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整体同盟关系尚未破裂,但在同盟框架下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主要体现在经济付出与责任之争、安全依赖与自主之争、政治团结与分散之争、规则捍卫与破坏之争。四组矛盾折射美欧同盟内竞争新特征,包括双方维护西方主导经济秩序共识之上的利益争夺、军事同盟基础之上的新“同盟困境”、保持基本政治共识之上的内部政治干预以及大西洋两岸同向思潮之上的不同政策转换效率。美欧竞争与博弈的前景可能会朝三个方向演变。


一是中美博弈胶着升级,欧洲与双方构建议题式合作关系;

二是中美欧“三足鼎立”,互有合作与制衡;

三是美欧联手对华。


中国应未雨绸缪,做好对美及对欧工作,积极塑造对三方及世界更有利的中美欧战略关系。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关系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美欧关系在经贸、安全、政治共识和国际规则上的分歧与博弈日趋激烈,这种现象背后体现的是美欧关系中不仅有安全同盟性质,也具备大国博弈的属性,这使得美欧双边关系具有独特性。美国和欧洲作为全球的两个重要力量和西方政治板块的主要组成部分,研究其关系变化的状况、特点和走向对评估中国的对外战略环境及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拟重点分析美国和欧洲在同盟框架下竞争的主要领域和动向,剖析美欧双方作为盟友开展竞争和博弈的特征与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研判美欧关系以及中美欧关系走向的可能前景。


一、美欧竞争的主要动向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欧关系经历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虽然总体同盟关系尚未破裂,但在同盟这一大框架下的竞争博弈增多,主要体现在经贸、安全、规则和政治领域。

其一,经贸领域的利益之争愈发尖锐。自20世纪60年代西欧经济复苏以来,美国和欧洲在经济领域即出现利益分歧与竞争,随着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走上狭隘利己主义道路,美欧在经贸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在贸易领域,美国以单边关税寻求“平衡”,欧盟则寻求适当回击。特朗普公然宣称欧盟占美国便宜,是美国在贸易上的“敌人”(Foe)。2018年3月,美国对包括欧盟在内的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特殊关税,欧盟力争豁免无果,于2018年6月在美国正式征税后,对美国的摩托车、食品等产品反制措施。2019年4月,美国再次以波音公司因欧盟对空客非法补贴受到负面影响为由,对欧盟价值110亿美元的航空产品、纺织品和食品等商品加征关税,欧盟则迅速宣布准备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采取反制措施。2019年10月18日,美国正式宣布对价值75亿美元的欧盟民航客机及食品征收特别关税,欧盟亦采取对等措施。

在货币领域,美欧双方的矛盾自特朗普执政以来更为明显,欧盟在新形势下将推动欧元国际化作为维护经济利益的路径。2018年12月5日,欧盟委员会公布《欧元:迈向更强大的国际角色》计划,就在能源等大宗商品交易、国际投资等推进欧元国际化。欧盟不仅在这一问题上由“中立”转向“积极”,甚至提出进入石油交易等较敏感领域。欧盟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依仗美元地位进行“长臂管辖”的威胁不断上升,欧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将国际支付、结算渠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保障经济利益。2019年1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与英法德三国外长发布联合声明,宣称将继续推进旨在帮助欧盟及第三国与伊朗进行包括石油在内贸易结算的“特殊目的工具”建设,并将该机制暂时命名为“贸易结算支持机制”。

其二,安全依赖与战略自主矛盾突显。安全领域,在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优先”政策的前提下,欧洲对美国“安全依赖”与“战略自主”的矛盾日益加深,美欧以北约为核心的军事安全纽带遭受冲击。

