如果能劝得乾隆揭露真相，那他就可以立下大功了，真是想得太天真了。

　　乾隆十九年二月四川提督岳钟琪卒。岳钟琪(1686-1754)，川陕总督，冒辟疆的孙子冒重光是其得力助手。冒重光的命名是冒辟疆取的意即重光大明、大明获得重生、再度大放光明。

　　1730年为西路宁远大将军，征讨准噶尔,1734年以军事失机削爵下狱。乾隆即位放归田里。乾隆十三年重新起用为四川提督，封三等威信公。岳钟琪以汉大臣拜大将军，清代独此一人。卒谥勤襄。

　　冒辟疆的原名为冒襄，两者是否有关?不得而知。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乾隆谕胡中藻诗悖逆，命严鞠定拟。

　　这是一件轰动朝野的答案，对乾隆的影响也最大、最深刻。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残酷的文字狱。

　　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乾隆进士，曾任陕西、广西学政，官至内个大学生，可谓是一位在朝廷上说得上话的人，著有《坚磨生诗抄》，乾隆以诗中“一把心肠论浊清”在国号上加了一个“浊”字问罪，其实这浊清两字早在康熙年间已经有了说法，北京城本来有浊河和清河二条河流，康熙把这两条河流进行政治，合流成为一条通往圆明园为终点的河流，命名为永定河。其意思是大明和满清融合在一起，要永远地定下来，而且通往圆明园，即原来就是大明的江山，在圆明园内有正大光明殿，也是光正大明。康熙在位时定下来的规矩，康熙在位时没有吧真相说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要等待时日，等时机成熟再另行公布，一等等了几十年，康熙死后，雍正即位，短短十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其中徐骏提醒过雍正，结果被雍正处置了，雍正死后，乾隆即位。又二十年过去，胡中藻作为朝臣，他按耐不住了，所以提出了这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是明确地告诫乾隆老百姓，众大臣是心心念念地希望陛下把真相公布于世，不能再让百姓等待了。胡中藻还写道：“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表面是说“朝门不开”，实际上在讲老佛即佛祖如今没有在生病了，也就是如今社会已有充分基础，容忍你把事实真相公开了，不会由于这一公开，致使国家机器生病，停止运转，你尽可以放手一搏，为什么朝门还不打开呢?胡中藻还写：“并花已觉单无蒂”。“并花”可以认为大明和满清，二春合二为一，“蒂”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帝字，即如今的皇帝是千里草的后代，“单”在此处则可以理解为和尚称禅堂的坐床。方岳《古岩诗》“廿年前此借僧单，留得松声入梦寒”，胡中藻是提醒乾隆：你的所谓的祖父顺治是一个出家人，他的坐床里已没有了帝位，你是冒辟疆和董小宛的后代。

　　胡中藻的这种诗句，粗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反诗，若要认真追究，也是硬装斧头柄的事，但是胡中藻作为写诗之人，当然知道自己是为了表达何种意思，而乾隆作为看诗之人，当然也心知肚明，当然会勃然大怒。当然胡中藻被论罪的诗句有几十句，均为讽刺朝廷的。乾隆二十年四月，乾隆将胡中藻处死，曾为《坚磨生诗抄》作序刊刻的侍郎张开泰革职。原广西巡抚鄂昌(鄂尔泰之侄)于胡中藻敍门谊，论杯酒被责令自尽，又以胡中藻出为鄂尔泰门生，则鄂尔泰结党营私。鄂虽死，仍命撤出贤祠。乾隆对此案十分重视，处置手段也是严厉。其主要目的是借此重案来压抑汉族大臣的气势，控制言论，不允许再提及要揭露真相一事，同时告诫朋党门户，切莫轻举妄动，否则的话不会有好下场。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 乾隆奉皇太后作第二次南巡。四月二十四日，以夏邑生员段昌绪藏吴三桂檄文，命方观承赴河南会同图勒炳阿鞠之。

