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0岁的朱镕基成功当选上海市市长。在任上海市长期间的行政实践中，他发现了一个在上海市行政系统中出现的不良现象。
“有个部门的处长，副省长来谈工作，站了十几分钟不让坐。”朱镕基对这种现象描述到。
原来有一个部门的处长，官职并不高，但是官威却做得十足，平日里就很少拿正眼去瞧人家。很多人因为有事有求于他，便都忍气吞声，这事儿就一直没有被放大。
甚至是有一次副省长来和他谈事情，他也摆架子，让副省长站着。
一方面，这没有待客之道，连椅子都不给一张坐，甚至连眼皮都不肯抬一下。
另一方面，副省长在层级上，往往是比处长级别要高的，同在行政系统中工作，这名处长的行为，明显是不把领导放在眼中。
荒诞的处长现象早已侵蚀行政系统
处长让省长站着不让坐下，现在看来，是一件荒诞的事情，在当时看来，同样不可思议，但这个处长在当时却更不可思议的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处分。
可是“上得山多终遇虎”，他用这鼻孔朝天的态势对人，自然一时之间很难纠正过来。于是，这位处长的行为，被新上任的朱市长注意到了。
朱镕基敏锐的政治眼光预料到，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上海发生，不仅仅是在局部地区发生，而很有可能是一种早已经蔓延至全国的行政系统的普遍现象。
朱镕基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当年也做过处长，却作风优良，受人称赞，怎么到如今，处长会变成这样的国家“蛀虫”。
1979年，51岁的朱镕基担任国家经委的劳动局处长，他十分注重个人作风，即使不做官，也不拿原则做交换。同时，恪守为人民服务的信条，坚持为人民办实事，为干部办事谋便利。
“处长现象”具有巨大危害
在经过长期政治实践和走访基层后，朱镕基认识到，自己对于处长现象的预料是正确的。
出现在上海的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地区并不是无影无踪，甚至更加严重，并且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十年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了我国地方行政上存在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朱镕基在会议上，不仅点名批评了当时的国家计委，更把这个问题取名叫“处长专政”。
“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
朱镕基用那还得了“那还得了”四个字，旗帜鲜明地反对“处长现象”的存在。
职位的特殊性滋生处长现象
在我国行政系统层级中，处长算不得一个特别高的级别，但他们却在权力运行、政策执行、流程审批等方面处于关键位置。
他们虽然不能做出决策，但负责决策的具体落实；他们尽管不是一把手，但上级的所有指令都得靠他们执行。
处长们虽然不是决策核心层，但在行政系统运行过程中，占据了几乎能以一己之力，让上级的决策成为一纸空文的位置。处长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了上级领导们做出的决策，是否能真正对社会起到作用。
但长期以来，处长在行政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使一些处长，日趋膨胀。对上级的指令，阴奉阳违，甚至从中牟利，不把上级和人民放在眼里，形成了“处长现象”，并不断蔓延。
甚至就连朱镕基作为总理时亲自下的批示，也因为处长现象的存在，而难以落实。
《朱镕基讲话实录》中记载过朱镕基“严厉”批评国务院办公厅作风时的讲话。
“我在一年半之内做了差不多十次批示，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因此那天开总理办公会议，我做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可到现在也还是没有结果，认识还没完全统一。”
朱镕基说：“就是有些人凭自己的想法办事，管你是总理讲的还是副总理讲的，他都不当一回事，随随便便就给你否了或者给你拖延。这么下去怎么得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就非常痛心。”
处长现象的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寻租型，即利用手中掌握的审批权力、资源分配权力等，用各种方式刁难前来办事的群众，这种行为往往暗含了牟利的目的。
“处长专政”现象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这种表现。由于职位处在核心节点上，例如干部提升、资源分配、项目审批等，虽然处长只是一个中层干部，但却会表现出与其实际职权差距极大的高不可攀。
第二种表现是老爷型，某些处长会故意摆架子，不把领导，甚至是人民群众放在眼中，文章开篇提到的不让千里迢迢赶来和他谈事情的省长坐下来的处长，便是这种表现。
并且由于处在关键位置，老爷型的处长们往往也会利用自己的职权，从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为自己牟取便利与特权，例如警车开道，公车私用以及各种各样的特权，大讲排场，大肆浪费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第三种表现是诸侯型，即处长们和其他职级的官员们暗中结伙，自以为有保护伞，最后甚至发展到官官相护的程度，目无党纪国法。他们认为规矩都是对普通人的，自己可可以有种种特殊。
