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以来,中国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君王是不得看当代史记录的,更不能修改,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传统优秀的一面。

  然而,这个原则到了唐宋就被打破了。

  按照较为公认的说法,最先破例的是唐太宗李世民。

  贞观年间,李世民多次顶着臣子的劝阻提出要看本朝史,看完后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表示不满意。史官遂为其文过饰非,顺便把早年李渊和李建成的功劳写到他头上。

  到了宋太宗赵光义,干脆亲自上阵,“取《实录》入禁中,亲笔削之”,把自己不爽的当代记载删个干净。

  所谓《实录》,是一种编年体史书,按照年月日记载当时所发生的大事,是由官方史官编修的重要文献。但虽然叫“实录”,总有“实录不实”的说法。毕竟,能打扮一下,为啥不把历史整好看点呢?

  改《实录》并不少见,历朝历代改《实录》频率最高的,还要属大清朝。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实录有过五种不同的版本,皇太极的实录也有三种。

  清史专家孟森曾说:“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

  这话可能夸张了些。但清代的本朝史的确不是照实记录,而是不断更新的动态文本。

  为合法性而书写

  中国人相信“受命于天”,也相信“以德配天”。即使建州女真不相信,他们入关了的后代还是被这套理论驯服了。

  因此,刚入关的清朝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和大明“脱钩”,显得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独立政权。

  在后金建立之前,女真贵族与明之间长期保持着臣属关系。努尔哈赤本人曾接受明朝的册封,对明朝效忠。崇德元年(1636年)初修的《清太祖皇帝实录》并未掩饰他和明朝的关系。

  在这版《实录》中,明朝被叫做“大明”和“大明国”,明帝是“万历皇帝”或者“大明皇帝”,明朝的诏谕是“敕书”,给明朝的文书是“奏大明”。

  然而到了康熙乾隆年间,以上的内容都被删改殆尽。“大明”改成了“明”和“明国”,“大明皇帝”改成了“明万历帝”、“明国君”,“奏大明”则是变成了“告明国”或者“谓明”。双方仿佛是平等了。

  到了定本的《清太祖实录》,女真和大明的地位干脆掉了个个。大明成了毕恭毕敬的臣子,满洲反成了天朝上国。“奏大明”变成了“传谕明国”、“往诘明国”;明朝来信改成了“遣使谢曰”。

  与大明“脱钩”之后,下一步就要证明自己的天命所归了。这一步,中原史学倒是有很多成例。

  比如,其人必须出生不凡。刘邦就给他爸编了个绿帽子,说自己是他妈和神仙生的。爱新觉罗家的祖先是个仙女,吞朱果生了爱新觉罗家的祖先。

  除了出身高贵,天降伟人还必须文武双全。

  努尔哈赤在文化方面比较有进步空间。初版《实录》中,努尔哈赤攻明前,用口语向领兵诸王臣说了些常见的兵法:“平时以正为上,军中以智巧谋略、不劳己、不钝兵为上。”

  但在定本中,这位部落首领忽然有了文采,训示也上升到哲学高度:“凡安居太平,贵于守正。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塑造开国皇帝的形象,还必须描述人民群众对他的真挚感情。

  初版《实录》中,太祖死后“诸王臣并官民哀声不绝”,这太不到位了。于是在定本中,改成“诸贝勒大臣及侍卫以至群臣万民,哀痛呼号,如丧考妣,远近不绝。”这才像天降伟人。

  大清起兵之初朴实刚健,杀人放火抢劫拆屋一点没少做。但随着入关多年天下承平,子孙们很快发现爷爷爸爸的吃相太不上台面了。

  清初有六大恶政,圈地、投充、逃人、剃发、易服和屠城。这在清初的历史纪录中并不讳言,但是到了清中期,就成了要想尽办法遮掩洗白的对象,在最后成书的《实录》中基本不见了。

  在初版的努尔哈赤《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九月二十五日,遣兵掠会安堡,屠戮甚众,得人畜一千,其中有屯民三百斩于抚顺关,留一人,割双耳,令执书回。”