　　段昌绪是河南夏邑人，在被搜查抄家时，搜出吴三桂讨清檄文，并有段的圈点评赞，檄文最重要的看点是吴三桂提出拥护三太子，这三太子是指康熙，他要清君侧，而清廷存心把水搞浑，把三太子改成朱三太子，这样一来，朱三太子成了明朱由检的儿子，和康熙无关了，如今有了吴三桂的檄文，明明写着是三太子，而不是朱三太子，这瞒天过海的事，不是要被揭露了吗?所以段昌绪犯下死罪，就免不了挨一刀。他于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处斩。这件案令乾隆联想起同为夏邑人的彭家屏，遂引发彭案。彭家屏(?——1757)是康熙进士，官至江苏布政使，后因病家居，乾隆二十二年往徐州迎驾，以河南连年灾荒，巡抚图尔丙阿匿灾不报，为帝所疑，彭被拿下抄家，因家藏明末野史《南迁录》、《酌中志》《潞河纪闻》、《豫变纪略》、《日本乞师》等命斩监侯。乾隆以传写收藏明末野史，实天地鬼神不容，命如有臣民收藏败露者，随时治以应得之罪。又查出彭家屏所刻族谱《大彭统配》谓彭姓出自黄帝之后，是自居帝王苗裔，遇当今皇帝名字不阙笔避讳等狂悖之处责令其自尽。

　　很可能彭家屏所藏明末野史，有许多民间传闻，涉及到乾隆不愿意提及的痛处。所以彭家屏成为一个文字狱的牺牲品。另外乾隆对其族谱中的记载文字也予以重视，成为寻找“罪行”的一个证据。

　　1758年勤劳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日蚀左都御史孙灝奏轻明年停止巡幸。乾隆斥其见识舛谬改用三品京堂，并以“效法皇祖练武习劳”谕中外，孙灏要求乾隆停止巡幸这是割断乾隆了解民情民意的路径，所以乾隆恼火，乾隆要效仿康熙，要把第一手资料掌握在自己手中。乾隆要求自己以及要求以后的继位者要“敬天法祖”，这是赞颂先帝，是神纵英武，标榜自己是循皇祖皇考的旧制而扬先祖之业绩，其实他知道他一贯强调的“敬天法祖”四个字是崇祯皇帝的，是悬挂在乾清宫的匾额，后来康熙把“敬天法祖”四个字改成了“正大光明”四个字。

　　所以说，乾隆提倡的“敬天法祖”实际上干的是“光明正大”即“光正大明”。但是，光正大明之事只能干而不能讲，谁讲而且公开地讲，那就是犯下了大忌，是要人头落地的。

　　乾隆急迫需要掌握情报，他知道自己不能成为瞎子和聋子，所以他在即位的第三天，就毫不迟疑地恢复了密奏折制度。这样将臣僚以及民情完全置于自己的监督与控制之下，他恢复军机处，使他对国家政权有高度独裁。他规定：“若有密封陈奏事件，俱著照前折奏。”奏折之人直接将它交给乾隆本人，其他任何人都不得私拆，这样可以使他能多渠道及时了解各种信息，以便制定政策，监督各级官僚居心行止，了解民情民心，为强化政治控制提供极大方便。密折把奏折之人变成了乾隆可以随心操纵的侦探。

　　密折制度始于顺治。康熙年间，康熙把上奏密折的权利交给了曹寅，从而使曹寅一下子变成了人上人，见官大一级。冒辟疆就吃足了曹寅上密折的苦头。到雍正年间，上奏密折盛行，原来享有此等特权的为皇帝亲信、尚书、都统、大学士等高级官吏，到了雍正年间权利扩大到了布政使、按察使，甚至许多微末官员，也可以通过密折来报告地方情况。到了乾隆年间，进一步扩大折奏言事官员的范围，于大臣九卿科道外，并准部属参领及翰林俱可奏折言事，以收明目达聪之效。

