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岩生平考述(二)——著《太学生伏阙上书论》，埋下隐患

　　在太学肄业(学习)七年间，刘岩经历了“名震京师——介入焦点——饱受争议”过程。

　　据吴楫《刘大山先生传》，“太学诸生率一时之秀，而天下知名士后先云集，出其所业，无能与大山抗者，由是名震京师，文章遂擅天下。当是时，桐城宋潜虚^①、方百川、望溪兄弟^②以文学傲睨一世，与大山友，未尝不加敬。学士韩公慕庐^③、相国李公厚庵^④皆敬爱之。”

　　方氏兄弟，籍贯安庆府桐城县，其曾祖避乱，侨居上元县。兄方百川(1665—1701)三十七岁夭折，死前自焚其稿，以为文不足观；弟方望溪(1668—1749)，即方苞，出生于六合外祖父家，六岁随父归上元(今南京)，二十二岁补桐城县学，二十四岁(1691年)随学使高素侯进京，设馆于高家。^⑤

　　刘岩与方苞结交于此年之后，且交往日益深厚，扩大至刘方两个家族。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仲春，即方苞去世前一年，而刘岩已去世三十二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母仪”额》，回忆刘方两家的交往故事：^⑥

　　余与大山兄弟交往最久，其昆仲孝友，邻里重之。康熙四十七年(1708)秋末，岁歉，余奉母及嫂，率子侄避荒江北，仲山邀余至其家。老母与大山家妯娌相居数月，得悉诸妇之贤，余因记载大山妻吴夫人于余《见闻录·令妻》中。时仲山长子嵩灵年幼聪俊，知为其前妻郭孺人所生，而继室郑孺人抚教之如己出，且能助仲山成家道，事姑不懈，一遵吴夫人内政焉。

　　余今髦老，告归，隐乌龙潭，旧识尽没，惟望其后嗣有人。仲山长子嵩灵敦厚，有学行，次子春田亦多才能，庶乎克荷父薪者也。此固仲山义方有则，亦赖孺人之力也。闻其家人常称述郭孺人，虽早逝而幽闲淑慎，有贤媛风，故能生令子不爽云。

　　余于《见闻录》载吴夫人，而此两孺人未暇入焉。兹特书“母仪”一额，授之嵩灵，以赠两孺人，而为世之母劝，且为世之继母箴。

　　方苞曾率全家避荒刘家，四十年后，方苞特题写“母仪”扁额，以赠仲山之子，表达对刘家两代主妇的敬意。人之将终，此行为当然寄意深刻!

(刘岩文集封面)

　　刘方二人之间的交往，当然更多的是切磋学问，交流心德，不涉及私人生活。今在《方望溪全集》中能找到三封信：《答刘拙修书》《再与刘拙修书》《与刘大山书》，读之皆觉如此。

　　刘岩在太学期间，更早结识的是方苞的桐城老乡戴名世^⑦，与之交往亦颇深。戴名世(1653—1713)比刘岩晚一年入太学，时已三十四岁，长刘岩三岁。他在《自订时文全集序》中说：“余自入太学，居京师及游四方，与诸君讨论文事，多能辅余所不逮。宗伯韩公，折行辈与余交，而深惜余之不遇。同县方百川灵皋、刘北固、长洲汪武曹、无锡刘言洁、江浦刘大山、德州朱子末、同郡朱字绿，此数人者，好余文特甚。”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刘岩为戴名世编著《小题立诚集》作序。康熙三十九年(1700)，戴名世作《与刘大山书》，此信收录在戴氏《南山集》，得以留存至今，此信极具研究价值，为极重要的历史文献。原信如下：

　　去年春正月，渡江访足下，留信宿^⑧，而足下出所为古文十余篇见示，皆有奇气。足下固不自信，而谬以仆之文有合于古人矩矱，因从问其波澜、意度所以然者。仆回秦淮，将欲检箧中文字，悉致之足下，冀有以教我。会足下北游燕蓟之间，而仆亦东走吴越，遂不果。今年冬，有金陵门人欲锓仆古文于板。仆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而门人遂以彼所藏抄本百篇雕刻行世^⑨。俟其刊成，当于邮传中致一本于足下。其文皆无绝殊，而波澜意度所以然者，仆亦未能以告人也。惟足下细加择别，摘其瑕疵，使得改定，且作一序以冠其首简^⑩，幸甚!幸甚!

