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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讳名德鑫，1926年10月5日（农历8月29日）出生于现江苏省仪征市陈集镇双圩村桥头组，1999年6月7日（农历4月24日）仙逝，享年73周岁。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在迎来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之际，他的儿孙们对他是更加深切缅怀和无限思念。
父母亲对每一个儿子都视同宝贝，都希望他们能够健康长大，将来成家立业。我那位出生于1949年的二哥，惜在11岁时就因病夭折了，所以后来父母就更加宝贝我们余下的六个儿子了。我们在父母的关爱呵护下，都陆续长大成人。
与天下农村父母一样，我们的父母也巴望着我们将来能吃一口轻松饭，不要再过那种整天在烂泥地里淘生活的又苦又累又脏的日子，而出路只有读书、学手艺、当兵几条。“耕读传家”是传统，“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是古训。在那个年代，当兵的权力、推荐上大学、上中专、转户口吃皇粮的权力，都掌握在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手里，我家是中农成份，尽管我们兄弟多，身体条件也不错，但当兵就是轮不上。所以，读书、学手艺成了父母对我们前途的重点思考。
母亲讳曹开珍（1927年8月6日—1977年8月7日）遗像
一．父亲与母亲一样，对子女读书成才都寄予厚望。父亲与母亲对于送我们每一个人去学校上学识字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们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把学费和买课本的钱按时缴到学校老师手中。在他们心里，只要哪个孩子能够读书读得进，就一直让他读下去。读书面前，人人平等，在我们家首先做到了。父亲对我的关爱，首先体现在上学读书上。在我一生的求学生涯中，有两件事最让我难忘，一是上小学的时候，一是上大学的时候，都离不开父亲那忙碌而又稳重的身影。记得我已经到了虚8岁上学年龄，但因家里很穷，供不起多个孩子同时上学。母亲就对我说，如果我大哥考取初中了，我今年就不能去读书，因为家里没有那么多钱缴学费和买书。后来应该是大哥没有考上初中吧，我终于获得了读书机会。而要上的学校名字叫“蒲塘小学”，是在离家很远的邻近大队的一个村庄里。
父亲要亲自送我到这个学校去读书，这好像是他的责任，也是我们家的传统，我心里当然很高兴，终于可以上学了。但我的心里还是一直在打鼓，感到纳闷，心想这个学校叫“蒲塘”，怎么上学要到水塘里去读书呢？并且这个水塘里还长有菖蒲？就这样，一路疑惑，跌跌冲冲跟着父亲，背着母亲给我缝制的小书包，来到了学校。眼前一下子看到了好多小朋友，父亲告诉我说“蒲塘”到了，我就在这里念书。我看自己根本没有站在水塘里，也根本没有什么菖蒲，心里一点害怕也没有了。正是在父亲的引领下，从此开始了我的识字读书人生。好在我从小学习成绩就不错，家里堂屋的土墙壁上，那时能经常贴上我的“三好学生”奖状，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亲心里一定很高兴，那是不用说的了。1974年高中毕业后，因为国家已经关闭了高考大门，我只有当“回乡青年”一条路，在泥水里摸爬滚打。熬过寒冬，1977年年底，高考制度恢复，我终于看到了人生希望，紧追慢赶，在1979年考上了大学。遗憾的是，我的母亲在高考制度恢复前的1977年8月就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没有能够与父亲一道，享受到他们儿子当中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的荣耀与快乐。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太差，我在选填高考志愿时，就近填报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专业。到学校报到的那一天，父亲特意让三哥束有海用畚箕挑着我那简陋的行李，送我到邻近的刘集公社汽车站，那里可以直达扬州汽车站西站，扬州师范学院就在车站附近。下了汽车，学校早已专门安排老生接站，父亲与我顺利地走进了校园。签名报到，安排好宿舍床位，一切妥当后，父亲才放心地离开扬州，乘车返回了。父亲在我虚8岁时送我上小学，又在我24虚岁时送我上大学，在他的心里，始终在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我的每一步成长都凝聚了父亲的亲切关怀和温馨暖爱。
在我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后，我的七弟束裕又于1984年考取了大学，父亲更是开心无比。由于南京离老家较远，父亲又安排三哥送七弟到南京上学。开学不久，父亲又专门乘车来到南京，到七弟的江苏公安专科学校（今“江苏警官学院”）去看看他最小的儿子在大学念书的地方。
