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系列之24：枣庄工业发展六十年


　　孔凡题，1942年9月生，枣庄市滕州人，中共党员。曾任枣庄市化肥厂副厂长(后主持行政工作)、市电石厂党委书记、市化工厂厂长、市宏源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访谈背景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随着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传统的积肥种田的方式已不适应，枣庄各区陆续兴建起一批小化肥厂，化肥生产欣欣向荣。

　　1965年3月，枣庄市投资550万元，兴建枣庄化肥厂，占地100余亩，设计年产合成氨5000吨。1967年10月，主体配套工程及设备安装完毕。1968年4月正式投产。枣庄化肥厂生产的化肥，1978年前由各区生产资料公司包销，主要销售省内各地和本市各区。1980年前后，进口化肥冲击了国内市场，全市化肥大量积压。1978年至1980年，枣庄化肥厂因产品积压亏损200多万元。1984年，进口化肥受到限制，枣庄化肥厂当年售出碳酸氢铵3.43万吨，盈利16万元，其产品曾销到江苏、浙江、安徽等省。

　　枣庄化肥厂初建、发展、繁荣以及衰退的不同历史阶段，孔凡题都有幸参与其间。此后，孔凡题又在电石厂、化工厂摸爬滚打，尝遍酸甜苦辣，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痛。如今，已是杖朝之年的孔凡题回忆起枣庄工业起步和发展时期的往事，语气平和，思路清晰。叙述中多了一份岁月磨炼的从容与平淡，但激情依旧。

　　习惯了把厂当作家，从无星期天

　　一有情况就往厂里跑


　　口述内容

　　孔凡题：枣庄化肥厂是1965年开始建的，1967年建成开始试产，1968年才正式开始投产。我是1962年高中毕业参军入伍，1968年从部队退伍回来，到枣庄化肥厂上班。我报到的时候，厂里的劳资科科长介绍化肥厂工作环境时给我来了个下马威。他说化肥厂易燃、易爆、易中毒，高温、高压、高电压。我还记得他当时的比喻，说一旦发生爆炸，就像个小原子弹。

　　我正式上班是1968年4月8日，这一点到现在记忆犹新。当时工人上班是三班倒，我上的第一个班是中班。一进车间，到处机器轰鸣，那个气味非常浓，有点儿刺鼻，但是一想既然自己到这儿来了，职业就在这儿，就得安下心来好好跟师傅学。刚进车间工作时，厂里就安排了师傅带我，我也不敢怠慢，想着尽快地掌握操作工的技术，所以我就沿着高大的化工装置上上下下地跑，从一楼高的地方跑到三楼的位置，还有点头晕，有点害怕。越这样呢，还得越往上去、忍不住往下看。车间的化工装置很多，仪表、阀门怎么操作都让人摸不着头脑。好在年轻，不懂的话咱就跟着师傅去学，也没什么大道理，先开哪个阀门，再关哪个阀门，我就死记硬背。

　　进车间工作后，因为已经对化肥厂的危险性有所了解，加上在部队当兵接受过一些训练，所以对工作格外细致、谨慎。化肥生产跟别的行业不一样，从上到下，从这个车间到那个车间，它是连续的，只要有一个生产环节出现问题，哪怕一个阀门要换，全厂生产就得全部停下来。阀门很多，很容易关错，确实那个时候也有因为阀门关错而造成全厂停产的。记得是我上班的第三天，正好几个同事下楼吸烟，车间忽然停产了，我一个人赶紧把那个总阀关上了。关上以后，他们三个气喘吁吁地上来了，一看我关得没问题，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在车间，我当时唯一的指导思想就是一定要认真、细心，尽早地掌握化肥的生产工艺，心想这是自己今后一生的职业，不干好，将来以后就会没有饭碗。当时我就这么想的，没有多想其他的大道理。