　　当今文章一事，贱如粪壤，而仆无他嗜好，独好此不厌。生平尤留心先朝文献^⑪，二十年来，蒐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百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触喉而出。而仆以为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为之，欲将入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⑫，次第命笔。而不幸死丧相继，家累日增，奔走四方，以求衣食，其为困踬颠倒，良可悼叹。同县方苞以为“文章者，穷人之具^⑬，而文章之奇者，其穷亦奇，如戴子是也。”仆文章不敢当方君之所谓奇，而欲著书而不得，此其所以为穷之奇也。

　　秦淮有余叟者，好琵琶，闻人有工为此技者，不远千里迎致之，学其术。客为琵琶来者，终日座为满，久之，果大工，号南中第一手。然以是倾其产千金，至不能给衣食。乃操琵琶弹于市，乞钱自活，卒无知者，不能救冻馁，遂抱琵琶而饿死于秦淮之涯。今仆之文章，乃余叟之琵琶也。然而琵琶者，夷部之乐耳^⑭，其工拙得丧，可以无论。至若吾辈之所为者，乃先王之遗，将以明圣人之道，穷造化之微，而极人情之变态，乃与夷部之乐同其困踬颠倒，将遂碎其琵琶以求免于穷饿，此余受之所不为也。呜呼，琵琶成而适以速之死，文章成而适以甚其穷!足下方扬眉瞬目，奋袂抵掌，而效仆之所为，是又一余叟也。然为余叟者，始能知余叟之音，此仆之所以欲足下之序吾文也。

　　从信中看，戴氏赞佩刘氏古文之奇气，刘氏则在意戴氏古文之波澜与意度。戴氏有文章藏于金陵，怕以言获罪，不敢示人，孰料其金陵门人将所藏抄本刊印行世，既木已成舟，戴氏也就听之任之，并请刘岩作序。(刘序迄今未见，大约并未写成，或未及并入《南山集》刊出，而“南山集案”已发!)戴氏自诉生平留心先朝(明朝)文献(文章、人物)，胸中自有千言万语有待抒发，慨叹为生计奔波，暂无暇写作。信末“琵琶成而适以速之死”，当然是知己者间的玩笑与共勉，孰料一语成谶!

　　按戴氏金陵门人指尤云鹗，其出资刊行《南山集》于康熙四十年(1701)冬^⑮，则信中所谓“今年冬”，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冬，因这封信写出时，该书尚未出版，则“去年春正月”当为康熙三十八年(1699)。这年“春正月”，刘岩在江浦，戴氏过江来访，信宿而去，这才有二人因“古文”而起的一段讨论，这才有戴名世《与刘大山书》以及为《南山集》作序之约，这才招致十一年后彻底改变刘岩命运走向的“《南山集》案”株连之灾。——命运似乎难以捉摸，其实寻根溯源，脉络清清楚楚，这世上哪有什么深秘莫测的命运!

　　据清人无名氏《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记载，刑部官员审问戴名世：“其他人的序，是你写的，还是他们自己写的?”戴名世作答：“汪灏、方苞、方正玉、朱书、王源的序，是他们自己作的，刘岩不曾作序。”^⑯刘岩不曾作序而遭株治，直接起因就是《南山集》中的这封信。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刘岩在京期间，因文章而知名而广交友，因文章而介入时事中心而成为一时舆情焦点，也因此而埋下隐患。

(刘岩诗集封面)

