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局演唱会”遐思：苏州真的需要“演出经济”来锦上添花么？

　　“放大招！”苏州出台重奖，吸引知名歌手来开演唱会。

　　据报道，苏州日前出台《苏州市进一步促进文体旅联动丰富产品供给的意见》，聚焦演唱会、体育赛事、剧场演出、低空文旅等消费热点，推出“十条”针对性举措。其中，在演唱会方面，明确对每站次售票人数达到5万人次的演唱会、音乐会，按照每人次15元对主办单位予以奖励，旨在吸引更多知名艺人和歌手来苏州演出。

　　近年来，包括苏州在内的各大城市纷纷加入演唱会、音乐节热门城市的竞逐。常州去年力压广州、南京、青岛等城市，一跃成为全国大型音乐节票房首位。无锡在打造“音乐之都”城市新名片，培育二胡、口琴、手风琴、竖琴为代表的“民乐+西洋乐”的特色产业集群。就连举办了18届，曾荣登“2022中国节庆品牌100强”的“洪泽湖国际大闸蟹节”也停办，搞了个“醉美淮安音乐嘉年华”……

　　而今，随着苏州“真金白银”入局演唱会，这些“工业大市”真的要换赛道“卷”了么？

一、苏州高调“入局演唱会”，颇“耐人寻味”

　　“演唱会/演出经济”被称作“行走的GDP”。作为粉丝经济和文旅经济的重要载体，演唱会自带“流量”，可以带动“吃住行游娱购”等多个产业的发展。

　　诚然，“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但物极必反，“繁荣”之外，“演唱会/演出经济”也正在多方面“遇冷”——

　　另一个消息是，近期市场对一些演唱会门票的购买热情并未如预期般高涨：一批实力歌手的演唱会门票“卖不动”，还有许多演唱会的门票打折出售都没人要，一些黄牛也感叹损失惨重。更有甚者，许多演唱会因各种原因取消。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上半年有近三十场演唱会延期或取消。

　　至于官方宣称的所谓演唱会、音乐节等因“不可抗力”延期或取消，则被乐迷嘲讽为“卖不出票的遮羞布”。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演唱会市场遇冷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2023年疫情政策的逐步放开让各类演出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行业数据显示，2023年2000人以上大中型演唱会、音乐节演出约5600场，同比2019年增长了100%。从2023年演出市场复苏繁荣到今天，经过一年多的“报复性消费”，消费者在最初的激情消费之后，头脑显然冷静了不少，消费倾向变得更为明显，不是什么演唱会消费者都愿意买单来凑个热闹了。其二，以往高涨的演出经济让主办方错误预估市场，定价过高，并且最低档票价座位区域也越来越小，影响观看体验。过高的票价超出了许多普通观众的消费能力，从而抑制了消费意愿。

　　另外，“南阳音乐节集体偷盗事件”，从“音乐节”到“音乐劫”等等的负面因素，公众也质疑各地争办“音乐节”的必要性。

　　据《南方周末》4月份的一篇报道提到，全国多地正在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坚决纠治部分地方基层搞“新形象工程”问题的工作提示》，其中指出的问题包括：“盲目豪华‘办节’，片面追求‘人气’，不计成本跟风大办音乐节、旅发大会等，为场地建设、乐队出场支付高额费用。”而这份文件，则可能被一些人单方面解读为“不可抗力”的政策因素。

　　这也可以看出，中国人似乎天生就爱跟风、盲从，做什么事都喜欢一窝风，无论对错好坏，别人做我也做。亦或如，近年风靡全国的“马拉松大赛”，既有“上马”也有“厦马”，既有“北马”也有“南马”……

　　但是，“浇上一盆冷水”是必要的，一些地方并不适宜搞大型活动，弄巧成拙的话，另一种“乱红”亦会反噬招来“地域黑”。

　　所以，真的完全没必要跟这个风！

　　“搞文旅成本低，还容易出政绩”，或许这才是背后的原因。

　　“文旅”本来就是锦上添花的事，实体经济才是拉动经济的最大马车，还是得大力引进工业。换言之，一个地方发展从根本上还是要看工业，文旅只能是辅助性质，现在大多数人本末倒置了。正如有网友直言，“旅游本来就带来不了多少GDP跟财政收入，如果旅游就代表着经济发达的话，那黄山就安徽第一了。”