　　勤俭持厂，一直是化肥厂的一个好作风。那个时候，提倡先生产后生活，大家都很简朴，也很能吃苦。我们那时候住的宿舍是大炼钢铁时盖的房子，梁是空心的，基本上就是个简易房。我离开化肥厂之前，就一直住在那样的房子里。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大家工作很认真。化肥厂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整个厂的机械化程度比较高，每逢检修，每一个同志都是拼命去干。像我们碳化车间，一个冷却水箱就得二三百斤，有的同志能一个人硬顶硬扛，把它起吊起来。另外大家坚持修旧利废，螺丝、螺帽凡是能用的都用铁刷子刷了以后再重新用，能用旧的不用新的。化肥厂工作环境也比较差，特别是检修的时候，彼此间脸都认不清，脸上不是油就是灰。

　　我在车间干了一年多，就被调到政工科工作。1975年5月份，组织上提拔我任化肥厂党委常委、副厂长，对全厂的基本情况才慢慢地多些了解。从我们整个领导班子来说，可以说是恪尽职守，爱岗敬业。当时化肥厂有一个，你可以说是好习惯也可以说是坏习惯，就是厂里领导班子成员没有星期日的概念，有事没事，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到办公室，也不用通知。工作日每天晚上12点以前没进过家，第二天早上7:30又上班了。我爱人原来在乡下，调到这里来一开始就不适应，说你天天都干什么，到12点都不回家，你怎么那么多会呢?其实也不是开会，就是觉得总要到车间里去看一看，然后才能放心回去休息。另外，厂里只要一出事，尤其停电，那就是无声的命令。那时也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厂里就一个总机，总机是给车间服务的，厂长家里安有电话，我当副厂长时家里没有电话，其他人也没电话。但是只要一停电，那就是无声命令，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像车间主任等，不论什么时间，一般都往厂里跑。我觉得厂里职工也好，领导也好，都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大家都以厂为家，有责任，有担当，感到自己身上担子重。


　　枣化政工组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前排左起：成庆孝、刘洪瑞、王振业、李冠金；后排左起：岳端忠、郑士合、孔凡题、张同顺、罗芳美)

　　历史现场

　　孔凡题当副厂长的时候，是领导班子里最年轻的一位，他经常夜里加班到12点，一早起来又出门上班。

　　“早晨起来以后，刷个牙洗把脸就上班去，从来不吃早饭。那时候工资高的家庭早餐就煮个鸡蛋。鸡蛋并不贵，几毛钱一斤，但是我这个条件买不起。”孔凡题回忆说，“我那时候工资是35元6角9分，我爱人是小学教师，她的工资34元5角，家里有6口人，3个孩子，我岳父跟着我们过，帮忙照看孩子。我还有个70多岁的老娘。”自那时起，孔凡题便养成了不吃早饭的习惯。这种生活习惯一直延续到孔凡题离开化肥厂，调到电石厂任党委书记。

　　一切福利待遇先考虑职工

　　任何时候都不能亏待职工

　　口述内容

　　孔凡题：在计划经济年代，厂里没有销售化肥的权力。即便是我当了副厂长，我想买一袋化肥也买不了。化肥生产完以后就直接交给生资站，地排车就拉走了。我记得是1973年的时候，我在政工科，还不是厂里负责人，我老家是滕州嘛，老家人想要化肥，因为知道我在化肥厂，来了24辆地排车。从滕州到我化肥厂，得有70多公里，当时我们那个大队长以为我在厂里可以走后门买点化肥，我上哪弄去?最后他们只能在化肥厂的排污水沟里舀一点氨水拉走。其余的氨水一两都不能卖，就到这个程度。