　　清末金陵闻人甘元焕(1841—1897)在《匪莪堂文集·跋》中说：“江浦学者尊述先献，辄称二山。二山者，明定山庄先生、国朝则先生。定山以不奉诏作鳌山张灯诗，上《培养圣德疏》，直声震朝野；先生则以争伏阙上书列名事，知名于时。其论今存集中，劲气直辞，引谊侃侃，盖与定山异世同。”

　　所谓“争伏阙上书列名”事，发生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吴楫《刘大山先生传》记述其事甚详：

　　丁卯，太皇太后崩，诏行三年丧。廷臣议以日易月^⑰，欲使太学生上书而难其首，大司成^⑱欲为德于大山，曰：“此举若就，博学宏词^⑲可得也。”因首列其名，而大山实不知。

　　诏下，将显擢，大山不奉诏，争辩午门，声色俱厉，必欲得当而后止。而朝廷既有成命，在廷之士又多为司成地者，乃争相劝止，而大山卒废然^⑳返矣。

　　其事既不得白，乃著《太学生伏阙上书论》，申明大义，反复千余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容己。书出，士大夫争相传诵，仰之如泰山北斗。

　　原来，这一年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孝庄太皇太后去世，康熙帝颁诏，欲遵行儒家礼教为其祖母守孝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诸王公大臣等皆以为当朝皇帝不可能放下国事一意去守孝，于是朝野皆有“以日易月”之议。所谓以日易月，就是遵汉儒变通之礼，以日当月，皇帝只需持服(守孝)二十七日，即予除服。国子监祭酒(校长)曹禾^㉑以全体太学生之名，代为请愿，又欲把这个出名的机会让给驰名京城的太学生刘岩，认为“此举若成功，刘岩可格外录入‘博学宏词’科”。于是把“刘枝桂”(刘岩)署为太学生上书奏章之第一位，而刘岩本人尚不知情。

　　皇帝批复已下，恩赐即将颁发，不料刘岩书生意气发作，不仅“不奉诏”，且“争辩午门，声色俱厉，必欲得当而后止”，又全然不顾“在廷之士又多为司成地者，乃争相劝止”之脸面。舆情如此，刘岩当然在午门碰了壁，碰壁后刘岩仍不肯罢休，乃著《太学生伏阙上书论》，公告天下，申明大义。

　　兹录刘岩《太学生伏阙上书论》如下^㉒：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冬，皇上祖母去世，拟将实行为之守孝三年之丧礼。诏书下发后，公卿以及文武百官们不免议论纷纷。国子监祭酒等官员率太学生五百零四人赴皇宫上书，主张“皇上必不可实行守孝三年丧礼，请听从以月易年之建议”。窃以为太学生伏阙上书这个做法，不符合古制。

　　《礼记·学记》中说：“国都有太学，远郊有学校，乡里有庙学，家族有私塾。”汉代有太常博士说：“要实行教化，就要把京城建成首善之区，自京师始，由内及外。”大约在夏商周三代文明鼎盛时期，礼乐昌明，那时候在太学里的读书人，常举行释奠、释采等礼仪活动，四处游览，彼此交游，讨论学术，以此培养才干，以备公卿大夫采用。至于朝廷之政事，因已经各有主管官员处理，太学生若有越职而冒然议论，那么必然受到“出位而谋”之罪责。到汉、唐、宋等时代，太学生结伙上书的事件才开始有所记载，而史官一定会谨慎记述其事。如东汉末年刘陶率数千太学生，上书请求赦免李膺、朱穆；北宋时期太学生陈东率领诸生及京都市民数万人上书，请求诛杀蔡京等人而重用李纲；宋末靖康元年(1126)太学生徐揆率领诸生上书，请求金人释放宋钦宗还宫；南宋宁宗时汪安仁曾率太学生二百一十八人上书，请求皇帝朝拜重华宫；同时期因右丞相赵汝贵受诬陷贬黜，太学士杨宏中等六人上书辩诬抗争；南宋理宗时黄恺伯等上书，反对提前“起复”史嵩之；宋理宗时蔡德润等一百七十三人上书，为暴死的御史刘汉弼鸣冤；同时期陈宜中等六名太学生联名上书弹劾权臣丁大全；南宋度宗时陈著率领太学生上书，谏阻贾似道僭越礼制。到了明朝末年，也发生过三起太学生上书之事。