　　可以说明目达聪是乾隆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其巩固政权最佳方法。

　　乾隆十分认真对待密折，他亲自拆封，有的非常绝密，乾隆索性把内容记在心里把原折烧毁。为了防止奏折途中泄密，把密折放在匣子里，匣子只有送折人和皇帝才能开启。

　　看来乾隆认为最绝密的东西，莫过于有人在传播他原来是冒辟疆的子孙，这是大忌中的最忌。

　　据传说勤劳是很明确知道自己不是满人之后，而是归化为汉的蒙古人之后，所以他在宫中经常穿汉服，还问身边大臣，自己是否像汉人。故宫至今保存着他穿汉服的画像，有人说海宁陈家有四次在海宁接驾，乾隆驻跸陈家花园。陈家有二块匾额“爱日堂”和“春晖堂”这两块匾额是康熙的御笔，康熙二十九年(1680)陈元龙威侍读学士，随侍康熙身边，某天练字，他饶有兴趣要给随侍的翰林写堂名，陈元龙称其父已逾八十，请求康熙赐字“爱日堂”以表示他不忘慈父之恩。康熙欣然提笔写下三个字，其实陈元龙的提议正中康熙下怀，因为陈元龙的父亲和冒辟疆是同时代之人，冒家和陈家为世交。

　　1690年时，冒辟疆已被康熙下旨驱逐到南通狼山修改《红楼梦》，过着艰苦的生活。作为康熙他的内心，时时在隐隐作痛。他会反省自己是否做得太过分了一点。冒辟疆在1693年死后康熙去狼山看望冒辟疆曾经居住过的住处，留下二首诗，内中有忏悔之意，如今狼山这二块谕书碑尚在。

　　爱日堂即是热爱大明，春晖堂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赐给陈元龙的侄子陈邦彦的，陈邦彦的父亲过世早，其母黄氏守节40余年，含辛茹苦地将陈邦彦抚育成人，康熙写此匾额是为了表彰黄氏对陈邦彦的养育之恩。

　　1713年是康熙的生母逝世整整十一年，康熙免不了想起了董年，他自己的生母在人世吃尽了苦楚。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跟随顺治出家。

　　1682年顺治去世，董年一直在庵堂中吃斋念佛，直到1702年去世。孤独的日子长达二十年。这情况和康熙在1699年写“萱瑞堂”是一个意思。“春晖”出自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萱瑞堂”的“萱堂”就是母亲，康熙写这二块匾额就是在怀念作为千里草的董年，而董年是自己是生母，不可为外人知晓，所以曹寅对外宣称“萱瑞堂”三字是康熙写给自己母亲孙氏大娘的。

　　在1760年(乾隆三十三年)发生了一件令乾隆心中十分不安的案件，那就是在董年落葬的地方，由徐述夔出版了《五色石传奇》和《一柱楼诗》，注意是出版刻印本，而不是手抄本。

　　徐述夔，江苏如皋人，著作《五色石传奇》、《一柱楼诗》，出生于康熙年间，乾隆三年中举，乾隆三十三年案发。乾隆四十三年再次案发，由乾隆亲自过问，此案方始了结。众多官员革职受责，徐述夔子孙全族获罪。此案影响更大，震慑全国，徐述夔著作为刻印本，传布整个社会。如今《五色石传奇》和《一柱楼诗》成为禁书，不能知其详细内容，但是从徐述夔是如皋人，又是康熙时代的人，再加上此案是由乾隆亲自过问，案子之大，之广，超乎想象。由此看来案情应于冒辟疆董年等人的秘闻有密切关系，很有可能，乾隆在1772年会做出决定，要在全国范围内，作一次彻底的大清洗，以便肃清“流毒”。

　　乾隆在1772年正月，乾隆向全国发布昭谕，征集遗书，“古今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至有未经镌刊祗系钞本存留者,不妨钞录副本,仍将原本给还”同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李筠率先响应，向乾隆提出了坊校录书籍的具体四项建议“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中秘书籍当标举观者以补其余著录校对同当并重，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

　　乾隆赞同这一建议，军机大臣对搜访遗书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

　　全国性的征书活动始于1772年，此后在乾隆一再敦促下进入高潮，这征书活动一直到1778年方始结束，前后长达六年之久。请注意，这次征书活动，用的是“急搜”和“搜访”等字眼，要查访何处有遗书，访到之后要搜，“搜”可以“寻求”解，也可以作“搜查”解，如《汉书.武帝寄》“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