在当时的农村，一家能出两个大学生是极少有的，我想，那时的父亲一定是很开心的，人们都在夸他培养了两个大学生。二．父亲是一位“严父”，但更是一位“慈父”。有人总喜欢用“严”字来形容父亲，我觉得有失偏颇，生活中，父母亲对于儿女都有“慈”与“严”两方面。由于农村条件艰苦，生活压力大，加之儿子多，父亲要与母亲一道为全家操劳，所以平时很少见到父亲大笑的神态，父亲的眉头经常是皱着的，很容易给人以“严”的印象。如果说父亲对我从小教育有“严”的一面，那也是有的，这与他曾经是中国社会最最小的“官”——生产队队长有关。记忆中，我还是被父亲狠狠地打过一巴掌的。那是在一个夏天农忙收割麦子的日子，生产队应该是有了规定，小孩和老人只有等田里割下的麦把子全部挑完后，才能允许下田捡麦穗。我当时也只有五六岁吧，也学着大人，拿着一只小竹篮来到田边，准备跟着别人一道捡麦穗。我应该先是站在田埂上卖呆的，后来竟不知不觉地站进田边了。可能有人向我父亲提意见了，农民之间的交流几乎都像在吵架，都是在相互攀比，都带着情绪。父亲可能也发现我确实是呆呆地站在田边了，为了堵住别人的嘴，他二话不说，在我没有任何觉察的情况下，走来就给我一个大耳光。当时只觉得天昏地转，耳朵嗡嗡作响，大哭那是肯定的了；有没有被打倒在麦田里，记不清了；如何回到家里的，更是记不清了。但有一点是记得的，母亲一边哭一边帮我揉脸揉耳朵、安慰我，更是一个劲地骂我父亲是个“夯货”，骂他不晓得护着自己的儿子，说我这么小，什么也不懂。估计父亲也为他的一时冲动感到后悔的。后来我才慢慢知道，父亲这个生产队小队长当得也确实不容易，干农活是样样要带头，不能让别人说闲话。尤其是在农村当年“大跃进”实行“吃大食堂”时，他要负责两个生产队村民们的吃喝，食堂伙食安全管理是件大事，他曾对一些偷吃扒拿的人实行过严格教育，据说还有个别犯有惯偷毛病的人被送去劳改了。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到来的时候，开始联合起来批斗父亲。我记得当时家里贴满了大字报，墙壁不够贴，还拉上绳子来悬挂张贴。那时我已经10来岁、上小学二三年级了，但很多大人的事我还根本不懂。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父亲可能又挨批斗了，夜里很晚才回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的七弟才两岁左右吧，晚上更是离不开母亲的照料，为了不影响母亲休息，父亲就睡到了我们的床上，还与我睡在了一头。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的脾气是属于刚正不阿的那一种，但那天夜里，父亲在我的身边抽泣了，甚至说出“如果不是为了你们几个孩（xia）子，我真不想活了”的话。我当时还没有学会安慰别人，只是浑身发抖。那一夜怎么过来的，记不清了，但父亲的抽泣声和说的话，像刺青一样，深深地烙刻在了我的心里。那时的父亲也只有40来岁年纪，正值人生壮年，放在现在这个时代，正是闯一番天地的年龄啊。再刚强的父亲也有他柔弱的一面，一想起儿女，父亲的责任心与坚强意志又是天下无双的。
后来父亲被罢免了生产队队长“官职”，这样就不再挨批了。母亲也好像当作一件大喜事来告诉我们：“孩（xia）子，你嗲不当生产队长，太好了，不然他要被那些人弄去坐大牢的。”
我们也不知道父亲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一个整天带头“修地球”干苦力活的人都要被批斗，这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连国家主席都被批斗死了，父亲还算是幸运的了。父亲的性格中，天生就有慈善的一面。他对我的慈爱，不是用语言所能表达尽的。但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因为这个记忆至今还留在我的身上。由于家里全是男孩，大哥比我大9岁，三哥比我大4岁，那时候，弟兄们都还年纪较小，还不太懂得相互关照的道理。
有一年夏天晚上吃晚饭时，需要从厨房将稀饭一碗一碗地端到堂屋的桌子上，由于我太小，还不敢端滚烫的稀饭碗，平时都是由大哥他们帮着端的。但那天好像大哥他们也嫌累了，要我自己去端自己的碗，我只好听从。由于厨房土泥地面泛潮，加之稀饭碗又大又烫，我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往前走，脚底一滑，向前跌趴了下来，把一碗烫稀饭全部浇到了胸口上方，皮肤给烫伤了一大片，疼得我哇哇大哭那是肯定的了。父亲知道后，赶紧跑过来将我抱起，帮我及时清洗，但皮肤有一块已经烫烂了。对此，父亲是大为光火，吓唬哥哥他们，说要拿刀砍了他们，骂他们不晓得“大的爱护小的”。后来是用什么药让烫烂的皮肤结疤，这个过程我记不得了，但我的胸口上方，至今还留下一块鸡蛋大小的烫疤，好在衣服穿好后，别人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并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与交往。我让父亲操心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上小学三年级时，因与别人打架，把右手膀子弄脱臼了。记得那天中午放学，学校要求学生按生产队分列排队回家，突然从另一个生产队的排队学生队伍中，冲来一个新到的男生，他在大一点的男生挑唆下，直接冲撞我，要与我打架。