　　到了1981年，化肥开始滞销，又卖不出去了。有两个原因，一是化肥用多以后，土壤容易板结；二是有了新的化肥，就是复合肥，尿素和磷肥。我们化肥厂出的是碳酸氢铵，就受到了冷落。化肥卖不出去怎么办?我只好亲自去跑，枣庄市的50多个乡镇，那时叫公社，我都去过。当时我们厂里还没有小轿车，只有一个小面包车，后来又借了橡胶厂的一个吉普。就是到处转，去求人家买化肥。当时，我们听说江苏淮安需要化肥，就跑去找当地的农资公司，把我们库存的两万多吨全部销出去了，算是解了燃眉之急。说实话，当时工资都发不出了，化肥积压得太多，但是生产一线的工人怎么办?无论如何要先保证工人工资，稳定大家的情绪，所以我们就借钱贷款先发工人工资，一线优先，一切福利待遇先考虑职工，包括盖房也要先考虑一线的骨干老工人，他们优先。我在大会上讲过这样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能亏待职工，光叫工人出力流汗，不问人吃喝生活能干吗?工人一切优先。我还有一个想法，也是我的体会，你在工人身上扣上一分，国家的损失能亏一块都不止。所以我说，千万别动脑筋、想办法从工人身上扣一分钱。

　　枣庄当时就一个化肥厂，全省10个同类的化肥厂，枣庄是第一。后来市里又在峄城、台儿庄等地上了3个小化肥厂，生产氨水，结果投产以后断断续续生产了不到两年全部下马。

　　化肥厂对安全生产这个弦绷得特别紧，不管哪一任领导没有一个敢放松的。化肥生产过程易燃易爆易中毒，我是有亲身体会的。作为厂领导，越是危险的地方必须得去，一天不去，就不放心。有时候我白天在外面开会，不管再晚，我都得回到车间转一会儿。看一看液氨罐，有没有问题。液氨罐是高压的，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一旦出问题都不是小事儿，都是大事儿。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枣庄化肥厂的效益还是不错的，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名职工，车就有30多部，不过没有小轿车，厂长开会都是坐大解放。厂子有食堂、托儿所、卫生所、澡堂，我们还有个文艺宣传队，名声蛮响的，枣庄市各个区县都去过，还到外地去演出过。当时宿舍紧张，我在的时候又盖了两栋楼。当时我还想把我们住的简易房拆掉，再盖上几栋楼，彻底把职工的居住条件改善一下，结果还没来得及实施，我就走了。


　　枣庄市化工厂厂长孔凡题，1994年

　　历史现场

　　孔凡题在化肥厂任职期间，正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枣庄市化肥厂正处于最后的辉煌时期。此后，化肥销售市场疲软，竞争加剧，企业资金紧张，“三角债”困扰，原材料、劳动力涨价，企业生产的外部环境十分困难。20世纪90年代初，枣庄全市化肥生产企业重视以科技推动发展，化肥厂都进行了双加压改造、规模改造、蒸汽自给改造。但由于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原材料、劳动力涨价，资金短缺等多种不利因素，全年的总产量仍然呈下降趋势。直到2002年，市化肥厂与市计委投资公司合资建厂，企业更名为枣庄市清泉化工有限公司。

　　市场经济强调调查研究

　　再也不能拍脑袋上项目


　　口述内容

　　孔凡题：我是1984年离开化肥厂的，到枣庄市电石厂任党委书记，那时候党政分开，行政以厂长为主，党委就是起监督保障作用。我乐意自己找事做，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搞10乡镇百住户调查，走访了105户电石厂的职工家庭，目的就是了解改革开放后，农村到底有什么变化。通过调查，我确实感觉农村变化很大。我调查的这100多户，大部分家庭情况都比较好，唯独一家比较困难，主要是人本身懒惰不勤劳，当然也有因为生大病致贫的。一般的家庭，只要稍微劳动一点，勤奋一点，都不会有问题的。后来电石厂政工科一个同志还专门为这个调查写了一个报道，刊登在枣庄日报上。

　　我在电石厂工作时间不长，4年左右，1988年又到枣庄市化工厂当厂长。化工厂是个老厂，当时有600多人，以退休老工人居多，负担比较重。我当厂长主持全面工作，得要考虑这个经营销售的问题。当时化工厂产品积压严重。

　　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企业可以伸手往上要，有什么困难往上边反映也能给你解决问题。产品的话也不用销售，就是单一管生产，别的我不问。但是到了市场经济的时候，那就得自己到处找饭吃。找到你就能活，找不到那就毁了。我到化工厂去，这种感觉就很明显了。你东西卖不了怎么办?那就得跑，就得搞市场调查。我当时到化工厂的时候产品积压，怎么办?那我得出去跑市场，有人就提意见，怎么厂长一来了就往外跑?我刚到一个新单位，你的客户怎么样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不出去，不了解情况，我在厂里待着，怎么负责经营生产?