  然而,在乾隆年间定稿中,文字变成了“我军略地至抚顺城北之会安堡,俘千人,戮三百人,于抚顺关留一人俾执书”。抢劫变成了正经的军事行动,把人和牲畜一起当财产算的“人畜”被修改为政治正确的“俘千人”。割耳朵这种残忍的事也不见了。

  早期女真人的社会形态相对原始,还存在着诸如活人殉葬,子娶后母、弟收寡嫂的收继婚之类的习俗,这让后世汉人看见就太丢人了。

  初修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曾记载皇后死后,努尔哈赤命令四个婢女殉葬:“九月内,中宫皇后薨……太祖爱不能舍,将四婢殉之”。这些泥腿子野蛮人行径,自然被后来自以为儒家道统在握的子孙们抹去了。

  论述完大清立国的合法性和大清起义队伍的纯洁性,皇帝们也要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乾隆这种内定的皇帝自然不用慌,但是,冲龄即位的顺治、康熙和投身“九龙夺嫡”的雍正,都面临着改史书的重大任务。

  顺治皇帝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叔父多尔衮。多尔衮和皇太极是异母兄弟,多尔衮母亲为大妃,皇太极母亲地位较低。皇太极继位后,逼令多尔衮的母亲为努尔哈赤殉葬,并且在实录中把她写得有人品问题。

  多尔衮的母亲由最受宠爱的大妃变成了“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而皇太极自己的母亲成了“太后”,《太祖武皇帝实录》变成了《太祖太后实录》,正儿八经母凭子贵了。

  在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夺回了话语权。皇太极钦定的《太祖太后实录》,又被多尔衮改回《太祖武皇帝实录》,去掉了太后的事,也把关于多尔衮母亲不好的记载删掉了。

  多尔衮病死后,顺治皇帝亲政,将多尔衮定为“谋逆”。顺治是皇太极之子,自然忍不了多尔衮修改史书贬低奶奶的事,于是又把《实录》变本加厉的改了回去。

  性格更加敏感细腻的雍正皇帝相信,篡改实录必须自己来。康熙的《圣祖仁皇帝实录》修成后,雍正帝以“字画、音句、人民、地名”不够统一为理由,要求大臣对实录进行酌改,“用签标出”后,由皇帝钦定。

  雍正删改得有多努力呢?最少删了几百卷。

  顺治在位十八年,有实录一百四十四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只有实录三百卷,而乾隆在位六十三年,有实录一千五百卷。数字一比,足见雍正皇帝大刀阔斧的力度。

  康熙皇帝夸奖了其他的皇子,尤其是废太子,当然要删掉。康熙皇帝申斥了雍正,更要删掉。总之,一定要证明雍正在康熙生前深受恩宠,“简在帝心”,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

  除了改爸爸的《实录》,雍正对于自己的实录也不放过。《实录》是依照《起居注》中的材料编纂的,但是,在对照《雍正起居注》和雍正朝实录时,历史学家们又发现了异常。

  在《雍正起居注》中,雍正说过,自己在当藩王时,曾有人拉拢自己加入允禩党。在《实录》中,这种影响皇帝英明,影射皇帝结党的事情,当然要尽数删掉。

  在《起居注》中,雍正曾经面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向日朕在藩邸时,坦怀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死生利害,听之于命,盖未任天下之重也。”

  后来编纂《实录》时,“死生利害”被改成了“此身利害”。如此一来,就掩盖了雍正是通过你死我活的党争上位的,更显得位之正。

  删删减减后,乾隆年间,大清人民终于有了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

  大清得国极正,让大明俯首称臣;天下大乱后,太祖努尔哈赤英明神武天纵奇才,龙兴东土,王师顺动,扫荡逆贼,得有天下;历代皇帝个个人品贵重、克承大统。

  故事捋顺了,那些难收拾的读书人对大清也就只有感恩戴德的份了。

  随总路线一起动摇

  皇帝们的生平需要再次发明,臣子们也经常要面对历史的重新评价。

  在清军入关之初,对明代留下的大批官员需要拉一批打一批。因此,凡叛明降清者被写成顺天应人,凡忠于明室、抗清死难者则视为“梗化”,罪在必诛。

  但到了江山坐稳后,这种对前朝叛徒的赞美就不合时宜了。清朝皇帝的身份从满洲征服者变成了全天下人的皇帝,其优先项也就变成了宣扬古今忠臣忠君爱国的美德。

  乾隆皇帝把那些为明朝战死疆场、殉国自尽的“梗化”臣子拉了出来,树为正面典型公开表彰,以“立千古臣道之防”。

  曾被表彰的背叛明朝的大清功臣,此时反成了严惩的对象,全部被写进了《贰臣传》,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即便是为大清打下了大半江山的洪承畴和孔有德亦不能免。

