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少数派文库”,本文摘自易中天先生的《鸦片的战争和战争的鸦片》一文。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锥心之痛。

  不过,认真说来,痛,是后来的事。当时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个夏天,“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首席指挥官奕山,被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则优叙的优叙,升官的升官,补缺的补缺,换顶戴的换顶戴,正所谓“弹冠相庆,共沐天恩”。因为负责这次战役的奕山,在奏报“战功”的同时,还一口气保举了“有功之臣”共554人,几乎囊括广州所有官员!

  这可真是“胜利者的欢宴”!

  然而事实又如何呢?事实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败仗,又公然违旨。

  奕山的职衔,是“靖逆将军”。“靖逆将军”不是“抚远将军”。他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能“抚”(停战言和)。道光皇帝给他下达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为此,皇帝下令调集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大军供其驱使,还慷慨地一次性拨款三百万两充作军费。这次战役的前敌指挥部也阵容强大: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奕山,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四川提督齐慎,原刑部尚书、现任两广总督祁贡,一共五位大员。道光皇帝决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见一斑。

  可惜事与愿违。“英夷”不但没有被“一鼓荡平”,清军反倒一败涂地;“夷酋”不但没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亲自出面谈判,而且开出的价码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驻扎在广州城外200里处。最后的结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开条件,还提前两天缴清了600万元的“使费”,总算是从英军的炮口下“赎”回了广州城。至于两国之间恢复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话下。

  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同意通商也是违旨的,赔款就更是丧权辱国,然而却获得了嘉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荒唐事体,又哪有这样的糊涂皇帝?

  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谎。

  就在广州城降旗高挂的5月26日,奕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战功”,宣称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1艘。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9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声称英军头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们就“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实所谓“商欠”,就是那600万元的“赎城费”,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

  通商则早是事实,奕山和先期到达的参赞大臣杨芳等人早就默许,不闻不问,只不过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这个冤大头皇帝便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那些野蛮人(该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已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你们办事也不容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赏还商欠吧!奕山一看谎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声称“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这个结果,虽然离“片帆不返”、“一鼓荡平”相去甚远,但“永不滋事”还是皇帝愿意听的,奕山等人岂有不加官进爵之理?

  同样,谎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又岂有不竞相撒谎之理?

  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很难找到完全不撒谎的清廷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参赞大臣杨芳也撒谎。杨芳官居从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战功赫赫的清代名将,然而一到广州就撒谎。而且,对英军作战毫无“果勇”之处,对皇帝撒谎却“果勇”得惊人。一只送照会的小船被手下发炮击回(纯属误会),竟被他夸张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的大胜仗。当然,杨芳的撒谎,和奕山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结果,最敢撒谎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撒谎水平次于奕山的杨芳“革职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讲了点真话);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基本不撒谎)和琦善(后来才撒谎)处分最重——林则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斩监候(死缓)。

  这可真是谁不撒谎谁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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