那个时候，大小孩把苦给小小孩吃，在学校里是经常发生的事，乃至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也有挑逗小小孩打架的，他们还挑唆小小孩说：打一架不行，要连打三次，说第一架是猫打的，第二架是狗打的，第三架才是人打的。农村小孩、尤其小男孩都有点野性，而真正打架，实际上就是“别腿”摔跤。由于我在当时同龄人中，“别腿”还是可以的，因为我身手比较灵活，经常将对手摔倒。是不是给那些大一点的学生造成了印象，所以他们就让一个新生趁中午排队放学时来与我打架。我很快将对方摔倒，骑在他的身上晃动，力图控制住对方挣扎，谁知这时，另一个人从旁用劲把我向右推倒，致使我倒地后，右手小臂与大臂连接处即胳膊肘出现脱臼，疼得我哇哇大哭。这下闯了大祸，我回不了家了，后来还是父亲来到学校，把我背回家。据说当时我的右手臂脱臼后，有个老师有经验，立即将我已经失去控制力、成麻花状的手臂给扳正、迅速向上“送”了一下，使右手胳膊肘又将上下胳膊连接在一起了。当时疼到什么程度，估计哭喊声是吓死人的了。父亲到学校把我背回家后，就在家里用民间土方子为我熏蒸已经肿得发亮的右胳膊，大约过了几个月才痊愈。但由于当时没有复原推送到位，使我的右手臂在伸直时，胳膊肘明显与左手臂形状不一样。在我养伤期间，老师多次来我家看望我，但最最操心的还是父亲和母亲。现在想起来，我在小时候，也没少给父母亲添麻烦，也是个令父母头疼的淘气鬼。父母亲的慈爱，尤其是父亲把我从那么远的“蒲塘”背回来，要费多大的力气啊。父亲就是一位关心儿女成长的慈父，我们都是在父母的慈爱哺育下才慢慢长大的。一直到我成家立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来到南京博物院工作后，父亲都还在为我小家庭的住房操心。当听说我终于在南京博物院分配到了50多平方米的住房后，父亲特地从老家赶来看看。在他心目中，我这么个“有用”的儿子，怎么还会遇到住房困难？我与妻子多想让他老人家在我们家多住几天，但他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就执意让我送他到南京汽车北站，又乘车回去了。我知道，他一是看见我们工作学习太忙，害怕影响我们，二是因为他也放心了，儿子在南京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了。
这就是我慈祥而又通情达理、真心关爱儿女成长的父亲。三．父亲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也是饲养家禽家畜的能人。父亲与母亲都是典型的勤劳能干、不怕吃苦、头脑灵活的农民。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对村上每一寸土地都有感情，哪块田地可以栽种什么庄稼、哪个季节可以栽种什么庄稼，父亲心里有一本账。我的家乡属于低矮丘陵地带，脚底下全是上品质的土壤，水系也比较发达，土壤里都能长粮食和棉麻类杂物，水稻、麦子、山芋、花生、大豆、玉米、芝麻、蔬菜等什么都有，只要不闹灾荒，填饱肚皮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父亲当生产队长时，总是每天一大早就扛着铁锹，带头下地干活。但是到了夏季，当庄稼出现严重旱情时，村庄上的几口水塘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就要靠远处送来的“龙沟水”来接济。“龙沟水”是通过平时干涸的土沟渠由远道排灌而来，由于来路很远，高高低低，弯弯曲曲，所以乡民们称之为“龙沟水”。我们生产队的龙沟水应该是从扬州那边的大运河或长江的水一节一节地翻送过来的。当流水通过土沟渠道时，经常会出现中途漏水崩堤现象，父亲要安排人事先做好沟道加固等劳动；等到龙沟水正式来时，又要安排人分段巡视，叫“看水”，父亲更是要全程来回跑。如若发现漏水情况，小的由发现者及时堵塞，大的缺口必须及时召集大家，用土和稻草或门板封堵，确保水能够多流淌些到村庄的水塘里或直接流到田地里。由于“龙沟水”经常是夏天夜里到来，除了要加强防漏，还会遇到一种危险，那就是沿沟渠土壤里的毒蛇会因水淹而全部出来，给沿途看水的人造成危险。当时印象中有两种毒蛇会经常出现，一种是“土呆子”，颜色呈土黄色，就连白天也不易被人发现；还有一种叫“火赤链”，颜色是黑红相间。由于是经常夜晚来龙沟水，这些毒蛇受到水浸泡后就会爬出来，行人如果不小心碰上，就会遭受猛咬一口，立马中毒。印象中，父亲至少在看“龙沟水”时被毒蛇咬伤过两次，每次都是有生命危险，把母亲及家人吓得魂都差点掉了。看见父亲躺在门板上的肿胀发亮的腿，母亲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先是用线绳将伤口以上部位扎紧，以减缓毒液往上窜的速度，同时，早已派人去请附近“玩蛇的”来救命。当时乡村医疗条件极差，幸亏民间有郎中能够懂得用中草药来专门对付毒蛇咬伤，父亲正是被民间“玩蛇的”郎中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蛇咬伤治愈后，父亲又继续投入生产劳动，因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种庄稼带头人。