  《贰臣传》外,还有《逆臣传》。那些左右横跳、反复叛变,立场不坚定的人,都被放在了《逆臣传》里。历史的评判不是盖棺定论,只要风向变了,躺在棺材中的人就要准备好新的历史奇遇了。

  当然,世事如此变幻莫测,皇帝不光要重新鉴定臣子的忠诚,也需要随时修改自己过去的言行,以确保永远正确的形象。

  在平定三藩期间,康熙皇帝自述:“迩年以来,大兵诸路征缴,军需浩繁,一切供应,皆取于民”。在另一个场合,康熙承认米豆草料都是向民间摊派,“不给价值”,造了大孽。

  但到战胜之后,康熙耀武扬威立刻改口,“大兵需用钱粮浩翻,不于民间加征,故天下生灵无不威戴”,还反问道:“朕岂宜受加派之名乎?”

  然而,胜利并非像康熙口中来的那般容易。贸然削藩导致的三藩之乱给康熙留下一生的心理阴影。他曾在一道谕旨中后怕地说:

  吴三桂背恩反叛,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在在响应,八年之间,兵疲民困。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今幸赖天地祖宗之灵,剿灭逆贼,方为此言。倘逆贼未能殄灭,其咎岂不尽归朕身?

  自己差点就要为不可收拾的局面负全责了,言语间充满了侥幸。

  但这话实在太不符合圣祖皇帝高瞻远瞩的英明形象。不知是本人的指示还是儿子的体贴,《实录》里的这条上谕将“将若之何”改成了“百姓不几疲敝耶”,最后一句反问则被删掉,仿佛康熙只是在同情民生艰苦。

  雍正朝的《实录》也没少为了掩盖雍正皇帝的黑暗心理而大加篡改。

  雍正即位不久,就已猜忌除掉年羹尧、隆科多等人,在许多朱批和文献中留下了证据。雍正二年,年羹尧得胜回京不久,他便告诫大臣齐苏勒:“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并暗中收集其罪证。

  明面上,雍正一再用肉麻的表白拉拢年羹尧,大打糖衣炮弹,直至次年三月,以年羹尧“朝乾夕惕”误写成“夕惕朝乾”的借口突然袭击,发动满朝文武打倒年羹尧。

  年羹尧、隆科多相继被铲除后,《实录》中有关案发前雍正处心积虑对付他们的记载都被删了个干净。于是在正史及基于正史改编的故事中,便只剩下奸臣疯狂作死,雍正一再容忍,不得不依法处置的情节了。

  类似这样的手艺,大清国君臣直到穷途末路时也没丢掉。

  清末义和团如日中天时,一度把洋人和教民们围困在西什库教堂。正在疯劲头上、想利用义和团杀洋人的朝廷发布谕旨: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各兵团围困西什库教堂,如有教匪窜出抢掠等情,当饬队力剿,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勿用枪炮轰击。

  但到了《光绪实录》中,这段话变成了“如有教民窜出,不可加害,当饬队保护。倘彼死守不出,应另筹善策,暂勿用枪炮轰击。”

  教匪变成了教民,力行剿灭变成了不可加害,如果洋人能看到《实录》,怕是要被朝廷感动得流泪了。这显然是怕洋人问罪的朝廷妄图摘出自己,把锅甩给义和团的把戏。

  然而,这种专门对内的修史技术最终没能瞒住洋人,没能避免《辛丑条约》的羞辱。留下的,只有后人眼中大清国自欺欺人的一场又一场闹剧。

  作者闻韶,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不灭老灯”(ID:gh_ef564d8436cc)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城市号系信息发布平台,城市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