　　《四库全书》著录是项大工程，可以说乾隆朝的一大文化伟业，应载入史册。可是乾隆之所以要这般恐怕是另有用心，那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来一个彻底干净的大扫荡，把一切有文字记载的东西，统统来一个清理，看内中是否有涉及内幕的文字。起先各省均是采取观望态度，大象屁股推不动，直到1773年三月，乾隆急了，发布了严厉的上谕之后，各省这才开始行动，大势所趋。江苏、直隶、江西、湖南、安徽、福建、河南、山东、山西各省纷纷设立书局，大规模地搜访遗书。全国性的搜坊遗书，各省的藏书家自然是最主要的对象。乾隆对江浙一带更是关注重点地区，特谕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浙江巡抚三宝重点寻访当地的藏书名家，包括昆山的徐氏传书楼，常熟钱氏述古堂、嘉兴项氏天籁阁、朱氏曝书亭、杭州赵氏小山堂、宁波范氏天一阁等。江浙藏书家居全国之首，浙江巡抚奉旨核查本地藏书名家，如实上奏，合计直降藏书家实进献的珍贵古书二千六百余种，占全省征书的一半以上。

　　为什么乾隆会这么关心江南一带藏书，尤其是对昆山的徐家常熟的钱家特别关注，还不是因为昆山三徐，还出了一个徐骏，他们是熟知内情之人，另外常熟的钱谦益是策划美人计的始作俑者，钱谦益在康熙元年，由于康熙执政，喜出望外，认为从此光复大明有望了，因算是立首功之人。乾隆特别䧲徐钱二家藏书，希望能把所有有碍他执政的书籍一网打尽。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乾隆正式设立《四库全书》馆，篡僚官有三百六十二人，其中总裁官有十六人，先后参与其事者共四千四百零三人，包括当世名流鸿儒三百七十余人。

　　《四库全书》共计著录，存目书籍多达一万多种，其中宫廷藏书有一千余种，《永乐大典》辑出本九十九百八十一种，以及各省的采进本，私人进献本，内府本等，一万五千余种，编选书目，校勘文字，搜坊遗佚，辑补缺失，订正讹误，删除邪妄之言，修正不雅之格，抽毁一切讳碍文字，清楚所以反清作品和相应人员，正所谓：“集中外之秘藏,萃古今之著述。搜罗大备，裒辑靡遗”可以说《四库全书》篡修，既是一次空前的文化总结，也是一次巨大的文化浩劫。这是最恰切不过的评价，。文化的总结是结果，文化浩劫是过程，清楚所有反清作品和相应人员则是目的。把所有对乾隆执政不利作品的文字，统统归纳成邪妄之言，不雅之语，从而认定为违碍文字，并予以取缔。这样的大清洗，则把康熙是冒辟疆和董年所生的儿子一事给彻底清除了，使民间各方人士噤若寒蝉，不敢再吱声。

　　当然乾隆篡修《四库全书》下令各督抚尽力搜罗遗书，但也有一些书籍依然遗落人间，没有问世。史载：“衡阳王船山，著书数百种，临没时，嘱其子孙曰：‘吾所著，非二百年后，不能大行。’子孙守其遗训，不以示人当乾隆癸已(1773)已开《四库全书》馆时，湖南巡抚某至其家求书，仅得经学书数种，至道光末，邓湘泉求船山遗书，船山之裔以为符二百年之说也，乃出稿付刻，船山名夫之。”

　　王船山即王夫之，乃是比冒辟疆小一些岁数的同时代人，他和冒辟疆素有交往，同为洪门领袖。冒辟疆是洪门的组织者洪英。王夫之是洪门五始祖之一，洪门五始祖为史可法、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郑成功。

　　乾隆特别害怕对他统治不利的各种书籍，尤其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这些野史将的是真正的史实，而在清廷认可是正史恰恰都是被篡改过的，掩盖了真实的东西。乾隆曾经着办抓过几起收藏明末野史或逆书的案子，也曾下令查禁、销毁过某些人的著述，但是均属零打碎敲，毕竟不是个彻底的解决方法，为了他的统治的江山，能长治久安，乾隆一直在苦心思索，一条一劳永逸的妙计。

