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愚昧，主要表现为无知。抛开知识，他们——尤其那些领袖(大师兄)——的头脑其实相当好使，充满了农民的狡狯和流氓的无赖，最擅长欺软怕硬，恃强凌弱，瞒天昧地，见风使舵，说一套做一套，打不过跑得过等。譬如口号是一回事，行动则是另一回事，打洋人是一种战术，打清军是另一种战术，打老百姓则换了第三种战术。不过，不管怎么变脸，怎么转向，其要义，始终不脱一个利字：相比权力，义和团显然更看重利益。所谓斗争路线，无非趋利避害，所谓斗争策略，无非一盘生意经。

　　人之好利，无可非议。只是第一得言行如一，不可两面三刀；第二该获之有道，不可强取豪夺。义和团一面以“毋贪财”为戒条，一面却无比贪财；号称憎恶洋货，“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矣。”其贪婪程度，雁过都要拔毛，敛财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民众深受其害，遂作歌谣讽刺道：“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义和团，快上法，瞅瞅银子假不假。义和团，快上法，有骡子，不要马，有银子，不要粮食。”华学澜《庚子日记》记录了这些民谣，并感慨义和团已经号令不行，“民虽愚不能大为所惑，可见左道之不足恃也”。

　　义和团敛财的手法，归结起来，不外乎欺骗、勒索与抢掠三种。其骗术相当低劣，然而迫于政治与暴力的双重威慑，当事人纵然识破，却也不敢反抗，只能听之任之。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讲述的故事，干脆隐去了当事人的态度：“针市街桐发祥客栈被拳匪围住，开枪向院内轰击，谓内有奸细。其中所有桌椅，并所存之货，与团扇壶碗玩物等件，皆雇人用手车运至坛中。从栈内搜出铁银柜一个，指以示人曰，此系地雷。随抬至僻静处，砸开柜门，将银分取一空。”

　　欺骗之上，则是勒索。义和团勒索，大抵可分两类，一是勒索教民，以及与洋务有关(如通西学、懂英语)、甚至与洋字沾边(如着洋装，买洋货)的国人，这些人被唤作二毛子、三毛子以至十毛子不等，皆处于“灭洋”的锋利刀刃之下，不给钱便可杀之，有时给钱了也杀；二是勒索非教民，不分青红皂白，直接诬为教民，责令出钱消灾，否则照杀不误，如直隶一带，“凡有富厚之家，皆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过往之客，指为间谍，则所杀滋多，盗贼所不敢为者，彼乃公然为之。”(《庚子剿匪电文录》)

　　无论欺骗还是勒索，终究不如抢掠痛快。故而义和团最喜抢掠，官也抢(当时朝中两位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府邸皆遭义和团洗劫，按理说徐桐乃是义和团的支持者，团民该网开一面，手下留情，然而照抢不误，足见利欲熏心)，民也抢，教民也抢，非教民也抢。试看时人的记述：“京畿村市，无论民教，概被团党抢劫焚毁。”“各处城厢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稣奉教之人，尽被团匪搜拿砍杀不绝，而家产皆抢掠焚毁一空。”《西巡回銮始末》曾详细记载五月二十六日之难：

　　……是日，各京官住宅及殷实富户无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拥入室，以刀破箱，出衣物于庭中，拣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兵又至，则取其次者。约七八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银票等物，亦必搜攫净尽。其或闭门不纳者，兵即逾垣而入，放枪无数以恐吓之，然后饱掠以去。设与争论，即被击毙。如所掠尚不满意，即火其居。一时满街塞巷，无非抢物之兵丁。而儿啼女哭之声，尤使人闻而心碎。街市间尸骸横卧，亦难数计。顾各处虽多被抢，尚不及住居附近东交民巷一带之甚。盖与使馆为邻，故受祸尤惨也。孙尚书家鼐住宅被抢更烈，其公子所存仅一短衫，余物已被括一空。而各兵等犹未满意，因复以枪拟尚书，勒令将黄白物交出，否则将以枪弹相饷。尚书无奈，遂告其所藏之处，始释手而去。

　　再说义和团的贪财，可以其领袖张德成为案例。张德成与其所创的“义和神团天下第一坛”兴起之后，一贯“肆行讹索”“肆意劫掠”。他曾趁清军与八国联军激战之际，先后率团民抢掠天津三井洋行、仁记洋行，并绑架萨宝实洋行掌柜及其兄弟子侄九人，勒索白银一万两。天津陷落，他席卷巨资逃去，至王家口，依然牛气冲天，贪得无厌，盐商提供了二人轿子，他不肯乘坐，非要八抬大轿，摆出盛宴，他说不能下箸，推席而起，导致“村人愤甚，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最终将其乱刀剁成肉酱(罗敦曧《拳变馀闻》)。大师兄最终死于民愤之下，不啻是一记沉痛的警钟，然而我更愿意视之为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隐喻。

　　话说回来，义和团本身并不讳言其运动目的便是为了发财。据侯宜杰先生考证，山东、河北各地义和团煽动百姓，皆直接打出“发洋财”的旗号。如义和团领袖刘胜先号召团民：“今焚烧教堂，收没二洋人(指教民)资产，报仇泄恨，以图富贵，千载一时也。”通州坛口镇团民公议：“……定要把本村和贾家疃天主教人完全灭尽，均分他们的财产。”至于这些论调能否构成义和团的主流，熟悉革命史的朋友心中自有一杆秤。大体而言，动员群众闹革命，两大由头最好用：一是仇恨，二是利益。

　　当仇恨染红了眼睛，利益蒙蔽了心灵，义和团的劫掠行径，已经无可阻挡。清政府曾试图管束，所制定的义和团团规，明令禁止讹诈、烧杀抢掠，要求“各团师兄杀死教匪后，查明房间系教匪产业，应即封闭入官，不可烧毁，所有一切什物，应查抄入官，变价充公，不可喝令抢夺；如系他人产业，应从宽免其究问”。可惜此时朝廷已经被义和团的洪流裹挟，并无公信力、执行力可言，也许考虑到了这一点，团规有意选择诉诸“佛法”而非皇权。殊不知佛法的诠释权，恰恰掌握在义和团手里。因此这些规定的效力，还不如大师兄们的一张画符，其唯一价值，即作为具文，暗示义和团烧杀抢掠之疯狂，为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留下了一个无力的注脚。

　　【补记】

　　义和团之“诈”，表现于敛财一面，远不如打仗一面显著。《天津一月记》曾详述其战术：“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顾恩瀚《竹素园丛谈》所记可为参照：“……最可悯者一般无知小儿女，女习红灯照，儿习避枪弹咒语。红灯照者，谓灯光可灭洋舰也。洋兵始以一群顽童，不忍放枪，而若辈以为大毛子(指洋人为大毛子，教民为二毛子)惧己，挺刃冲锋。洋兵乃放枪一排，群孩应声倒，洋兵即未续放，诸孩亦即相率逃避，不敢复进。”

　　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合众声”(ID：Hmedia)，本文原载羽戈1982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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