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合众声”(ID:Hmedia),本文原刊发于《北京青年报》,原题为《1879年从英国回到长沙的郭嵩焘》

  在回国的船上,郭嵩焘就碰到过荷兰人,应日本人邀请去修水利、修海堤。当时郭嵩焘就感慨:“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玩视邻封之日致富强,供其讪笑,吾所不敢知也。”说中国人睡在一堆柴草上,自认安全,看到日本致富不屑一顾,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郭嵩焘

  “切记今时天下利弊,无过于洋务”

  近代以来璀璨的湖湘人物群体里,郭嵩焘是一颗相对黯淡的星辰。

  郭嵩焘(1818-1891),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19岁中举,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咸丰二年(1852)办团练,入曾国藩幕。后历任翰林院编修、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广东巡抚。1876年派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驻法公使。是湘系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力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允许商民自办企业,传播西方文明,遭守旧派攻击,1879年辞职回湘。从同治到光绪年间郭嵩焘曾经三度在长沙从事教育活动。与三次教育活动相对应的学校分别为城南书院、湘水校经堂和思贤讲舍。

  我对郭嵩焘的认识、判断,是基于近代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现实——1840年之后的中国,不再是原来的中国。我们发现我们不是世界的全部或者中心,只是居于世界某一方位的一个国度,只是世界所有文明的一种而已。这样一种世界观的改变,使得当时的中国——我们称之为的“清朝”,国家命题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郭嵩焘尝言:“切记今时天下利弊,无过于洋务。”曾国荃也说过类似的一句话:“处今日而言治,是舍洋务无可讲者。”1840年之后,中国不能不进入世界版图。洋务,也就是处理国际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国务。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是会出问题的。

  郭嵩焘出使英法之前,给沈葆桢写了一封信。沈葆桢也被称为“洋务先驱”之一,郭嵩焘跟沈葆桢关系也很好。郭嵩焘对西方、对洋务的认知跟时人区别有点大,于是愈发内心孤独、需要向别人倾诉,尤其遇到自己人生挫折的时候。沈葆桢是对郭嵩焘极端性格容纳度比较高的一个人,所以郭嵩焘经常给沈葆桢写信。他在赴英之前给沈葆桢的信里说:“嵩焘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衰年颠沛,乃至此极……”他感叹自己都60多岁了,还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郭嵩焘认为在那个时代,跟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想省都省不了,一定得去做,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国家才能够安安稳稳。

  在中国已经不能自外于世界这样一个前提下,郭嵩焘所从事、思考的事情,是中国当时甚至时至今日都最重要的一件事——与世界的关系。在这方面,如果没有观念的突破,不可能求得国泰民安。没有观念的突破,迎面而来的将是一步比一步更难的处境。

  所以,坊间有说法认为“郭嵩焘的见识远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就是基于这一点——即并非基于打仗的见识、做人的见识,或者处理内部官员之间关系的那种见识,而是基于在世界化、国际化的过程当中,郭嵩焘对当时世界的那种识见——理解、深入其中,以自己全部的热情和智慧去面对变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把郭嵩焘称之为“先知”,称为“那个时代最具有高度的一个人”。

  “日本必为中国大患,今之逞志琉球,其嚆矢也”

  1879年,也就是光绪五年,郭嵩焘从英国回长沙。他是1879年三月初五抵达上海,从英国远洋归来。

  回来之前,他还跑到阿尔卑斯山,意大利、瑞士跑了一趟。这一行对他来说,真的增长了很多见识,并且提供了他做人做事的方式——别人望风而遁的苦差事,他就愿意这样执著去做。

  郭嵩焘回长沙,不仅没有受到欢迎,还受到乡绅和市民普遍的抵制。有人给他弟弟写信,说你不要让他回来了。郭嵩焘坐的那种机器船,在当时中国人看来是不能接受的。长沙人认为长沙不是开放口岸,坐这种洋船,就不能进长沙。我们现在讲长沙人“敢为人先”,长沙是网红城市,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在1900年之前,长沙被称为“铁门之城”。洋人说中国有两个地方去不了,其中一个就是湖南长沙。

  回湘路上,郭嵩焘刚到武汉,就听说有两个传教士要来长沙,结果一路被湖南人丢石头。基层的官员想保护这两个洋人,带着那俩洋人跑,石头也照着他们身上一起丢,洋人就是进不了长沙城。这个事情让郭嵩焘心里多少带了阴影,有些局促和不安。