　　在乾隆三十七年他终于想出了征集搜查全国图书的高明方法。诏谕全国，“搜辑古今辟书”，表面上是为了“嘉惠士林”，实际上是借重视学术文化为幌子，将一切有碍于他统治的禁书摸清，尤其涉及康熙身世的邪言妄语要统统销毁，诏令劈版销毁。二年过去，书籍征得不少，但是乾隆真正想征集的东西却寥若晨星，看来上政策，下有对策，草民并不是草包，他们窥破了乾隆的诡计，所以和乾隆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如意算盘打得并不如意，乾隆干脆撕下伪装，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降旨，查办一切有碍朝廷统治的禁书，尤其是明末野史作为查办重点。

　　然而，查办禁书的效果并不显著，各省督抚漫不经心不肯出力贯彻圣旨，到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再也按耐不住了，他外伺机制造一件大案，借以在封疆大吏的头上猛击一下，促使他们赶快清醒，切莫掉以轻心。皇帝要动真格的了。

　　乾隆抓住了王锡侯《字贯》案大做文章。《字贯》第十页的《凡例》直书康熙、雍正、乾隆的名字，乾隆断定此乃从来没有过的大逆不道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这样一桩妄行著书的案子，一下子成为轰动全国的钦办的特大逆案，其实直书皇帝的名字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乾隆犯不着大动肝火，但是乾隆偏偏小题大做，把此案打成“从来未有”的特大逆案，其目的就是敲山震虎，他警告江西巡抚海成是有眼无珠，没有看出王锡侯文字犯讳之处，把一部“大逆不道”的书籍，从眼皮底下漏掉，海成的下场很惨，本来拟斩立决，后来轻隆格外开恩，从宽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海成的上级两江总督高晋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深谙为官之道的各督抚大员，当然从《字贯》的案子中吸取教训，他们谁都不愿意成为海成第二。

　　浙江上虞有一平民丁文彬，乾隆十三年至乾隆十五年(1748~1750)间，丁文彬写成了《仪武击》一书，经过修改，改名《洪范春秋》，又题《大夏大明新书》，他说孔子后代衍圣公向他讲了尧舜之道，并答应把二个女儿娥皇与女瑛嫁给他，丁文彬被官府抓获，他装疯卖傻，被认定为神经病患者关进监狱，后来被凌迟处死。

　　其实丁文彬所写的《大夏大明新书》就是要光复大明，尧的二个女儿在《红楼梦》中被冒辟疆写成了潇湘妃子，是水芙蓉董小宛，木芙蓉董年，她俩均是冒辟疆的爱妾，后来都成为顺治的妃子。

　　乾隆统治时期，文字狱达到了高潮，特别是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八年的十年间，文字狱连一年都没有间断。乾隆一再表白“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这是否是欲盖弥彰的说法?其实并不一定是欲盖弥彰的说法，而是有明确的划定红线的标准，那就是文字千定不可触及乾隆、雍正、康熙，他们三代人是隐私，这会动摇他们的执政基础，除此之外，，则可网开一面，各级官吏上行下效，不少官员唯恐办案不力，被加上“不知大义”“姑息轻从”的罪名，而受到惩处，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或者借以邀功，往往不明案情，只要涉及“悖逆之意”便一概从严处罚，或者随意附会，把一般性的问题也说成是“悖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种事屡见不鲜，殊不知乾隆内心真正的想法，可惜大部分的官吏没有抓住重点，他们哪里知道乾隆真正的用意何在?

　　例如，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史臣进士呈新修国史，洪承畴传内明唐王朱聿键前加一“伪”字，乾隆特降旨：“明至崇祯其统已亡，然福王之在江宁，尚与宋宣南渡相仿佛，即唐、桂诸王，亦与宋帝是，.....若称之为“伪”则所谓矫枉过正，明末诸臣，如黄道周、史可法等在当时抗拒王师，国诛戮之所必，及今平情而论，.....诸臣各为其主，节义究不容掩，朕方给予褒奖，岂可槪以伪臣看待。”