我们家虽然人口多、男孩多，但正常情况下，全家生活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父母亲带领我们在家前屋后，种瓜种豆，基本上能够做到猪圈里有猪、鸡窝里有鸡、菜田里有菜，有时还养鹅养鸭养羊。我们弟兄们都在尽力帮助父母做家务，干体力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体会到农民生活的艰苦不易，也能从中学到不少稼穑经验。但农业是个露天工厂，望天收是常态。年景不好时，会出现老天不帮忙、在收割时节连续阴雨天，就会出现“丰产不丰收”现象。“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如果不是靠父母亲的辛劳，我们很有可能面临被饿死的危险，我的一位堂兄就是在那时期饿死的。记得母亲曾经到扬州郊区的蔬菜地去捡发黄了的菜叶回来，晒干后给我们充饥当粮食吃。我也曾跟着父亲，在冬天的胡萝卜地里翻找那些没有被捡尽的“萝卜孙子”回来吃。那个年代，人们为了活命，连榆树皮都给剥光了当饭吃。人们吃糠咽菜，导致屎拉不出来、只好用耳扒子去肛门抠屎，那是常有的事。当熬过了非人生活的苦难时期，当生命还能继续冒泡的时候，尤其是在父母亲呵护下，我们还都健在成长的时候，生活中还是有许多美好甜蜜的回忆。那时候，我们家通过养老母猪来下小猪仔卖钱，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每窝小猪仔长到能够出圈到集市上去卖的时候，也是我们收获劳动成果的时候，于我，可以经常当父亲的小帮手，跟着他上街去卖小猪。每当父亲与买家讨价还价时，我就在旁边听着，心里是多么希望对方能够把我家的小猪买一头走啊。在这期间，我的两眼一刻也不能离开用草绳捆住腿的小猪仔们，生怕它们挣脱草绳跑了，也害怕别人给顺手牵羊。由于我们家的小猪仔毛色好，体型好，每次都能将小猪仔卖光、卖个好价钱。这些卖猪钱主要是为了贴补家用的，但父亲衣兜里有钱了，于我，最开心的时刻也来了：因为父亲答应过我，等把小猪卖了有钱了，就买“雪饺”或者“缸棋子”给我吃。那时候，我与父亲就站在杂货店或烧饼炉子旁，三下五除二地就把那又甜又香、打两个嘴巴子都舍不得丢的点心给消灭得干干净净。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家乡的这两种点心，现在回去却再也见不到了，现在是“大椒盐”烧饼在唱主打。往日那种又香又甜的味蕾记忆，成为我永远怀念父亲的重要引擎。四．父亲是“斗大的字不识几箩筐”，但生活中却充满了智慧和文化。父亲因为文化大革命被批斗后，不再当生产队小队长了，但他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和为人正派的做人人品，使他的名望并未减弱。左前右后村庄上，如果哪家遇到什么棘手事，人们还会想到他，有了矛盾还会请他去调解，人们还是会亲切地喊他“老队长”。只因为他处理问题公正果断，讲情说理，让人心服口服，所以，乡亲们又送了他一个不知是褒还是贬的绰号：“铡骨刀”。父亲虽然斗大的字不识几箩筐，但却充满生活智慧。父亲平时言语中虽然有许多俚言俗语，但我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许多话中闪耀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我因经常与父亲交流，至今他讲的有些话，我仍记忆犹新，觉得还是有道理的，有的甚至还不过时。譬如：父亲说过：“周岁看八十”。是说一个人的未来前景如何，从周岁就能看出些道道来。这些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张绝对，但中国育儿习俗中的“抓周”就有这种文化含义。两三岁小孩是人生的初始阶段，早期教育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培养出好的习惯脾性在这个年龄段很重要，可以影响一辈子。父亲说过：“宁养败家子，不养呆家子”。我曾经听了后，感到很是不解，不是说“败家子”不好吗？但父亲告诉我，败家子有本事败家，就有本事把家私给挣回来；而呆笨的子女却不行，只会坐吃山空，不能守住家业，更不可能去创立家业。他告诉我们，人生不要害怕遭受挫折，失败乃成功之母；人生要善于发现机遇，更要善于抓住机遇，而机遇只是留给那些时刻准备着的人。父亲说过：“捉贼不如放贼”。我小时候听了后，也感到不解，为什么要把偷贼给放了呢？那时候，经常有人夜里偷我们家的鸡和鸭，偷我家沤在水塘里准备打桌凳用的木材。父亲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只是大声喊骂，甚至起床去追赶一下偷贼，甚至还认出了贼的身影就是邻近生产队的某人，但他不再追了，故意让偷贼溜走。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父亲不一定知道，但他珍爱生命、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做法，给别人以脸面、尊重别人的做法，应该是做人智慧的一种体现。父亲说过：“要得有，自己有，妻子有，还要在房门口守一守”。意思是说，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不断创造财富，这样才能在社会立足，在家庭立足，才能拥有生活的自由主动权，才能把家庭建设得更好，把子女培养得更有出息。