从美国看,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从经济利益角度衡量北约的价值,将按时足额缴纳军费视为北约盟友必须承担的关键义务。美国是北约主要的资源提供方,按实际价值计算,当前美国的防务支出约占北约总体防务支出的67%,北约盟友在情报、监视、侦察、空中加油、弹道导弹防御、空中电子战等领域都极度依赖美国。2006年,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同意各国负担的北约军费至少应达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在2014年北约召开的威尔士峰会上,各国确定“2%目标”,限定十年内达成。预计在2019年,已有9个北约成员国达到这一目标。然而,特朗普数次向北约盟友催逼军费分担,甚至提出可以把此前2%的目标提升至4%。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集体防务”条款上一度采取模糊态度,其对俄罗斯的暧昧态度也让欧洲盟友提心吊胆。特朗普执政之初对俄缓和意愿强烈,欧洲盟友担心其以牺牲欧洲利益为代价与俄罗斯达成某种战略妥协。乌克兰危机后,欧洲尤其担心美国不够重视北约,在北约“集体防务”义务上的退让将放松对俄罗斯的军事震慑。特朗普在2017年5月出席北约峰会时未能明确表态支持北约集体防务的条款,引发欧洲强烈不满。特朗普在2019年12月的北约峰会上,再次将集体防务责任与军费挂钩,暗示欧洲盟友若“欠费”就将无法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

从欧洲看,尽管“战略独立”的冲动日益强烈,“战略觉醒”已是当下现实写照,但安全过度依赖美国的现实决定欧洲仍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摆脱“战略懈怠”,更难以完全在安全事务上拥有自主权。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欧盟在2017年启动了“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目前已有25个欧盟国家加入,寻求达成军事合作架构。然而,欧盟推进防务独立仍然面临重重阻碍,除了美国不希望欧洲盟友挣脱北约框架外,英国“脱欧”将削弱欧盟的整体军事实力,一些中东欧国家则认为“战略自主”只是法国“反美主义”的“阴谋”。法国总统马克龙抛出的北约“脑死亡论”遭到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批评,折射出他们对北约的矛盾心态。

其三,美国阻碍欧洲团结和力量整合。从历史上看,美国自建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时期与欧洲的国家关系以相互制衡和竞争为主。二战后,美国为抑制苏联在欧洲扩张,支持西欧国家一体化。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西欧国家经济实力的上升,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趋于复杂,即欧洲联合应支持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和冷战斗争。冷战后,美国出于西方收编苏联在中东欧的势力范围、稳定欧洲局势及巩固西方力量的考虑,对欧洲一体化总体支持。但美国对欧洲团结和联合的接受是有限度的,出于地缘政治和均势思维,希望欧洲的强大是“可控的”。事实上,美国曾不同程度地对欧洲“弱化分化”。小布什时期,时任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就德国、法国等欧盟大国反对伊拉克战争,抛出“新欧洲”与“老欧洲”论;奥巴马时期,美国商界、媒体、学界等共同炒作欧债危机的严重程度,鼓吹“欧元解体论”。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欧盟“分而治之”的态度前所未有。特朗普支持英国“脱欧”,乐见更多国家仿效英国。在经贸议题上,特朗普多次提出要与欧盟成员国单独商定贸易谈判,支持欧洲民粹主义。特朗普一度与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奇、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等民粹主义者惺惺相惜。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热衷在欧洲培育极右力量,在布鲁塞尔建立“运动基金会”,号称“民粹分子的达沃斯”,还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前试图联合“疑欧主义”的党派人士。

其四,“美国优先”下的单边主义与欧洲支持的多边主义激烈碰撞。特朗普执政后高调抛出“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给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带来巨大冲击。这一冲击集中体现在美国退出一系列的机制和条约,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将其总结为“退出主义”。在国际机制方面,2017年,美国政府以反对“针对以色列的偏见”“改革不到位”等为理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美国政府再次以反对“针对以色列”为理由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多边协议方面,特朗普在2017年6月以“美国吃亏”为理由,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在2018年5月,以协议不够完备、伊朗未遵守协议为理由,退出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20年4月,在全球各国努力应对新冠疫情之际,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停止资助世界卫生组织,成为美国“退出主义”的又一注脚。