　　乾隆这一番说法，充分地表达了他内心的看法，黄道周和史可法是冒辟疆的诗友，乾隆认为他们是各为其主，节义不容掩，要予以褒奖，那么他对自己的曾祖冒辟疆的反清复明举动也是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曾祖冒辟疆有大义石身的高尚节操之人。应该大大地予以褒奖，但是他本人和冒辟疆之间的血缘关系是避而不谈的关键。

　　1768年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发生了齐周华文字狱案。

　　齐周华，浙江人，秀才，雍正九年因吕留良案被押解回浙江，永远禁锢，乾隆改元赦免获释，闽浙总督苏昌、浙江巡抚熊学鹏具奏乾隆，揭露齐周华《狱中祭吕留良》，将吕留良比之伯夷、叔齐、孟子。齐周华被凌迟处死，，收缴所刻书籍，于版片一起销毁，这一案件，使乾隆明白，江南一带，仍有暗潮涌动，自己欲盖弥彰的隐情时刻有被揭露的危险，这就造成乾隆内心有清除隐患的打算。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谕不以文字罪人，对藏书家打消疑虑，提供藏书。

　　鮑士恭杭州人，藏书家鲍廷博之子，书斋知不足斋，以收藏宋元珍本著称，鮑士恭愿以家藏旧书一千九百余种上交。除寻常习见有重复名书外，共采进其书六百二十六种。

　　犯愍柱愿呈天一阁藏书，选其六百零二种呈进四库馆，录入《四库全书》四百七十三种。

　　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三日，将吕留良子孙重新发遣为奴。

　　发遣宁古塔的吕留良之孙吕懿兼、吕敷先经刑部办理亦为八旗另户，嗣后又出资捐纳监生，乾隆知此事申明以前为奴遣犯开户谕旨是指：“寻常为奴遣犯”非类似吕留良大逆案，所以其子孙重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可见乾隆对可能知道内情的吕留良后人还是严加防范，就算获得自由身，还是要重新发配为奴，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以免乾隆有后顾之忧。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乾隆命《四库全书》馆详核讳禁各书，分别销毁。

　　谕称：“明季诸人书籍词意抵触本朝者，如钱谦益、金宝、屈大均等，均不能死节，人实不足挂齿，”妄肆狂狺，自应查明毁弃，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能适弼才优于济，诸人所言，若当时采用，败亡未必若彼其速，唯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又直臣如杨涟、左光斗、李应升、周宗建、缪其昌、赵南显、倪光璐等，即有一两语伤触本朝，亦止须酌改，实不忍并从焚弃。”

　　从乾隆的上谕来看，他是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因为在乾隆的心目中，他最恨的可能就是钱谦益，因为隐情是钱谦益一手策划造成的，他是始作俑者，而且在他的诗文中还明目张胆地写道造成冒辟疆和董年生了玄烨。玄烨登基继位，论起功来。钱谦益自认为他应是立了首功之人。黄道周等人是冒辟疆的好友，他们的著作，要改易违碍字句，这种态度用来对付冒辟疆的著作，其中包括冒辟疆著作的《红楼梦》。至于左光斗等人更是明末期间和阉党作斗争的正直君子，所以他们的著作只要酌改不可焚弃。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乾隆审定《明史》。

　　可以说历史是为胜利者书写的，乾隆审定明史，那么明史的论述肯定是向乾隆本人倾斜而谈不上百分之百地真实。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乾隆命国史馆《贰臣传》分甲乙编。

　　《贰臣传》是载降清明臣事迹，乾隆以洪承畴、李永芳等虽不忠于明朝，但在清楚实能效忠尽力，而钱谦益、龚鼎孳等进退无据，人品卑劣，命将《贰臣传》分甲乙两编以显优劣。

　　钱谦益、龚鼎孳都是冒辟疆的挚友，夜路说是刎颈之交，很已可能乾隆认为钱龚二人在冒辟疆面前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只是把事情弄僵，所以一肚子怨气迁怒到他们二人身上。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李驎《虬峰集》爆发。

