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怒无常是专制主义君王的特有的性格;假话、违心的话是专制主义臣民的特有的语言;这种性格、语言都是特有的心理反应。总之,这种性格、语言、心理都是专制主义的产物。

握有主宰一切权力的君王,自然是恣意肆欲喜怒无常的。韩非深知此,他说,龙也是一种虫,可以驯而骑之,“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倘若有人触到它的逆鳞必定要被咬死。他还提醒人们说:“人主亦有逆鳞

为了说明君王所特有的龙的性格,韩非还讲了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卫国的法规定,凡私自驾君车者要处以刖刑,而卫君宠臣弥子瑕,因母病“矫驾君车以出”。卫君知道后称赞说,“孝哉”,为了母生病的缘故,擅自驾我的车,顾不得犯刖罪。后来,弥子瑕与卫君游果园,弥子瑕自己贪吃蜜桃,将剩下的一半给卫君吃,卫君高兴地说,“爱我哉”,这么甜的桃子,自己舍不得吃,留给我吃。日长月久,卫君对弥子瑕的情感淡薄了,加上弥子瑕又犯了一些过失,卫君重新回忆过去两件事说,弥子瑕曾经擅自驾我的车,又曾经将他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所做的那两件事,还不是那两件事,变不了,而卫君先是称赞弥子瑕,后是要惩处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爱憎之变也”。君王有爱于臣下,臣下即使有所不当也是好的;君王有恶于臣下,臣下即使没有过失也要获罪。有时,甚至还“有功见疑”“有罪益信”。对此韩非曾举两例加以说明,一是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被中山君烹,并送一杯羹给乐羊,他坐幕下,一饮而尽。文侯对堵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缘故而吃儿子的肉。”堵师赞回答说:“连儿子的肉都能吃。还有什么他不吃?”文侯因“赏其功而疑其心”。

另外一例是,鲁孟孙猎而获麂,派秦西巴“持之归”,麂母跟着后面啼叫,秦西巴“弗忍”,还小麂于母麂。孟孙归,求麂,秦西巴回答说:“我不忍心而放还给母麂。”孟孙大怒,将秦西巴“逐之”,过了3个月,又召回并以秦西巴为他儿子的傅。有人问他说,你过去责罚他,今又召回来做子傅,这是什么原因?孟孙说,他不忍麂,又能对我儿子有歹心吗?这是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爱憎的变化,也即是心理的变化,这是最难掌握的。所以在《说难》篇开头写道,在这里说的难,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难,是说被说者之难,不是说者说不清、被说者听不清的难,也不是说者不放胆讲以至问题没有被阐述清楚的难,而难就难在不容易知被说者的“心”。做臣子,要想辅佐君王建树卓越又能避免杀身之祸,就要善于揣摩君王的心理。

君王的心理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有两多:多疑和多变。

君王多疑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由他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君王周围危机四伏,不可信的人固然危险,可信的人更危险,这就叫作“人主之患在于信人”。

臣子之所以要奴颜婢膝取得君王的信任,是因为屈服君王的权势,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窥觇其君心”,以求私利得逞。一旦“人主怠傲处其上”,他就要“劫君弑主”。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子”,乘人主之子“以成其私”;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妻”,乘人主之妻“以成其私”。请看,妻子如此近,儿子如此亲,“犹不可信”,此外还有什么人能相信呢?

君臣关系和一般的人与人关系一样都是利害关系。当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有利,他们希望君王长寿;当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不利,他们希望君王早死,如同制车子的希望人们升官发财,做棺材的希望人们夭亡一样,儿子因为母亲失宠而丧失了继位权,则“冀其君之死者也”,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的君王,“则身死见疏贱,而子不疑不为后”,则“冀其君之死者也”。历史记载,君王正常死亡居半,另一半都是被奸臣利用继承权之争而杀害的。

韩非认为“人臣有五奸”:

一是滥用“财货”收买人心以取得声誉;

二是广为“赏赐”将君王身边的人拉拢过来;

三是潜心结党以扩大势力;

四是任意赦免罪犯表示有生杀予夺之威;

五是身穿华艳的服装,口发狂言怪论,受人财货评论是非,以“眩民耳目”。

这五奸,为“明君”所疑,为“圣主”所禁。但是,由于人臣玩弄了权术,而使“主不知”。这才是最危险最可怕之处。

所以,君王要小心提防并以君王的权术对人臣的权术。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周主丢失“玉簪”,命令“吏”寻找,过了三天还未找到下落,而周主自己另派人在“家人之屋间”找到。因此周主训斥吏说,你们找了三日“不得”,我令人找,“不移日而得之”,我知道你们不忠于职守,“于是吏皆耸惧,以为君神明也”。这个故事不一定真实(在历史上类似这样的事未尝没有),但说明了君王猜疑、提防臣子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