　　诸如此言，那么，苏州再如此高调入局“演出经济”，就颇“耐人寻味”了。

　　众所周知，工业大市苏州，以“工业园区”及“吸引外资强”享誉国内外，而且从中获益巨大。

　　苏州的工业有多强?2023年苏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迈上4.4万亿新台阶，达到44343.9亿元，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深圳。上海去年的规上工业总产值略有下降，跌破了4万亿。

　　据7月4日的苏州日报报道称，目前，苏州拥有规上工业企业1.35万家，规上工业总产值保持4万亿以上量级，居全国第二。在全部工业门类中，苏州拥有35个大类、170个中类、515个小类，工业体系较为完备，是长三角地区乃至国内很多产业循环的发起点和连接点。

　　今年开年，苏州定下制造业发展新目标：用3年左右时间，力争形成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先进材料、新能源4个万亿级主导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达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具有领先地位的“智造之城”。

　　事实上，苏州工业强悍，真的就离不开“工业园区”及外资企业的“强支撑”。

　　但这几年情况似乎在发生某些“变化”，比如，“苏州工业园区马翔宇事件”(详见《“又一位陈行甲”：马翔宇终究改变不了什么？！》一文)、“一对日本母子在苏州被一名中国男子持刀刺伤事件”(详见《“戾气围城”的苏州：“客船”还能夜泊枫桥吗？》一文)。这两起事件至今“后续不明”。

　　基于此，在当今的政策环境下，苏州强势入局“演唱会”，不由也让人“浮想联翩”，这是打算靠歌手发展经济么?又或说，“最强地级市”苏州真的需要走这个“套路”么？

　　“演唱会”有时的确能提高城市的软实力。但是，一些演唱会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面：“疯狂应援、粉丝打架、冲击安保、举旗占道”等等，影响公共秩序，打扰居民生活。

　　如若办得水平不够，长此以往，口碑受损，成本收不回来不说，也会连累整座城市的形象。目的没达到，还要落得“吃力不讨好”的结果。

　　所以说，不能简单地引入演唱会，毕竟，演唱会带来的客流并不稳定，如果城市没有独特的演出品牌，很容易便被其他城市替代掉。有数据显示，演唱会、音乐节等文旅市场似乎“人旺财不旺”，对经济的拉动也不明显——“既带不了GDP也带不来招商引资，更带不来城市发展，反而还要浪费大量的公共资源。”

　　因此，苏州拿“真金白银”支撑文旅，能否产生消费浪潮并推动“周边经济”有待观察。

　　当然，“城市发展终究需要靠工业”。对于苏州来说，如今面临最大的压力，则是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以抓住当前工业互联网的机遇，实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

　　这也就是苏州定下的建成全球具有领先地位的“智造之城”的目标。而“园区经济”、外资外企是苏州工业、乃至城市发展的根基和优势，带来的也确是真金白银。

二、“园区经济”和外资开启苏州三十年的腾飞

　　今年是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三十周年。作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自1994年诞生，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并基于自身实际加以创新，诞生了如今苏州发展的三大法宝之一“园区经验”。由此开启了苏州三十年的腾飞，这也造就了苏州的强工业基底，成为与上海、深圳并驾齐驱的工业大市。

　　而且，在苏州的鼓舞下，各种园区在江苏如雨后春笋。工信部旗下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顾问发布《园区高质量发展百强榜单(2024)》，上榜19个园区的江苏，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这其中，苏州有8个园区上榜“百强”。另外，苏州工业园区与苏北地区的宿迁市合作建设苏州宿迁工业园区，与南通共建了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级以上开发区创造了全省一半的经济总量。

　　按照苏州工业园区的规划目标，到2026年，将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2个3000亿元级产业集群，力争生物医药及大健康、纳米技术应用及新材料、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新能源及绿色产业四大新兴产业集群产值突破6000亿元。