　　李驎是明末清初扬州人，是冒辟疆的同乡同时代人。各省奉旨收缴违碍禁书，兴化某购得李驎所著《虬峰集》，总督萨载等以该书序，论多有触碍，诗文更是悖逆，如：“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这首诗应该如何理解呢，说其是怀念前朝，望明复兴的大逆不道之作，说得过去吗?恐怕内中有更深刻的含义，李驎是扬州人，应知扬州事 ，康熙是冒辟疆和董年所生的儿子，恐怕李驎是知道的，所以会讲民悦康兮，即老百姓是对康熙怀有喜悦之情的，因为日有明了，而且日出东方，可以普照八荒，充满了希望，“我思孔长兮”此处的孔可作小洞解，也可以作孔雀的雀称。《楚辞.七谏》：“鸾皇孔凤，目以远兮”即李驎已想了很久，思念这鸾皇孔凤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没有动静，在夜未央宫中还是黑夜，没有光明，则表示康熙一直是大寒声不动。李驎都等不及了，再有诗句：“白头孙子旧遗民，报国文章积等身。瞻拜墓前颜不愧，布施宽袖浩然巾”可见李驎对故国大明是眷恋不舍的，其怀念之情跃然纸上，所以乾隆会下旨锉户枭首，销书毁板，各省一体查缴。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 令家谱改正僣妄夸耀字句。

　　自乾隆三十八年以来，清廷以修《四库全书》为名求书，与此同时借机查禁违碍书籍，而且范围不断扩大，苛责日益加深，四十四年，各地又要求民间删改家谱中的僣妄字句，不得夸张扬诩。可见修《四库全书》是对外宣扬的正大光明的说法，而查禁违碍书籍，并且铲草除根是真正的目的。

　　冒辟疆的堂叔冒蒙求受康熙的委托，重修《冒氏宗谱》，并且被康熙收藏以便随时查阅冒氏总谱中有许多涉及内情的叙述，应该说现存的冒氏总谱。可能也被审查并予以删减。乾隆生怕其他的总谱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对总谱也作了规定。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戴移孝父子诗文悖逆案。

　　戴移孝、戴昆父子分别著有《碧落后人诗集》、《约亭遗集》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直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认为是“悖逆”文字。奉旨彻查此案，戴移孝父子虽已身故，仍戳尸枭首，刊刻者戴世道是戴昆之孙立斩，戴昆之子孙三人斩监侯，子媳一人给功臣之家为奴，以上两书，流传之本及所有版本槪行查缴，全部销毁，如果按照所列出出来的诗句就定罪似乎站不住脚，肯定诗集中有许多不能让外人知晓的诗句，如果列出来就会把内情泄露，故而秘而不宣，以一种似是而非的诗句来搪塞充数。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发生了石卓槐《芥圃诗抄》案。诗中有句“大道日以没 谁与相维持”等，而且廟讳、御名不加避讳，石卓槐被凌迟处死。

　　1789年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四日，乾隆处理刘遴总谱僣妄案。

　　有人举报，修的总谱“凡例”语句不经，山东巡抚国泰以该宗谱远引汉裔，殊属狂悖，奏请严办。乾隆认为“凡例”远引汉裔妄自夸耀，甚属不合，不过汉人积习相沿，每有此等陋见，指示若搜查该犯家中，实有别次不法形迹，自应从重处理。如果只此家谱，尽行销毁，已足示惩。

　　从以上此案的情况来看，此时已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打击范围无限扩大，已到达不可收拾的地步，乾隆也认为应该适可而止了，尤其是没有涉及到内幕真相的文字，该放一马就放一马，免得人们谈到文字狱就会谈虎色变。

　　1783年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卓长龄《忆鸣集》案。

　　卓长龄生活于清初，著《高樟阁诗集》诗文有反清的情绪，如：“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在，剃头轻卸一层毡”，说的是自己乃是一介草莽之小民，用他的眼泪写出诗书，是感人的肺腑，这和《红楼梦》中是讲法形似，《红楼梦》的每一个字都是用泪凝成的，卓长龄等人的诗集被查缴销毁，其孙卓天柱因收藏其祖父的诗集被判斩监侯。同年三月十四 乾隆下令停止查办《沧浪乡志》。