与美国不同,以“规范性权力”见长的欧洲仍然高举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大旗,面对美国在战后自由主义秩序中的破坏性撤离,欧洲逐渐从被动忍耐转向主动塑造,在避免造成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出现结构性损害的基础上,通过坚持欧洲自身立场的方式与美国抗争。在《巴黎气候协定》问题上,欧盟继续团结各方力量与美国挑动的单边主义抗争,尤其加大了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希望中国能在全球对抗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发挥领导者的角色。2019年11月,中国和法国发布《中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北京倡议》,是在气候问题上采取强有力行动的标尺。与此同时,欧盟也未放弃争取美国回归多边框架,按照欧盟发言人的说法,《巴黎气候协定》的大门随时向美国打开。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欧盟一度态度坚决维护这一多边协议,以“极限克制”应对美国的“极限施压”。然而,随着苏莱曼尼遇袭事件及美伊关系的持续恶化,欧洲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与日俱增,欧洲的银行和企业由于担心失去美国市场对伊朗避而远之,贸易结算支持机制因而没有发挥出实际效用。由于对美国和欧洲的表现不满,伊朗逐步降低了对伊朗核协议的遵守程度,这一降低则进一步刺激美国做出反应,形成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二、盟友框架下美欧博弈的初步特征

二战以来,欧洲就是美国最为紧密的盟友,也是所有盟友中最为特殊的盟友,即欧洲是美国盟友体系中唯一的“大国”并具备全球性力量。在经济上,欧盟是世界一极,2018年,欧盟的GDP总量为18.75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2%,同时是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和投资体。在政治上,美欧携手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是国际多边政治舞台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军事上,欧洲虽仍需北约的“保护伞”,但英国和法国为核国家。2018年,欧盟军费总和达2809亿美元,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的6487亿美元。欧盟是国际体系中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重要行为体,对塑造国际秩序具有独特影响力,也代表西方阵营内不同于美国的声音。因此,美欧关系具备了大国博弈的基本条件,而且,由于二战以来美欧双方构建了特殊的盟友关系,因而这种博弈具有独特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领域,美国与欧洲的经济秩序观念以及利益分歧导致现实经贸冲突,但双方仍有维护西方主导经济秩序的共识。二战以后,欧洲大陆国家大多走上“莱茵模式”,即在强调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要保障基本竞争秩序与社会责任。而美国的经济模式亲大企业和大资本的倾向明显,崇尚“赢者通吃”“弱肉强食”的逻辑。因此,采用“莱茵模式”的欧洲注重各方面的规则和监管,在反垄断、产品标准、环境保护、政府补贴等领域构建秩序,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则体现为非关税壁垒、“共同农业政策”等措施。而美国则讲求维护巨头企业和华尔街资本的利益,对内维持既有优势,对外加紧以拓展新经济空间和利润来源,这在特朗普提议美欧建立“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的贸易协定中得到明显体现。

实际利益上,由于美欧有各自的经济诉求,且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角色有相似性,导致双方存在一定竞争。欧洲国家长期保持较高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是建立于欧盟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对高端产业及高精尖技术的掌握。美国亦将其在科技和高端产业的优势视作经济、军事等乃至霸权基石。因此,双方均有意掌控产业链制高点并展开竞争。波音与空客就政府补贴在世贸组织进行的诉讼攻讦自2004年持续至今,背后是对全球民航市场的竞争。而欧盟针对美国数字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及征收“数字税”,主要是保护自身市场,在防范美国企业“野蛮生长”,为本土数字服务企业提供创业环境,在全球数字服务业争取一席之地。

然而,美欧又属同一阵营,具有维护西方主导经济秩序的共识,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有着共同担忧,在经济治理改革中均倾向“守成”,谋求建立已具较高水平的劳工、环保、知识产权、国有企业以及“市场经济原则”等标准,为新型经济体的产业赶超设置门槛,为保持既有的优势地位争取空间与时间。因此,美欧在经济秩序的共同利益,缓解了双方博弈的烈度。

第二,在安全领域,美欧军事同盟体系决定了美欧关系的稳定性和等级性,限制了二者竞争的激烈程度。欧洲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程度,决定了欧洲外交的运筹空间,同时也决定了美欧同盟内部关系的模式。然而,欧洲面临的两难选择也容易刺激“战略自主”,形成双向同盟困境。尽管在军费问题上龃龉不断,但北约尚未破裂,美欧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依然牢固,从军费分摊以及军事资源看,军事同盟内部仍然是“美主欧从”的局面。由于欧洲在根本安全问题上依赖美国,即使美国在经贸问题上对欧洲发起“关税战”,欧洲也不愿更无法将双方的分歧向军事安全领域蔓延与升级,这为美欧竞争划定了明确的限制与底线,与中美经贸摩擦有着本质区别。