从已经揭露出来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官员，刚刚进行完理论学习，接着就出现在某个豪华宴席上，某高级会所里。所有在反腐风暴中继续顶风作案的官员，都属于这一类。
处长现象，堪称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颗血栓，严重阻碍了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步伐。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处长现象”
在古代，有“县长灭门”一说。在现代，面对“处长现象”，有老板感慨到“老板再大，一个处长就能把你搞死。”
处长当然不能对老板生杀予夺，但是，“处长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我国企业家经营企业产生的内部交易成本，使我国中央机关制定的企业优惠政策，无法高效的惠及企业的实际经营中。
原先某部委的一位匡姓处长，手握全国民航项目的审批大权。一次，又一个企业负责人为求见其一面，花费了一个中午的时间在他赴宴的门外蹲守。
我们不知道，这位企业负责人的事情，最后办成了没有，但当时，人们送给了这位处长“匡爷”的绰号。
很明显，企业的正常经营，会因为“匡爷”们的存在受到极大阻碍。企业经营受阻，严重影响市场经济，更不利于改革开放。
“处长现象”，一来延迟甚至阻碍了国家政策的有效及时执行，二来影响了社会建设经济发展的有序进行，三来在民众面前、企业面前托大了自己的形象，让勤政廉政成为空谈。
“处长现象”百害而无一利
有些人的看法可能是，处长作为决策落实的角色，业务娴熟，经验丰富，那他们来定事情，效率不是更高吗？
但他们的目光，明显具有局限性。处长现象，牵扯到了一个叫“权责错位”的问题。
具体来讲，“权责错位”的意思就是，本来应该由上层来决定的事情，最终却由“处长”们决定。
“处长”职务较低，承担的责任并不大，但如果权力过大的话，轻则在工作过程中屡犯错误，重则容易尾大不掉，滋生作风和腐败问题。
其次，“处长现象”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便是“处长依赖”。
领导并不能很好地具备了解实际情况的能力，不得不依赖处长，以至于到哪里开会、汇报、办事，都要带上处长、科长，这种“能力不足”容易降低机关运行效能。
同时，一些地方的领导，对民资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是非常支持的，但这种支持到了处长、科长那里，却出现层层衰减的现象，导致这种支持难以惠及企业，这是一些民营企业经常抱怨的事情。
这种现象说明，即使处长、科长业务再娴熟，也可能因为自身格局文化等个人因素，难以真正领会到领导的想法，并真正落实。
党中央对“处长现象”的批评
于是，如何抑制“处长现象”的不断发生，成为了我国党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不只是朱镕基总理，我国历届总理，都曾批评过“处长现象”。
2009年的《中国新闻周刊》披露，在年初已经进行了两次公开征求意见之后，由于部分官员的不作为，《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制定，又重新回到了内部起草的老样子。
原本向社会承诺的纲要公开日期，也由5月一路拖向7月、8月，一拖再拖。“作为教改领导小组组长，总理已经批评了不止一次。”教育部官员说。
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曾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
“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
“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总理对处长现象进行了痛心疾首的批评。
2015年4月，总理奔赴吉林长春，并于4月10日在长春主持召开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
会上，总理言辞激烈地说道：“去年批给的土地，70%仍然处于闲置状态！土地给了，一直闲着；钱下拨了，仍然‘趴’在账上；项目批了，迟迟未见开工！政策再好，不干有什么用？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
“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处长现象”的害处。
权利和责任，本就相辅相成，处长作为我国行政体系的关键节点，拥有特殊的权利，理应尽到自身的责任。
党中央最终一定会找到抑制“处长现象”的方法，但同时，不仅是处长，各级官员都要严于律己，为人民服务，尽到应尽责任。来源：久久说话（ID：jiujiushuo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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