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天堂：外国人眼中的晚清中国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少数派文库”，摘自《辛亥革命》。作者阿瑟·贾德森·布朗是美国著名远东问题专家，他与晚清政要及革命派领袖往来密切，曾与袁世凯等人深度接触。

　　“中国的整个公共服务体系都因贪污而腐朽了，官员们不管是应得的薪俸，还是可拿可不拿的、拿了也不算犯法的灰色收入，都照单全收，中国的官员受贿成风，向上贿赂成风，清朝末年的吏治绝对是贿赂公行。”

　　——阿瑟·贾德森·布朗

　　中国政府的形式是温和的家长制，但是在实际运行上却很软弱、腐败、专制。尽管如此，中国的人民仍然拥有比西方人想象的多得多的个人自由。

　　正如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派克先生写的：“中国没有护照、没有对自由的限制、没有国境线、没有种姓偏见、没有食物禁忌、没有卫生措施，除了风俗习惯和刑事法令，没有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共和国，身在其中，个性不受约束。”

　　▍晚清官场“贪”字当头

　　这个统治集团差不多已经集体腐朽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都腐败。

　　《北华捷报》报道说，直隶省一位消息灵通的中国绅士表示，直隶省有一半土地税未能上交政府。

　　“这还不算。”

　　他说——我们县里的官员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说三四十年前为了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县里额外增加了一种税。我们县的官员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收到现在。按理说，这种税早该取消了，负责监察的县吏应该干涉此事，向保定府报告，县官会被立刻免职。但是没有人会这么做。一来税额很小，我个人的一份不超过5美元。而全县征收的这笔小钱加起来就是个大数目，县里的官员与府里的官员，甚至省里的官员、中央的官员，都是要分成的。

　　清朝的官场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意思是，即使是当一个清廉的知府，三年时间也有十万两白银的回报。清政府很多官员的职务是通过公开的买官或者秘密地行贿“跑官”得来的，他们为了当官支付给政府或者上级官员大笔钱财，为了尽快收回成本，为了继续往上爬，把官做得越来越大，各级官员想方设法地聚敛钱财，他们想出来的匪夷所思的刮地皮的名目繁多得超乎我们的想象，乱七八糟的没有来由的苛捐杂税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由于政府在吏治上的松懈和官员服务意识的淡漠，中国可以说是贪官的天堂。北京的方泰瑞博士指出：只要稍微懂点中国官场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官场中的每个人都有“价格”。打官司的时候，官员们是看诉讼双方贿赂的多少来定案的，不只是官员们的下人们可以被收买，1000个中国的官员里有999个人愿意帮助出钱多的一方。中国的商界，比如说票号和贸易公司可能还会讲求信誉，遵守合同的约定，中国的官员是没有原则的，他们主要看钱办事。在中国的官场，个人的行贿行为和相互欺瞒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

　　▍旅美华人和留学生不愿回国

　　美国著名的华人报纸、旧金山的《中西日报》的编辑伍盘照，回了一趟祖国后，写了下面的文字：在中国旅行的日子里，我对清政府充满憎恶。产生这种感觉，并不是因为我跟孙逸仙等革命派的领导人情谊深厚。我在北京看到，庸人充斥官府，贪污受贿盛行，满清政府不想进行任何有实质内容的改革，我的热血在沸腾，像大清帝国领土上的革命者一样。

　　很多在美国待了10至15年的中国留学生都不愿意回到北京。他们这样选择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贪恋美国的荣华，不愿意为祖国效忠，而是他们凑不齐送给当权的满清王公的贿赂款项。

　　要想结识任何一个满清勋贵，至少要送上300两银子(相当于200多美元)给王公的门房。王爷的门房，顶得上一个七品知县，只有把他们打点好，才能有机会见到王公。这在北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很多王府的门房成了满清勋贵收敛钱财的“前线”。门房得到的钱，会被王府的人瓜分，王公本人会得到最大的一份。

　　跑官的人，想要得到的职务越高，孝敬门房的钱就要越多。有熟知内幕的朋友告诉我，在北京，庆亲王在这项收入上每年就有300万美元进账。他的这笔收入与流氓成性的肃亲王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