然而,自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以来,美国对欧洲的战略与安全投入相较以往不断缩减。美欧之间的战略安全关系日趋松散,对军事同盟本身产生冲击,双方陷入新的“同盟困境”。“同盟困境”在传统意义上的一层含义是盟友之间的“牵连”和“抛弃”的矛盾。盟国不断努力贴近盟友,以防自己遭到抛弃,但与此同时,又担心被盟友牵连进一场不想参与的冲突。减少被“抛弃”的风险,可能会增加被“牵连”的风险,反之亦然。

在新的时空背景下,美欧双方都存在这种安全“同盟困境”心态,但其内容和形式相比冷战期间的“牵连”和“抛弃”困境有所变化。从美国方面看,由于其国力相对衰落而不得不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将优质资源转向所谓的“印太”地区。同时,美国不愿在盟友关系中承担更多责任。在北约军费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以极其强硬的态度要求北约盟友必须提升军费分担,不再希望通过牺牲自身利益而维系盟友团结,不愿在经济上受到盟友“牵连”,而是更强调“公平”和“对等”。但是,特朗普政府在把全球形势总结为“大国竞争”,尤其是将俄罗斯和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之后,又希望欧洲不甘于现状,应当协助美国共同面对“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威胁”,担心欧洲在“大国竞争”中选择“抛弃”美国。

从欧洲方面看,一方面,军事同盟关系成为美国不断促使欧洲配合美国对“竞争第三方”发起行动的筹码,美国甚至以在部分领域“抛弃”欧洲为胁迫手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多次公开警告德国等欧洲国家,如果在华为问题上不与美国相向而行,美国将停止提供关键情报数据。为阻止欧洲和俄罗斯在“北溪2号”管道项目的合作,美国不惜向欧洲举起制裁大棒。另一方面,虽然美国认为盟友为安全保护应向美国让渡经济利益并为共同安全目标牺牲经济利益,欧洲却不愿被美国发起的“大国竞争”所“牵连”,不愿为军事同盟过度牺牲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如欧俄能源合作、中欧亚投行及5G合作等领域。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欧盟逐渐意识到大国竞争无可避免。以马克龙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正呼吁欧洲“战略自主”,这恰恰显示出欧洲正以争取外交安全相对独立的目标维护自身利益,而非以盲从美国的方式进行大国竞争与博弈。简言之,美国既不想对欧洲承担过多责任而被“牵连”,又希望欧洲能够成为美国的战略“帮手”而不被“抛弃”,而欧洲既不愿在安全上被美国“抛弃”,又不愿被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所“牵连”,从而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美欧步入了某种“双向同盟困境”。

第三,在政治领域,美国出于“权力平衡”的政治干预,影响了欧洲政治的稳定性,但双方仍保持基本的政治共识。美国对欧洲采取的分化措施,这实际上增加了欧洲政治的不稳定性。应该看到,美国对欧洲的分化政策已经超越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主权边界,成为赤裸裸的“干涉内政”。比如,特朗普建议英国“脱欧”,公然支持“脱欧派””,以及美国驻德大使格雷内尔支持欧洲极右政党,均超出了国外政治人物对他国内部事务的界限。而班农等人甚至干预欧洲议会选举。而美国国内对“通俄门”“通乌门”等调查不休,2017年许多欧洲国家也提出“警惕俄罗斯利用网络等干预选举”,说明他国对别国政治介入的严重性和敏感性。美国对欧洲政治的干预更多是出于大国权力的平衡与抑制的考虑,显示了特朗普及其美国部分官员涉欧言论的背后,反映了美国对欧洲“分而治之”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然而,美欧政治分歧仍有一定的限度,即不会超出代议制民主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维护这一框架既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共识,也是西方国家占据世界道义制高点,及其所谓“制度优势”乃至“文明优势”的根基。在美欧之间的具体利益乃至冲突的背后,表面仍不断强调“价值观同盟”“民主自由”共识等。在现实领域,在美欧之间领导人的会晤中,仍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共识作为双边关系的“装饰品”,在对非西方国家局势的表态中,美欧也同样以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行干涉内政及削弱非西方力量之实。