　　从三公九卿到地方官吏，惟有太学生，既无职责可守，又无谏言可责，其地位卑贱而身份卑微，然而史官一定会恭谨地记述他们。这大概是由于事发之时舆论有不够公正之处，或因大臣不便说，或因小臣不敢言，或大臣小臣都说了而皇帝执意不听，这个时候，读书明理之太学生们，就得穿上古圣先贤规定的礼服，遵循古圣先贤的教导，率领志同道合者数百、上千人跪在宫阙之下，竭力而抗争。太学生上书，说到底还是因人心所向，事态已经难以控制，而所发生事件也属于盛世所不应该发生之事。从太学生上书一事，也可以看出来古代君王养士之传统，而且可以从中看出来，礼义可以教化人心之作用至今尚没有磨灭殆尽。因此太学生上书论事，不管皇上听与不听，史官一定予以纪录。

　　当然，太学生凡论事，所依据必是古圣先贤之法言。如今守孝以三年为期，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上至天子，下到庶人，无论贵贱，都应一体遵守。汉文帝曾遗诏，令吏民守孝三天即可脱去丧服，被儒者讥讽为“以小仁，害大义”。晋武帝司马炎已脱去丧服，复又斋居三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认为晋武帝为旷世之君，而且认为劝阻晋武帝服丧三年的裴秀、傅玄是庸陋之徒。其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南宋孝宗赵昚皆服丧三年，可谓卓越千古之君。况且宋代丧服之制，朝廷外已以月易年，而宫廷中仍实服三年。而以日易月之论，实由东汉学者应劭提倡，而世俗沿用，至今不肯改变，很明显是有悖于古先王之法的。今皇上天纵至孝，卓然有千古不朽之志，诏告天下，打算实行服丧三年之礼，然而司成、司业等人竟然率领太学生说服三年丧必不可行。唉，太学是什么机构?司成是什么职责?司业是什么官员?太学生是什么人?跪在宫阙之下为何事而愤愤然上书?唉唉，真让人为之流泪而叹息啊!

　　先王之法，大多出自人心、天理之公正，其间虽时兴时废，然而其义蕴涵于天地之间，也并非没有仪则天下、珍惜名节之意。然而这个服丧三年必不可行之论，竟然发自太学之中，如此则一举而败坏伦常；伦常一举而被败坏，则一举而败坏太学；太学一旦败坏，则天下之学校无不败坏。为天下人材之师表者，竟然会废弃伦常这一国家根本之所系如无用之物吗?

　　何况，人们为什么要上书?就是为了匡正时弊。假使当今皇上有复古之志，而公卿大臣坚持汉唐人之陋说，加以反对，此时太学生仰承诏旨，引用古圣贤之义上书以折服他们，这才是所谓匡正时弊。今皇上要实行三年丧，是好事啊，并非时弊啊，却要阻止这件好事，而反把它当作时弊来匡正。这样的人，不去勉励国君为善，却说我国君不肯为善，孟子称这样的人为“贼”。

　　况且凡讨论重大议题，一定要齐心协力，统一想法，即使其义理属于应当上书陈说，也一定要召集诸生集思广益，而今却是为首者不自知其名，为从者不预知其事，而今太学大司成诱之以小利，胁之以必从，勉强诸生去做不想做之事，却以师尊威胁欺负弟子，更不顾诸生反对而以诸生名义上书，为人臣者欺骗皇上怎么可以?欧阳修公在《与高司谏书》中把这种人叫做“不复知人间羞耻事”。而今太学大司成本已不顾廉耻，却硬要挟持五百零四个太学生，以为这五百多人无一人有羞耻之心，啊啊，何其过分啊!因此我在这里回顾先王建立各类学校的历史，以及太学生不得已而上书的道理，以及如何去保全太学的方法。写这篇文章，对我来说，也是不得已啊。