父亲说过：“当别人向着你的时候，不要不理睬别人”。意思是说，一个人要善结人缘，要有人脉，更要有亲和力；要学会搞好群众关系，尤其要搞好与身边人的关系；当别人向着你、愿意与你交往时，更不可以把脸打得高高的不理睬别人，而是要善于团结别人、尊重别人。父亲说过：“穿不穷，吃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扬州话里的“算计”就是计划、考虑的意思。他告诉我们，一个成人尤其是家庭主要成员，一定要学会计划过日子，要做到好年防荒年，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来看问题，更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要给生活留后路，更给人生留后路。父亲说过：“跟好人学好人，跟着叫花子学流氓。”父亲这句话中的“叫花子”，字面上是指乞丐、要饭的，但实际上就是指坏人、不正经的人、不务正业的人。父亲的这句话与古人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一个道理，他要求我们要向好的人学习，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换个角度来思考，说明一个人的成长，除了自律，还一定要遇到好人帮忙，要有好人来引路，要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父亲的这些语录对我的人生有没有影响？我认为是有的，否则我也不会记得那么清楚。父亲的话，对我的成长，应该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五．父亲的晚年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他的儿孙们都很孝顺与大多数农村人家相比，父亲的晚年应该是相对幸福的。我与七弟因为在城里吃公家饭，有固定收入，所以，每个月我都会给他寄100元生活费，七弟也不定期给他零花钱用，尽量使他的晚年生活能够过得宽裕些。在他身边，又有我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及他们的家人们与他朝夕相处，有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与他相处，大家关系相对融洽，生活不算太孤单。
父母亲生了我们七个儿子，没有一个女儿，所以，在我的女儿、三哥的女儿出生后，父亲的孙子辈中终于有了孙子和孙女，有了男孩和女孩，他老人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由于母亲去世早，父亲在50来岁时就成了失偶者，一人挑起了将儿女养育成人的重任。我们作为儿女的，每人都努力做好自己，尽量减少父亲的生活压力，同时把更多的孝顺倾注在父亲身上，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自从在外地成家立业后，我是坚持每年春节期间回去给他老人家拜年，无论刮风下雨、冰天雪地，哪怕是骑自行车或踩着泥泞的乡间小路，我也要坚持回家看望父亲，给他拜年。有时是我一个人，有时是带着妻子和女儿一道回到父亲居住的土屋，一定要将孝心送到他老人家身边。每当看到他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我们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春节期间，或家里有人过生日、我们回去吃酒祝贺时，也是我们经常跟父亲合影留念的最佳时期，也是他老人家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微笑最多的时刻。
人生是一个过程，父亲年长我30岁，他73岁离开我们，我与他在人生轨迹上有43年是相重合的，他的突然离世，令我们无限悲痛。父亲生前是一个非常要强要脸面的人，他离开人世间时，没有受病魔的折磨，也没有连累他的子孙，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他的一种幸福。但于我们子孙而言，没有能够有机会为他老人家尽床前孝道，也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种遗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就是人生最最残酷的一面。父亲和母亲永远活在他们的儿孙们心中。父亲的优良品德就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发扬光大下去。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隆重纪念我那辛劳而富于智慧、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
束有春 2026年10月5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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