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伾自从王叔文归第奔母丧后，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就与宦官及杜佑等人商量，向朝廷及皇上提出请求，让王叔王出来当宰相，且总领北军。但是没有得逞。接着，又请求让王叔文当威远军使、平章事，又没有得到同意。

王伾坐镇翰林中，连续上疏三次，但都没有能送到皇帝手中。

王伾及其同党“知事不济”，皆忧悸不能自保，惶惶不可终日。这天夜里，王伾突然中风了，被人们抬出了翰林院。

到了这一年即公元805年的七月乙未，“失音”皇帝李诵下制曰：“积疢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勾当”。太子李纯开始监国。

当时，朝野内外都对王叔王朋党专恣表示愤疾，“失音”皇帝李诵也开始“恶之”，加上宦官俱文珍又屡次启请“失音”皇上：“请令太子监国”，李诵“固厌倦万机，遂许之”。

八月乙巳日，太子李纯在宣政殿东朝堂正式即皇位，是为唐宪宗。

在与百官相见时，新皇帝李纯是涕泣不已，百官拜贺时，他也不对百官施答拜礼，因为他对父皇因身体原因而卸任感到难过不舍。

他将父皇李诵执政的这八个月改元为“永贞”。

一般而言，王朝改元是在新皇帝刚登基就进行的事，而李诵即皇位时“失音”有疾，故仍沿用唐德宗“贞元”年号，一直到结束了八个月的哑吧皇帝生涯后，才由新皇帝李纯给予补办。这样做，既是对李诵在位时的业绩进行肯定，同时也是为了做好皇帝任职期限的时空切割。这也是大唐王朝历史上一段很别扭的事，因为我们今人所知所讲的“永贞革新”，其实都是在“贞元”年号下进行的，“永贞”是追加的年号。

还是在八月，新皇帝李纯开始对在“失音”父皇在位期间弄权的“二王”进行处置：

贬右散骑常侍王伾为开州司马。王伾后来很快死于贬所。

贬前户部侍郎、度支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第二年，王叔文又被赐死。

到了九月，贬京西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贬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贬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贬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原因是他们均“坐交王叔文也”。（《旧唐书》卷十四《宪宗（上）》）

到了十一月，朝廷又“以交王叔文也”，贬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韦执谊为崔州司马。

韦执谊虽然与王叔文有异同，加之岳父杜黄裳又官至太常卿，是老臣的女婿，所以放在最后被贬。自从王叔文被贬后，韦执谊已感到形势对他极其不利，知道大祸迟早要来临，所以虽然还位列宰相，但常常恍惚不自得，“奄奄无气，闻人行声，辄惶悸失色，以至于贬”。

还是在十一月，朝廷有大臣议论认为，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被贬为刺史，贬谪太轻，处罚力度不够，理应从重发落。“初贬刺史，物议罪之，故再加贬窜”。

故再贬抚州刺史韩泰为虔州司马、池州刺史韩晔为饶州司马、邵州刺史柳宗元为永州司马、连州刺史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为郴州司马，他们“皆坐交王叔文”。就这样，包括韦执谊的崔州司马在内，唐朝历史上被贬谪的“八司马”诞生了。

加上被贬的王叔文、王伾“二王”，历史上称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二王八司马”他们在“失音”皇帝李诵在位的八个月时间内，左右政坛，风光无限，梦里不知身是客，错把自己当皇家。在新皇帝李纯登基后，立即遭到贬窜赐死厄运，演绎了一幕由喜而悲的人生悲剧。

李唐王朝历史上存在过的“永贞革新”，实质上是发生在唐德宗“贞元”年号下的事。“永贞革新”是在“失音”皇帝唐顺宗李诵领导下进行的，革除时弊的内容及决断必须得到皇帝首肯才可施行，尽管李诵“失音”不能言，但他的神志还是清楚的，御笔还掌握在自己手中，王叔文等只是代为行事而已，后人将“永贞革新”的功劳归到王叔文等人的头上，实在是对封建皇权至高至尊至强的一种幼稚理解。

王叔文等人得到“失音”皇帝重用，被推到了当朝政治舞台前沿，本可持续有所作为，惜未能摆正位置，拉大旗作虎皮，越俎代庖，结党营私，扰乱朝纲，贪污受贿，最终引起包括韩愈在内的绝大多朝臣们的恐慌和不安，更引起“失音”皇帝和“监国”太子的不满，从而导致在新老皇帝交接班之日，也就成了他们政治生命彻底结束之时。

“二王八司马”事件，留给后人的不只是对那一段历史的还原与回忆，更多的应是永不褪色的历史教训和深层思考。（本篇连载完）

束有春2026年4月8日于金陵四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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