韩非列举君王对臣下的猜疑种种:与君王议论大臣,有离间的嫌疑;与君王谈论左右侍从,有炫耀自己权势的嫌疑;夸耀君王之所爱者,有找靠山的嫌疑;谈论君王之所恶者,有试探的嫌疑;说得直截了,有笨拙的嫌疑;说得细致周详了,有琐碎的嫌疑;陈述简略,有胆怯的嫌疑;畅所欲言,有傲慢不恭的嫌疑。嫌疑引起杀身的危险,杀身往往因嫌疑所致。所以,韩非又将这种嫌疑称之为“身危”。“身危”又有种种:无意中点破了君王内心的机密者,“身危”;察知君王借一种公开的行动以掩饰内心的另图者,“身危”;猜测到君王内心谋划,事泄遭疑者,“身危”;与君王情感不深而进言奏效或不奏效者,“身危”;借宣扬“礼义”,以抖出君王的毛病者,“身危”;谋略得当君王独占其功而知其谋者,“身危”;要君王做他不愿做的事,要君王停止他所示愿的事,“身危”。

时时处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嫌疑,每一嫌疑都会引起君王心理的变化,众多的嫌疑就决定了君王的心理复杂多变。一时晴一时雨,诡谲莫测,今天将你视为功臣,明日将你以仇人而处之;今天将你视为君子,明日将你以小人而弃之;今天将你视为正直可信者,明日将你视为虚伪奸诈者;今天对你以师事之而言听计从,明日对你恨之如仇下狱处死;今天爱之不愿你稍离左右,明日恶之,驱你于千里之外;今天信之,愿将江山托付于你,明日失宠,千里河山无你立足之地。与这样的君王最难对话,最难相处,动辄得咎,言辄得咎,时时处处使人有恐畏感,有危险感。故人云:“伴君如伴虎。”

君王既要利用臣子又不信任臣子,臣子既要依靠君王又畏恐君王,这种微妙的关系,就决定了君臣之间要玩弄权术了。法、势、术的术,主要是一种权术《韩非子·奸劫弑臣》载:“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这说明术不完全是权术。这种权术,有的用在内政上,有的用在外交上,更多的是用在君臣之间。君对臣用权术,臣对君也用权术。

臣子用术来对付君王喜怒无常复杂多变的心理。臣下向君王进言,如何既能自由驰骋自己的意思避免杀身之祸,又能进一步取得信任重用呢?韩非曾为此列了13条说君王之术。

第一,进言者应夸赞君王自己认为得意的事情,掩盖他认为羞耻的事情;

第二,君王急谋私利,进言者应将私利说成合乎公义,并纵容他大胆去干;

第三,君王有卑下的念头,想干而又有所顾忌,进言者就要故作姿态,抱怨他为什么不去干;

第四,君王想做实际做不到的事,进言者不要硬顶,而是揭示这件事的缺陷,称赞他不去做的明智;

第五,君王想要夸耀自己的才智,进言者就应为他自逞才智提供依据,而又要假装不知道;

第六,进言者要为人说情,既必须用好的名义加以阐明,又要暗示此事合君王私利;

第七,进言者要劝阻君王做危害社会的事,不仅要说明做此事定遭议论,而且还要暗示此事有害于君王本身;

第八,假如君王不喜欢露骨的赞誉,进言者就赞誉与君王思想行为相同的另一个人,借以达到间接赞誉的目的;

第九,假如有人跟君王有同样卑污的行为,进言者必须毫不含糊地加以掩饰,说他没有什么过失,借以达到间接为君王饰非的目的;

第十,假如有人跟君王一起遭受失败,进言者必须否认有什么失败,借以间接挽回君王的面子;

第十一,君王在夸耀自己的能力时,进言者不应劝他做办不到的事,以免让他露马脚;

第十二,君王自以为勇于决断,进言者就不要揭他在这方面的短处;

第十三,君王自以为谋略高明,进言者就不要扬出他在谋略方面的失措而使他困窘。

韩非这十三条说君之术,都是教人学会讲假话讲违心的话。除个别条是婉言规劝君王不要干不利于社会的事外,其他或者是为君者讳,或者纵容君王谋私。不敢揭露君王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尽是迎合和助长君王的虚荣、骄横、独尊、自私的意识。当时,韩非为法术之士献这些说君之术是为了实现“振世”的宏图,即使如此,这些手段也是卑劣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时是崇高的目的、卑劣的手段;而更多的是卑劣的目的、卑劣的手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专制主义制度下的君臣关系。连韩非都说,这是要求人臣以役仆的身份讲“宰虏”之语言,甚“污”,甚“耻”,只是不自以为“耻”而已。《韩非子·说难》载:“此非能仕之所耻也。”韩非倡导这种臣下对君王或君王对臣下的术,可以说完全是法家学说的糟粕,是专制主义制度派生出的污垢。一边是操有生死予夺之权的君王,一边是无生命财产保障的臣下;一边是至高至尊神圣不可侵犯,一边是在苟且偷生下求贵求富。这些君臣之间的极不平等的关系,迫使臣下向君王阿谀奉承、讨好,讲假话、讲违心的话,即使是真实的思想,也要通过假话、违心的话表现出来,因为臣下随时随地一言一行都怕触犯了喜怒无常的君王。

喜怒无常是专制主义君王的特有的性格;假话、违心的话是专制主义臣民的特有的语言;这种性格、语言都是特有的心理反应。总之,这种性格、语言、心理都是专制主义的产物。
来源:微信公众号“人文英华”(ID:renwenyh),本文选自谢天佑《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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