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学通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读帮”(ID：homecycle)、世界和平论坛。原文刊发于《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二期，此为节选。

　　科幻电视剧《三体》设计了一个三体文明的电玩游戏。在这个游戏，三体文明的世界在科技上不断进步，其水平远高于人类21世纪的科技。然而，三体文明却在恒纪元和乱纪元之间往复循环，伴随高科技的是高度的专制，其民主、自由、幸福以及生活的多样性都远不如21世纪的人类。人类文明与三体文明不同，却有两点相似。一是人类文明也是在进步与倒退两者之间循环，二是人类的每次科技进步并不必然提升人类社会的民主、自由和幸福水平。

　　近年来，有关“世界到了十字路口”的说法就是对历史是否又走向倒退的一种疑虑。我国政府对国际政治变化趋势的判断是：“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新冠疫情延宕蔓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如今，全球新冠疫情严重威胁已过，世界走向已经较为明朗。世界没有选择通过十字路口继续走向进步，而是选择了掉头，走向倒退。当下的世界将倒退到哪里去?这正在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比较一千年来人类历史的起点和终点，我们经常看到终点上的世界比起点上的世界进步了很多，变得更加文明了。然而，如果观察千年历史变化的全部过程，则可发现世界是在进步与倒退两者间循环的。仅以20世纪至今的120多年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历史进步和倒退的循环是比较频繁的。

　　20世纪初，世界经历了一战的倒退，而后走向和平。20多年后，世界又经历二战的倒退。二战后世界进入冷战，以代理人战争取代了全面战争，这是一种相对进步，持续了40多年。20世纪末期冷战结束，代理人战争依旧发生，但导致的人员死亡数量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出现了以民主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全球化趋势，世界向合作的方向前进了一步。然而，全球化只持续了20多年，如今被逆全球化取代，世界掉头，再次进入倒退期。

　　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世界倒退现象，学者们多是从具体的历史特殊性角度分析，而从抽象的共性角度进行理论分析的较少。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世界倒退的原因归结为国际体系层面的领导类型改变，即国际领导类型的道义水平从高向低或从有向无转变。虽然道义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抽象的理论解释视角，但未能解释国际领导类型转变的机制是什么，即在什么条件下国际领导类型会发生转变?什么因素决定国际领导类型的转变方向?以及国际领导类型转变的过程是什么?

　　目前学界还不能解释国际领导类型转变的原因，但学界普遍注意到了国际领导类型转变和新型国际政治思潮兴起具有一定共生性的现象。在近现代国际政治中这种现象已重复多次。20世纪初帝国主义思潮流行，多国的帝国主义领导人制定战争政策，伴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了30年代，法西斯主义思潮兴起，法西斯主义领导人又在多国发动战争，从而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共产主义思潮兴起，共产主义领导人在多国进行夺取政权的战争。到了60年代，反殖民主义思潮兴起，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在多地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到了9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兴起，自由主义的领导人推动全球化，以推行民主化的名义进行战争。如今，民粹主义思潮兴起，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以维护经济安全的名义采取去全球化政策，同时进行着代理人战争。

　　新的国际政治思潮兴起与国际领导类型转变是共生关系还是因果关系尚难下定论，但思想观念影响对外决策的逻辑是明确的。从决策分析的角度讲，观念是决策的基础，即先有观念后有行为。依据这个逻辑顺序，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如果不是国际领导类型转变的原因，至少应是促使决策者选择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因素之一。

　　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缺乏体系性，它对精英政治不满，能为反对现行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但却不能提供更好的替代方案。因此，遵行民粹主义理念所做的决策多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失败多于成功，反复无常多，政策连续性少。当民粹主义思潮对大国决策的影响力上升时，决策的不确定性变得突出，其连锁反应是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上升。于是不确定性成为当下世界倒退的一个突出特点。

　　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安全概念严重泛化和政治化，即把各个领域的事务都说成安全问题，把非政治领域的事务当作政治问题处理。目前，安全概念泛化和政治化的最突出现象是经济安全极大程度地影响着大国的对外决策，从而影响全球的国际关系。

　　“经济安全”这一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曾产生过较大影响，但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这个概念就淡化了。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潮流促进了全球经济合作加快发展，“经济安全”这个概念也就销声匿迹了。如今在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的环境里，“经济安全”这一概念不仅重新产生国际影响，而且其影响力比冷战时期还大。

　　大国的决策者们担心国际合作形成的相互依赖成为对方制约自己的战略手段，于是采取减少国际经济合作或缩短国际产业链的方法增强经济安全，即去全球化的政策。当多数大国采取去全球化的政策，就形成了逆全球化的历史潮流。

　　目前，还难以判断“经济安全”这个概念能推动逆全球化潮流走多远，但它还仅是个独立的概念，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因此还不具有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那样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虽然经济安全的观念正在加剧大国之间的战略对抗，但这和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扩张为核心的战略对抗相比，在竞争的激烈程度上还不能等量齐观。

　　意识形态扩张导致了超级大国全方位战略对抗的冷战，而经济安全推动的去全球化仍限于高端技术领域，没有全面隔绝超级大国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因此去全球化政策并不会导致“新冷战”的发生。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其表现出来的大国战略竞争性质和策略都与冷战不同。从竞争性质上讲，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是你死我活的，竞争结果是苏联不复存在了。数字时代的经济安全竞争核心是数字技术优势，竞争有输赢，输的一方会失去国际主导地位，但并无灭亡危险。

　　从竞争策略上讲，意识形态扩张的主要手段是通过代理人战争在他国扶持与本国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执政，而竞争数字技术优势则靠的是国际合作和占领国际市场。因此，以数字技术优势安全为核心的大国战略竞争，其性质和策略都尚无推动世界倒退到冷战的危险。

　　如果将当前的乌克兰战争定义为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冷战，那么这场代理人战争恰恰从反面证明全球并没有进入“新冷战”。这场战争是由传统安全问题引发的，而不是经济安全问题和去全球化政策引发的。这场战争局限于一国境内，竞争地区局限于欧洲，尚未扩展到域外；无论战争双方中的何方获胜，这场战争都不过是欧洲的域内冲突，不代表时代主流趋势，不具有全球性意义。

　　从全球的角度，特别是从超级大国战略竞争的角度观察国际政治，可以发现，国际秩序正向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方向倒退，如同在一战、二战、冷战和冷战后的初期，多数人都未能准确判断世界秩序发生了什么性质的变化一样。

　　国际政治在进步和倒退两者间循环的现象是确定的，国际秩序在稳定和动荡两者间循环是不可否认的。如果人类历史是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向前发展，那么科学的研究就需要研究前进和倒退的条件以及时间的长短。面对当下国际秩序不确定性不断凸显的现状，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现实，中国学者有必要研究当下世界倒退的原理及程度。在无法阻止世界倒退的情况下，也有必要研究如何使世界倒退得少一点，如何让世界早一些转向历史进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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