　　不止于此，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苏州强县的诞生与发展，也与“园区经济”紧密相关。在“2024赛迪百强县”中，苏州4个下辖县级市全部上榜，其中昆山蝉联第一，张家港市第三、常熟市第四、太仓市第六，眼下除太仓外，其他三地均有园区上榜“百强”。特别是昆山，作为全国首个GDP跨上5000亿元台阶的县级市，其下辖两个国家级开发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昆山市GDP的贡献占比达70%左右。

　　除了“园区经济”，苏州利用外资(台资)也是居于全国前列。据报道，今年8月，苏州市首次设置外资企业科技创新专项计划，这是苏州首次以政策形式明确支持外企建立研究院，总体目标为外资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力争3年建设外资企业研究院100家，向立项项目发放支持经费共计1.1亿元。

　　数据显示，被誉为“苏大强”的江苏，不仅是日资日企在华的重镇，也是外资第一大省。中国共有外资企业45万家，其中江苏一省就高达21万家，占了全国外资的将近一半。光是一个县级市昆山，当地的外资企业就达到3万家，而苏州全市的外资企业则有9万多家。

　　这当中，在江苏的日企累计已超过6800家，总规模在中国保持前列。光是苏州一市，就累计引进了3000多家日企。截至2023年底，共有175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苏州投资，其中47家来自日本，为各国(地区)之最。与此同时，768家日企落子苏州高新区，约占全市日资企业的1/4、整个长三角的8%。

　　据悉，2023年，江苏实际利用外资253.4亿元，是全国唯一超过250亿的省份。利用外资前10大城市中，江苏一省就占了3席，分别是苏州，69.05亿，全国第5；南京，49.4亿，全国第8；无锡，41.2亿，全国第10。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州推出外资企业科技创新专项计划，目的就是引导外企将更多研发资源落地，促进苏州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如果说，80年代的乡镇经济是苏南模式的1.0版，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以新加坡苏州工业园、“中国德企之乡”太仓为代表的外资经济，则是苏南模式的2.0版。它不仅助力苏南实现了经济腾飞，也是改开40多年，整个中国得以快速崛起的秘诀之一。尤其是在改开初期，当时的中国要技术没技术，要资金没资金；当时的国营工厂，既不懂管理，也不懂市场，一切都得打开国门向外国学习。所谓改革开放，顾名思义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的重点则是对外资外企开放。

　　“如今有些人说起外资外企外国人，总觉得他们来中国就是为了来占我们的便宜，赚我们的钱。把他们赶走，或者人家主动跑路，没什么大不了的，反倒可以把市场腾出来，留给民族企业。这种想法无疑是完全错误的。”自媒体“三土城市笔记”发文称，事实上，改开后的中国之所以能快速成长为继日本之后的新一代“世界工厂”，主要就是得益于外资大量进入汽车、机械以及电子电器、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工业领域，促进了产业效率的提升和产业分工的细化，难怪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建丽在《新中国利用外资70年》一文中直言，“是外资外智助力中国形成完整工业体系。”

　　正因为外资外企在中国改开过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国政府特地向包括松下幸之助、改开后第一位“洋厂长”威尔纳格里希、美国国际集团(AIG)前总裁莫里斯·格林伯格等外国人颁发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而这才应该是我们对待外资外企及外国人的正确态度。

　　但是，近年外资入华的总量有下降趋势。资料显示，2023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11339.1亿元人民币，相比2022年巅峰期的12326.8亿下降了8%。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又下降了28%，而这已经是该项数据连续第十二个月出现下滑。具体到各地，外资前五大省份中，有三地去年实际利用外资出现大幅下降，其中江苏下降了16.92%，广东下降了12.5%，而山东则下降了接近四分之一。另两大省份上海与浙江，前者不增不减，接近于零，后者的增幅也在5%以内。

　　现下，外部环境日益严峻，我们更要善待外资外企和在华外国人，他们并非中国的敌人。我们也不能忘记，外资外企曾经发挥过的积极作用，我们仍需要牢记邓小平当年的话：“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所以，我们应以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外资加码中国。

　　苏州，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