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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历朝历代都不乏关心民生福祉、为民请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贤宦良吏，老百姓对这些政府官员的赞誉，我曾撰有《中国古代老百姓对活着的好官采取褒奖的几种形式》一文，其中列举了多种形式。此外，还有两种形式也是令人难忘的，这就是“废业”与“罢市”。通俗地讲，“废业”就是城乡百姓、各行各业的人都自觉主动地放下手中的活不干了，“罢市”就是城镇各行各业都自觉主动停止营业活动，关门打烊。这两种方式都是人们不约而同地用一种集体行动来表达对已故或调离、或蒙冤的贤宦良吏们的怀念、拥护与赞美之情。

在“清官海瑞”一文中，我们已经对明代海瑞去世后，南京人民罢市情况有所了解，本文将再通过四位历史人物事迹的简略描述，再次说明历史上的好官清官是如何深受民众爱戴。

第一位是晋代的尚书郎束晳。

束晳，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是汉宣帝刘询时代的太子太傅疎广的后裔。据《晋书•束晳列传》记载，疎广的曾孙疎孟达在西汉末年因遭王莽迫害，避难到河北的沙鹿山之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叫“束孟达”，成为束姓的得姓始祖。我这个姓的由来，就是从此诞生。所以，束孟达被尊为“束”姓的“得姓始祖”。

到了晋代，司马氏政权重视门阀世家大族人才，束孟达的后裔开始得到重用，束晳的祖父束混曾官至陇西太守、父亲束龛曾官至冯翊太守，并且在当时都有较高的为官“名誉”。

关于束晳，我曾在《祈雨祷雪佑民生的封建帝王官吏们》一文中，介绍了他不惜性命、为民请雨的高尚行为。束晳“博学多闻”，年轻时曾到洛阳、长安一带游学，被国学府的博士曹志称为是当今学人中“好学不倦，人莫及也”的“学霸”级人物。到了晋武帝司马炎时代，束晳官至尚书郎。

束晳为官爱民，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他是一位“不慕荣利”、关心民生疾苦的文学家。

束晳曾为《诗经》六篇有目无文的“笙诗”补充内容，即为《诗经》补写了六首诗，所以，后来的束氏世家大族中就有一支叫“补经堂”，主要集中在今天镇江的丹阳境内。束晳曾模仿汉代东方朔的《答客难》而作《玄居释》，文学锋芒毕露，深得司空张华的赏识。束晳曾作《劝农》《饼》诸赋，表达民生需求与美好愿景。束晳曾积极上疏朝廷，阐述自己“广农”主张，强调“农穰”三个条件：“一曰天时不諐，二曰地利无失，三曰人力咸用”，对西晋宜农地区的农业生产优势和不足进行科学分析，深得朝廷重视，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倡导因地施策、根据不同土壤成分来选择适宜农作物耕种的农学家。

第二，他是一位考据学、文字学大家。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竹书纪年》主要是由束晳当年根据出土文物进行整理考证出来的。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281年），一个叫“不准”的人盗发魏襄王（亦曰魏安釐王）墓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纪年》十三篇，记载夏朝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及韩赵魏三家分晋之事。另外还有《经易》《易繇阴阳卦》《卦下易经》《公孙段》《国语》《名》《师春》《琐语》《梁丘藏》《缴书》《生封》《大历》《穆天子传》《图诗》及杂书《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共有75篇。另有7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墓冢中出土的“漆书皆科斗字”。由于盗墓人“烧策照取宝物”，等到官方介入时，很多竹简已经被盗墓贼当火把用，烬毁札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致使出土竹简的文字考校辩证、简扎次第连缀的工作量相当大。晋武帝司马炎要求组织专家进行“寻考指归”，并且要用“今文”即当时流行的字体来重新书写。当时，作为著作郞的束晳“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对出土竹简的文字进行全面释读。因为这一项浩繁的文字考据和文物整理工程出色完成，束晳很快由“著作郎”荣迁为“尚书郎”，政治地位更高了。当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到竹简一枚，“上有两行科斗书”，大家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就问束晳能不能读出上面的内容。束晳审视后，果断地说：“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后来经过检验，果然如束晳所说，史书上用“时人伏其博识”来说明当时人们对束晳崇拜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束氏世家大族在发展中，就有一个分支的堂号叫“蝌蚪堂”，他们主要集中生活在今天江苏的盐城地区。第三，束晳是一位教育家。由于束晳博学多闻，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向著作郞挚虞询问“三日曲水”典故，当时束晳也在场。听了挚虞对皇帝的回答后，束晳当场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挚虞的解释是错的，嘲笑挚虞是“小生，不足以知”。接着，束晳又重新回答了晋武帝司马炎的提问。束晳的回答深得晋武帝欢心。《晋书》记载，“帝大悦，赐晳金五十斤”。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束晳恃才傲物，为人耿直，不像官场中的圆滑之徒，虽然得到了皇帝赏金，但没有顾及同僚的面子，难免不遭同僚的妒嫉或给小鞋穿。应该说，此时的束晳只有三十来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也是他仕途最顺畅的时期。

但是，到了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去世后，司马氏家族开始出现王室权力之争，发展到最后，出现了以赵王司马伦为首的“八王之乱”。司马伦自封大都督、相国等头衔，不久又逼晋惠帝退位，自立为帝，改元“建始”。

在司马伦当相国擅权时，他要聘请束晳为“记室”，负责章、表、书、记等文檄工作，即让束晳当司马伦的“大秘”。

由于束晳不愿意卷入朝廷政治旋涡，同时对司马伦杀害张华一家的行为表示不满，他就向先辈疎广、疎受、束孟达学习，以身体健康欠佳为由，“辞疾罢归”，主动辞官归隐，回到老家元城即今日之河北大名县，以“教授门徒”为生，开始了他为人师表的教育生涯。

束晳40岁就去世了，那一年是公元300年，（一作公元303年），由此推算，束晳辞官离开朝廷时，正值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30岁左右年龄，正是仕途上的黄金期，但他义无反顾地选择辞归故里，开馆授徒，从事教育工作，为中国古代官场留下了又一段佳话，也为束晳投身庶民教育、开启民智留下了历史印记。

回到家乡后，束晳至少从事了10年教育工作，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当朝的尚书郎竟然倒在了杏坛上。

束晳桃李满天下，其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记志》等书因后来遇乱亡失，只有《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等传世，收录在明代人所辑《束广微集》中。

束晳去世后，“元城市里，为之废业，门生故人立碑墓侧”。在今天河北大名县地区，当时的人们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都没有了做事的心情，都放下手中的活计，去参加到对这位英年早逝的贤宦“束先生”的哀悼行列中。

为了表示对束晳的永久纪念，后来人们将束晳生活与开馆授徒的镇更名为“束馆镇”，位于现在的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城的东南部。2021年的4月19日，笔者曾赴河北寻根，有幸在大名县城墙边的文化公园内瞻仰了束晳的雕像，并在束馆镇与当地人们进行了亲切交谈，他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束晳，知道“束馆镇”的由来。

束有春2026年8月21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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