　　闹得沸沸扬扬的以皇族载涛和载洵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件，在喧嚣的背后是一场大规模的贿赂游戏，考察只是表面文章，吃喝玩乐，借机收钱，才是考察的实质内容。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就是一个超豪华旅行团。不过，他们回来以后，却恬不知耻地宣称，对世界各个强国的陆军和海军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

　　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公开沉迷于赌博。赌博虽是恶习之一，但汕头令人尊敬的汲约翰博士却说：“虽然中国人并不都道德高尚，但是在中国，堕落从来不像印度一样成为宗教的分支。”虽然方泰瑞博士批评中国人的卫生习惯，“毫不夸张地说，每个村庄、每个乡镇和每个城市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散发着肮脏的恶臭”，但在笔者看来，中国人的道德要比日本人高尚，因为他们的典籍中充满了对德行的赞美。

　　▍中国人的“残酷无情”

　　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派克先生写道：在中国所有的阶层中，道德意识极其薄弱……即使是我们认为应该送上断头台的罪行，在中国人那里连轻罪都算不上。

　　派克先生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想批评的是中国人的“残酷无情”，说得更直白一些，是对苦难的无动于衷。

　　派克先生的依据之一，是中国人喜欢看恐怖的刑罚。中国人的刑罚对犯罪者的身体非常残忍，中国人处以死刑，最常见的是斩首，最恐怖的是凌迟，也就是用小刀把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持续好几天，为的就是让死者受尽痛苦慢慢死去，如果刽子手不能割到规定的刀数，或者在规定的时间之前让罪人死去，他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是斩首还是凌迟，都会有大群的中国人围观，中国人是一个喜欢看热闹的民族。

　　派克先生上述说法的另一个依据，是中国人经常见死不救，这是他这位虔诚的基督徒产生上述观点的最大理由。他曾经去烟台旅行，到烟台的那一天，他看到一个垂死的人躺在街边，这是一条繁华而拥挤的大街，几百个中国人路过这个可怜的人的身边，却没有一个停下来提供帮助或表示同情。那个垂死的人面无表情地熬过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独自体验最后的痛苦，他瞪大着眼睛躺着，身体慢慢地变冷变僵，冷漠的人群对此视而不见。24小时过后，他还躺在原地，死亡的面孔朝向沉默的天空。大街上的人们依旧推推搡搡地经过，照样若无其事地做着买卖、高声谈笑，对近在眼前的人生悲剧无动于衷。

　　我在青州府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同样的事情，街面上有一个女人在不停地扭动，我想走上前去帮忙。周围的人急忙警告我，制止我的行为，如果我没经要求就去碰她，与这个女人相关的人会抓住我，要我为她的死亡负责，很可能会要求巨额赔偿。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往往见死不救，因为他们怕被人讹诈。他们一旦出手救人，一群或真或假的亲戚会立即扯住他，嚷着要赔偿，接下来的代价更高，也许一个贪婪的地方官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捞一笔，救人的人只有掏出足够多的钱贿赂才可以免罪。

　　另外，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很迷信，中国人常常远离受难者，因为他们害怕死者的“霉运”跟着他们。因此，中国人出于自保意识，任由贫病之人死在街头，任由落水的儿童溺死河中，哪怕距离几尺远的船也不会过来搭救。也许还有一个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贫穷，他们自己也活在苦难之中，他们见过太多的苦难，体验过太多的苦难，对苦难已经麻木不仁了。

　　尽管儒家持不可知论，尽管中国人的禀性注重实际，但是中国人的确非常迷信，他们生活在对恶灵的持续恐惧中，他们对于鬼神的恐惧，超过了所有已知的民族。他们对于祖先的偶像崇拜，也是其他民族比不了的。他们有自己完整的信仰体系，与印度的诸多信仰和基督教的信仰不同，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很庞杂；或者说，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只要对自己有好处，中国人会拜不同宗教的神灵。中国人家里有人去世了，会把和尚道士都请来做法事，如此可见一斑。中国人信神主要是为了现世的利益，比如说，有的阿婆信神，是为了请观音娘娘送来一个孙子。中国人虽然奉行儒学，不过儒家思想最多算得上是一个社会伦理的原则，并不能称之为信仰，我是一直不赞成所谓儒教的说法的。

　　因为中国的儒学是如此的深入人心，所以在中国人被西方人大声谴责的同时，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应该肯定他们确实拥有的良好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