　　湖南龙阳监生高治清刊刻《沧浪乡志》，湖南巡抚李世杰奏称该书狂悖，但是乾隆却对李世杰所鉴之处如“幕天席地”、“玉盏长明”系成语相沿。“德泽恩溥”、“运际升平”为颂扬之词，斥责李世杰文理不通，办理拘泥失当，指出如此，吹毛求疵，将使人何所措手足，命宽免涉案有关人员。

　　从乾隆对此案的处理，可以从机个方面来观察，首先到了乾隆四十七年已到了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令人恐慌的地步。作为督抚大员生怕由于自己疏忽而遭问罪，所以宁可鸡蛋里挑骨头，也不能起步被问责是人的后尘。因为被问责的后果很有可能令他们谈虎色变，弄得不好会脑袋搬家，其实他们很有可能是走向了极端了，认为只要有反清的倾向，就一概追究，抓住辫子不放，他们哪里知道乾隆的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乾隆要用遮羞布把自己真相掩盖起来，从而达到他的统治能够稳固的目的。另外可能事态已演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吹毛求疵已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这种恐怖的状况，恐怕也是乾隆不愿意看到的。

　　1785年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乾隆申饬赣抚办理“慎佘堂集”。

　　江西巡抚舒常起获刘遇奇著《慎佘堂集》板本及《清风亭集》抄本。签出所谓狂谬语句呈进乾隆批阅。认为其鉴出之处如：“对明月而为良友，吸清风而醉侯”，“明月”“清风”乃词人引用成语，视此为悖妄则欲将“清”“明”二字避而不用，没有道理，至于廟讳及御名未经避写，则因作者是顺治时人，安能预知敬避，即使现在，不知廟讳者甚多，偶有未避也不足深责，否则人们无所措手足。

　　从以上乾隆所言，再和以往的文字狱中的问责的罪行对照起来看，分明是“双标”，难道乾隆改变了一碗饭的政策和所采用的手段?很可能乾隆内心明白，他一手缔造的文字狱冤死了多少文人，他扪心自愧，所以改弦更辙，另外很可能刘遇奇虽有反清的倾向，但是他没有涉及乾隆的痛处，所以乾隆就“双标”了，

　　乾隆拒不承认自己是冒辟疆的后代，冒辟疆所领导的洪门等待了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直到如今，，已经过了八九十年，以前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如今是连楼梯也不响了，根本不见任何改玄更张的迹象，所以在台湾爆发了林爽之的反清起义。

　　1782年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洪门大龙头饮酒结拜天地会，清军围剿，全军覆没，这次洪门起义给乾隆带来了很大的打击。清廷国力大损。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乾隆下令续行撤毁、抽毁、删削《四库全书》所收违碍各书。

　　《四库全书》是一项文化事业的大工程，但是随着这一工程的兴起，中国是文化遭到了一场大浩劫。

　　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六日，闽浙总督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上奏乾隆称：“天地会起于提喜，俗名郑升，僧名提喜，又名涂提喜，号洪二和尚，乾隆二十六年(1761)创立天地会，以传会口诀‘八三二十一’为暗号，又编出‘木立平世’等字为天地会之根”。

　　目前研究洪门的专家，把洪门的起源分成二大派，一派是康熙说，说是洪门起源于康熙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红花亭成立洪门。一派是乾隆说，说是郑升、提喜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二派的专家均没有弄清楚洪门的起源是源自于顺治十五年，钱谦益、龚鼎孳、方以智、郑成功、冒辟疆在南京的廟中滴血起誓结盟。这是洪门最始的雏形。到康熙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襄阳的红花亭为了配合吴三桂，以拥护三太子康熙为名，进行“清君侧”，举起了反清复明大旗，后来由于冒辟疆和康熙签订了“羲皇契”，洪门偃旗息鼓，一直期盼康熙能公开亮相，谁知康熙迫于情势，一拖再拖，直拖到离世。雍正即位，也是不冷不热，这样又过了十三年。直到乾隆登基，乾隆开始尚有意愿公开亮相，但是胤礽之子弘皙以及庄亲王更有胤祥的二个儿子，公开亮相，要反乾隆，迫使乾隆倒向满清宗室，洪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竖起了反清复明大旗，一直到辛亥革命为至，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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