第四,在规则领域,美欧的路线和主义之争,折射出大西洋两岸思潮同向却不同步的特征。一方面,美欧共同出现的民粹主义、本土主义甚至排外主义思潮,对双方的国际治理和国际机制的思想基础均造成削弱。特朗普执政后所提出的“美国优先”在实质上折射出“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思潮,其特点是更加重视本国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安全,并将经济损失归咎于全球化或者移民所带来的冲击,要求美国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再承担自认为不必要的国际责任。当前,美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并非纯粹的新鲜事物,与历史上的杰克逊主义有诸多相同之处。特朗普政府重视保护美国本土群体免受外部威胁,而非呵护与美国本土安全和利益似乎没有关系的欧洲大陆。

欧洲正经历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疑欧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多重冲击。近年来,欧洲面临的多个危机使民众把所处的窘境归咎于难以阻挡的“过度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这一情况下,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催生了针对政治阶层的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以及本土主义,新老代际差异又放大了进步主义文化与传统理念文化的冲突,一些民粹政党和政客借势而上,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从整个国际体系看,由于权力从西方世界转向非西方世界的趋势不可阻挡,西方世界愈发感受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代表”西方站起来的声音会更为敏感,如特朗普政府高调抛出的“美国优先”以及英国政府提出的脱欧方案。

另一方面,美欧政治体制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传导机制差异,成为美欧在全球治理、国际规则上步调不一的重要原因。2020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中提及“西方缺失”(Westlessness),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西方世界内部对“西方”的认识出现错位,而出现这种错位的原因在于大西洋两岸思潮的不同步。随着特朗普执政,美国国内的“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迅速转变为“美国优先”的国家政策,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事务上的“退出主义”拥有强大的国内基础。同时,美国政府在官僚层面也逐步“民族主义化”,在几轮人事变动后,政府内部如前国务卿蒂勒森、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等建制派和“全球主义派”官员被普遍替换。美国在不愿支撑国际体系和其盟友体系的共同利益,追寻本国利益的时候表现出“损人利己”的一面,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明显迎合国内政治的极化倾向。

近年来,欧盟虽然同样面临民粹主义高涨的挑战,但在最终的政策体现上与美国有着三个较为明显的区别。一是欧盟机构以及欧洲主要大国的决策仍把握在建制派手中,如马克龙执政后,法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逐渐上升,欧盟委员会在换届后也继续维持着有原则的多边主义。二是欧洲内部的民粹主义思潮并不一致,各有所求,很难在欧盟层面上升为统一诉求。在西欧和北欧,极右民粹政党大行其道,迎合了民众对经济和价值理念的双重不安全感,如强调移民是恐怖主义、岗位流失、国家价值观受损等社会问题的根源。在南欧,经济议题则更为突出,经济危机尤其强化了这一点,极左民粹政党更注重主张以简单的政策解决财政紧缩和就业等欧债危机衍生的经济问题。相比之下,特朗普当选代表了美国多数传统共和党选民的民意,其思想主张更容易转化为国家意志。三是欧洲范围内各国的民粹主义对外主要体现在“反欧盟”的理念主张,并没有全面上升至如美国政府一般的“反全球化”政策。欧洲新一轮民粹主义复兴与“反欧盟”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尽管在欧洲民粹政党和“反欧盟”之间不能画等号,但一些老牌民粹政党如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联盟”明显增强了“反欧盟”主张,而一些新兴民粹政党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则直接把“反欧盟”作为主要的政治议程。究其根本,欧洲一体化共识遭到侵蚀以及反精英意识的觉醒成为连接欧洲民粹主义和“反欧盟”之间的桥梁。只不过,欧洲的民粹力量尚未推动政策主张转向“反全球化”,如英国政府希望脱离欧盟而非对抗全球化。