　　国丧当前，朝野上下，一片肃穆气象，就这么被刘岩砸了场子。虽然一时锋头出尽，“书出，士大夫争相传诵，仰之如泰山北斗”，然而不久甘尽苦来，朝野上下别有所图者几乎人人从此避之如瘟神，影响至为深远。清末编刊《大山诗集》者邑人陈浏，在《序》中就明白的指出：刘岩“卒以《南山》文字之狱与望溪牵连被逮，编入旗伍，或曰《太学生伏阙上书论》实召之也”。

　　注：　

①即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桐城人，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诵。康熙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赵、齐、 鲁、越之间。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初十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②方百川、望溪兄弟：方苞（1668—1749），字灵皋，晚年号望溪，桐城人，生于江宁府，桐城派散文创始人，与姚鼐、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方苞学行皆深受其兄方舟（字百川）影响，为之感怀终生。

③韩公慕庐：韩荧，号慕庐，长洲人，清代文学名家，才学敏思，由状元官至礼部尚书。

④李公厚庵：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谥文贞。泉州安溪县人，康熙九年进士，授编修。省亲回闽，适逢“三藩之乱”，密上战守之策，募乡勇保守安溪，复建议速取台湾，荐施琅为将，颇得康熙帝信任。还京，授内阁学士。历官吏、兵、工三部侍郎，直隶巡抚，至文渊阁大学士。清代著名清官、理学名臣，深得康熙帝信任。学者尊称为“安溪先生”，或“安溪李相国”。有《榕村全集》《榕村语录》及说经之书多种。

⑤参见苏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谱》。高公素侯：即高裔，字素侯，宛平人，翰林出身，官至大理寺卿。方苞进学为秀才时，高素侯正充任学使视学江南，对方苞极为器重，方苞也始终师事之。

⑥引文略加改动，以便理解，原文见《匪莪堂文集》。

⑦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桐城人，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诵。康熙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赵、齐、 鲁、越之间。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初十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集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⑧信宿：两夜。

⑨尤云鹗所编印戴氏古文百余篇，因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南山集》，刊印后一时风靡。至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南山集》“狂妄不谨”而弹劾戴氏，株连人数达三百人之多，成为清前期较大的一桩文字狱。

⑩首简：犹书首。　

⑪先朝文献：指明朝。

⑫发凡起例：确定要旨，拟定体例。

⑬具：才具，才能。句意谓写文章的才能，只有一些命运坎坷、穷困潦倒的人才会有。

⑭夷部之乐：琵琶来自西域，故称。

⑮《南山集》刊行于康熙四十年（1701），此说依据戴钧衡《戴南山先生年谱》。

⑯参见《戴名世集》附录无名氏《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⑰以日易月：按古代礼制，帝王、帝后等去世，太子等得服丧三年（三十六月），后来汉文帝改为三十六日即释服终丧，因称“以日易月”。一说二十七日释服，因实际丧期为二十七个月。

⑱大司成：即国子监祭酒，为太学最高长官。

⑲博学宏词：即博学宏词科，科举名目的一种，始于唐开元中，迄于宋末。清康熙﹑乾隆年间重设，主要方式是由各地的地方官和士绅推举本地公认有学识、有名望的名士，直接参加这一考试。

⑳废然：形容失望的样子。

㉑曹禾（1637—1699），字颂嘉，号峨嵋，江阴人。康熙三年进士，十八年（1679）应试博学宏词，获二等，授检讨，官至祭酒（康熙二十六至二十七年在任）。因事罢归。与田雯、宋荦、汪懋麟、颜光敏、王又旦、谢重辉、曹贞吉、丁澎、叶封齐名，称诗中十子。喜纵酒，酷爱围棋，工诗文。有《未庵初集》《峨嵋集》。

㉒已翻成现代语言，原文见《匪莪堂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