　　通过跑市场，我基本上把所有的客户留下来了。到后来开订货会，我心里有底了。第一年效益就创了新高，创造了建厂以来的纪录，不论是产值、产量、销售额、利润都是最好的。

　　那两年化工厂效益还是不错的，工资奖金都发，当时我发奖金，还有领导提出来说，职工对奖金的要求不高，可以少发点。我说之所以有效益，是工人流血流汗挣来的，他们出力挣点钱，就应该给他们发奖金。所以我当时发奖金比较多。我总在大会小会上说，你要不把工人的冷暖放在心上，他能给你好好出力吗?人家能甘心情愿吗?咱得凭良心，两好搁一好，你对我好，我才能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能对你好吗?不论家庭，不论同事，我觉得道理都一样。我到化工厂的时候，食堂没食堂，房子没房子。我盖了两栋楼，买了棉麻公司的一个仓库，上了一个车间，改了一个食堂又弄了小灶，算是给职工谋点福利。

　　后来，化工厂和电石厂合并，成立了枣庄市宏源化工有限公司，我又担任董事长、法人。后来又分开了，所以最后我是在化工厂退休的。

　　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但是我们有些领导的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上项目靠“拍脑袋”。我是从电石厂去化工厂的，电石厂生产需要电石炉，化工厂有个电石炉，是个3000瓦的。相比而言，电石厂的电石炉比化工厂的先进多了。我去了化工厂以后，就想把旧的电磁炉改造升级，我就找电石厂负责技术的厂长，把那些图纸什么的都要过来。我还和供电局管电的主任打了招呼，他说你要办的话只要给13万元，送电到你厂。我就向局里汇报，结果局里不同意，说你应当上个新项目上个新产品。当时就上了轻质碳酸钙的项目，结果亏得一塌糊涂。过了几年，原来化肥厂的一把手调到市里当副市长了，我就找他汇报，他同意了，但是原来我架电架到厂只要13万元，到这个时候我再架电到厂人家就要170万元。那这个成本就太高了。我不敢想了，完了。

　　所以我就主张作为一把手无论干什么事，都要亲临现场掌握一手资料，然后再拍板定案。不能拍脑袋，要调查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一届枣庄市委、市政府领导还是干事业的，现在提出的“工业强市、产业兴市”是非常贴合枣庄实际的，是经过调查研究才得出的结论，这个指导思想是对的。作为一个枣庄人，我觉得枣庄的发展十分有希望。

　　历史现场

　　在领导岗位上工作多年，孔凡题一直廉洁奉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颗红心忠于党，没有二心再想个人的私心杂念。孔凡题在化肥厂当副厂长的时候，孩子得了肾病综合征，十分严重，在医院住院将近两年，一度以为治不好了。后来靠中医慢慢调理，情况才有所好转。

　　“孩子看病花了不少钱，当时没钱只有找人借，借完人家就从工资里扣。最惨的时候，不怕你笑话，我一个月交两毛钱的党费都不够。”孔凡题感叹地说，“最后我把一辆自行车卖了，才还清孩子看病借的账。”考虑到孔凡题的实际困难，厂领导批了50块钱当作救济金，那时候孔凡题一个月工资才35块钱。但孔凡题拒绝了，把钱退回。孔凡题说，那时候脑子很单纯，只想工作。直到今天，他也是这样教育子女的：“我常对他们说，绝不能以权谋私，在这方面你们一定注意，任何人不能越过这个底线。”

　　采访时间：2021年10月15日

　　采访地点：枣庄市农机公司宿舍

　　采访人：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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