三、美欧关系的可能前景及对中国的影响

美欧同盟关系短期内不会彻底破裂,但从长期看,或将向以下三个方向演进,对中美欧关系造成不同性质和程度的影响。

前景一:欧盟在中美之间游走,与美国建构“议题式合作”。当前,随着美欧之间的理念和利益分歧日益明显,双方捍卫自身利益的意愿也不断增强,美欧关系的性质在“依附式盟友”与“利益博弈对手”的两种角色之间将不断再平衡。跨大西洋关系有可能继续沿着当前趋势发展,美欧将面临同盟退化的风险,从之前的安全、经济、价值、国际秩序“四位一体”的同盟关系退化到以安全为主要支撑的同盟关系,双方的合作模式或将从盟友式全面合作转向议题式有选择性的合作。但欧洲也不可能在中美之间彻底转向中国。2019年3月,在欧盟发布的《欧盟与中国——战略前瞻》文件中,既提出中国在某些领域是“合作伙伴”“协调伙伴”,但在经济上是“竞争者”以及治理模式上的“制度性对手”,反映了欧盟对中国“具体问题具体办法”的倾向。

欧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国博弈的新态势,希望以独立自主的姿态与大国合作或博弈,而非与某一方彻底绑定。近年来,欧洲“战略自主”和“欧洲主权”呼声愈发强烈背后,体现了对运筹大国关系自主性的诉求和与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欧洲希望避免成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被动接受者,摆脱对美国绝对依赖,与主要大国平起平坐。近期,欧洲重要政治家均不断强调欧洲自主的同时,试图与大国间构建“议题式合作”。2019年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本届欧委会要成为“地缘政治委员会”。在大国关系上,冯德莱恩提出,以“大胆的行动”重新定义欧盟与“更自信的中国”的关系,构建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因此,如果未来中美之间的博弈仍然是“斗而不破”,给欧洲留出足够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在维系美欧安全同盟同时,更理智的选择将是在中美之间根据利益和议题寻求合作。

前景二:欧洲力量日益壮大,美欧关系更加均衡对等,中美欧“三足鼎立”,三方互有牵制与合作。与第一种情况最为不同的是,欧洲力量壮大,中美实现体制性共存,意识形态斗争偃旗息鼓。在这一前景中,重要变量之一是欧盟力量的发展不可小觑,虽无法达到与中美平起平坐的地步,但不再是被动在二者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坚持自己的政策立场与主张,成为足以制衡中美两国的第三方力量。随着欧洲不断强大,美欧盟友关系继续松散,在一些议题上背道而驰。美国若持续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后撤,中欧将能够在一些双方一致的议题上真正发挥规制美国的作用,三者形成互相制衡之势。

在经济层面,美国和欧盟在经济领域政策的内倾性、自立性和保护性均在不断抬头,以规则塑造、单边关税、制裁大棒等方式保护自身科技和产业优势及市场,政策大方向从开放转向保护。同时,中美欧三方的经济模式和理念以及产品与服务的监管规则存在较大差异,当前的相互经济联系依赖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纽带以及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多边经济机制。随着世贸组织因上诉法庭停摆而陷于实质失灵,加之美欧在航空产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摩擦使双方贸易冲突加剧,同时中国正与美欧在科技合作、相互投资等领域联系日益弱化,而随着中国制造业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中美欧三方产品和服务的相互替代性和竞争性逐步增强。鉴于中美欧均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人口和市场,加之美国若继续其单边关税和科技“脱钩”等措施,可能将使三方的经济联系不断衰弱甚至出现全面“脱钩”,形成三方自成一极,并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

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美欧均具备核能力,中国和欧盟均无以武装冲突或代理人战争参与大国竞争的意愿和能力,且欧洲亦将尽力维持军事同盟作为美欧关系“保险绳”,因此,三方在军事安全领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低。欧盟虽不会彻底放弃北约,但如果欧盟军事一体化建设足以应对恐怖主义、难民、网络攻击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俄罗斯通过政治和安全对话建立欧亚大陆的安全互信,或使美国以“安全牌”力量大幅减弱,令欧洲增加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立场的底气。

前景三:美欧相对衰落,中国不断崛起,美欧联手对华。美国无法接受中国崛起,意图联合欧洲等盟友打压中国发展的势头,而欧洲在实力上的下滑进一步削弱其追求独立于美国的战略意志。当前,一些美欧学者已经开始讨论所谓共同应对中国“威胁”以“激活”跨大西洋关系的可能性,提出美欧应共同针对中国制定新的战略,既能将中国纳入全球体系,又能加强跨大西洋同盟的团结。在这一前景下,一方面,美国为阻挡中国的发展趋势必须加紧团结盟友力量,而欧洲为紧紧拉住美国不得不服从于配合大国竞争的要求。另一方面,欧洲的衰弱导致其对外部安全威胁的评估趋于保守,外部压力造成其必须与美国在军事安全上牢牢绑定,重新振兴西方军事安全同盟“生命线”的需求再次上升,联手对华成为美欧凝聚西方力量的最大抓手。

在这一前景下,美欧联手应对中国的议题将不断增加。首先,在传统的价值观议题上,美欧联动将更为频密。如集中插手干预中国香港、新疆、西藏等议题,甚至不排除联手出台对华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在立法层面,美欧也已出现互动,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都已通过所谓“涉疆决议”。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领馆也在香港问题上共同发力,与一些反中乱港分子的头目会晤,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其次,在中国周边安全问题上,美欧可能加大协调和合作力度。英国和法国可能继续挑头积极呼应美国的立场和行动,法国已提出倡议建立法国、印度、澳大利亚同盟,希望成为印太地区新轴心的核心,英国和法国也已多次表态要向中国南海地区派遣舰只巡航。美欧未来或进一步在多边、外交或者经济制裁等层面配合,通过“多边施压”“成本强加”“舆论抹黑”等方式制衡中国。如加强北约与美国亚太地区盟友的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问题上协调战略立场;美国联手欧洲对涉及南海岛礁建设的中国公司实施经济制裁等。最后,美欧还可能在世贸组织改革上加大针对中国的力度。2017年以来,美日欧三边已多次会晤磋商世贸组织改革,协商应对中国所谓的“不公平”行为,包括所谓贸易扭曲、产业补贴、国企问题、技术转让等,提出对透明性和发展中国家定位的改革,直指中国的产业政策及施压中国开放市场。美欧先拉“小圈子”,再让其他国家被动加入,实际上是想逼迫中国“二次入世”,为中国重新制定多边贸易体系规则。

四、结  语

从当前中美欧实力对比看,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竞争面有所上升;中欧关系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共识大于分歧,合作大于竞争;美欧仍将长期保持美主欧从、稳中有变的同盟关系。在三组关系里,中美关系仍然是中美欧三角关系中最重要的变量,是牵引中美欧三方关系的主轴。对于中美关系,中国首先需要保持底线思维和危机意识,如果中美关系走向美国一些人士所鼓吹的“脱钩”趋势和对抗以致形成“新冷战”状态,美国很可能将所谓“全政府”对华政策升级为“全世界”对华战略,即打造针对中国的国际同盟。倘若中美关系恶化,那么欧盟在尚未实现战略自主的情况下,其作为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恐怕将别无选择而坚定地倒向美国阵营。

中美战略博弈将是长期的,中国应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博弈意识和风险控制能力,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灵活创造对中国有利的局面。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美国的战略防范和压制只会增多不会减少。然而,中国也不应把与美国的战略竞争视为必然引发冲突的前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战略上应该对盟友框架下的美欧竞争与合作保持清醒的认识,尽力维持欧洲在中美之间游走并在部分议题上站在中国一方的现状。中国必须认识到,欧洲对华的战略疑虑与美国较为不同,欧洲更多是从经济和规则层面出发考虑对华交往,尚未把中国视为战略挑战;而美国则从护持霸权的角度出发,已经改变过去的对华认知,在战略层面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挑战者,对华政策正滑向遏制的大方向。因此,中国必须在对美和对欧外交工作上加以区分,不能以应对“大西方”为名将美国和欧洲一概而论。同时,中国仍需警惕和防范美欧联手对华的极端场景出现,在拉住和稳住欧洲的同时,也不宜对欧洲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

作者简介:

孙成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一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2020年第2期《当代美国评论》,现代院公众号推出此文无注释版并略做删减,文章内容及文字均以正式出版期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