  早前他抵达上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变——日本宣布把琉球改为郡县。四年之前,郭嵩焘被朝廷叫回北京,任命他为福建按察使。他去工作了三个月,就是处理台湾问题。那时日本人借口台湾伤害了琉球人,要进攻台湾。这一外交事件,让他觉得事情蹊跷,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回日本宣布废琉球,他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原来当年日本人是以台湾为借口生事,借以表明琉球是日本的地方。四年之后,日本终于把琉球废掉,作为日本的郡县对待,终于图穷匕现。

  郭嵩焘非常着急。他在英国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日本人对西方学习的那种姿态,远远超过中国人。他们整个留学的群体,派的是国家的精英,与中国派些不入流的人去不一样,队伍也更大一些。在回国的船上,郭嵩焘就碰到过荷兰人,应日本人邀请去修水利、修海堤。当时郭嵩焘就感慨:“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玩视邻封之日致富强,供其讪笑,吾所不敢知也。”说中国人睡在一堆柴草上,自认安全,看到日本致富不屑一顾,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郭嵩焘说坏了,会出事。“日本必为中国大患,其关键尤在高丽,今之逞志琉球,其嚆矢也。”在他看来,日本把琉球废掉作为郡县,这是他们东亚战略的开端,这个事情远没有完。“今之论者,皆谓西洋难与为敌,日本易与耳。吾观其君臣之相为警惕,而知其政教之行为有本也。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面对这个事变,士大夫们还认为日本人不值一提。在郭嵩焘看来,我们离吃亏之日不远了。

  这件事情距离甲午战争不到20年。在对日本的判断上面,确实日后证明他是先知。不止一次,他反复跟朝廷上书谈这个事情,强调不要以为日本好惹,真正能够学西方的就是它。日本对琉球的废止,仅仅是日本脱亚入欧的开始。郭嵩焘在其当年二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且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

  “惟公负独醒之累”

  1879年,郭嵩焘从英国回到长沙,很快就收到严复的来信。

  严复在英国时被郭嵩焘认同,几乎毫无保留。第一次见面,郭嵩焘就认同这个人,而且与之亲密的程度超出一般。郭嵩焘是封疆大吏、省部级官员,进士出身。而严复是一小留学生。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往往并非那种家庭很体面、能够参加科举考试很顺的人,而是走投无路的人。地位差别如此之大,年龄也相差35岁之多,突然之间,见面谈几句话,之后就能够互相吸引。我觉得是特别奇怪的一种缘分。

  1891年,郭嵩焘去世,严复写了副挽联,言“惟公负独醒之累”。我觉得“独醒之累”——至少还有一个人醒,比别人更醒一些、更明白一些——并非夸张之词。以严复当时的经历、履历,他跟很多人打交道,包括曾纪泽、李鸿章等等。严复对当时整个晚清官员群体的判断,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说郭嵩焘“负独醒之累”,严复的这一评价,多少带有“天地悠悠独怆然”的情绪。

  郭嵩焘回到长沙之后,不断收到严复的信,信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吐槽”曾纪泽。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在当时的中国,最懂洋务的两个人,都是湖南人,一个是郭嵩焘——郭侍郎,另一个是曾纪泽——曾侍郎。但是通过对郭嵩焘书信文字的阅读,通过郭嵩焘对曾纪泽的观感,可以发现这两个人尽管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最好的外交家,但是区别还是很大的。

  曾有中国学者撰文指出,曾纪泽欠缺对异域文化饱满的热情,亦没有郭嵩焘、严复等人拥抱之的能力。而原因,或是出于性情的冷淡,或是出于认识上的障碍。

  曾纪泽在日记中言及西方工业化,“中国上古殆亦有无数机器,财货渐绌则人多偷惰而机器失传。财货越来越少,越来越贫困,机器慢慢就没有了”“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国,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就这样一种认知,郭嵩焘能接受吗?曾纪泽认为我们的现在就是西方的未来,那还学什么呢?

  这让郭嵩焘难免对曾纪泽有些嫌弃——你比我年轻,应该有更多更充分的对西方的认知,和更好的一种姿态,为什么那样冷淡?尤其令他不解的是,曾纪泽自己去过法国,见识过法国军队的力量,为什么还主张中法开战?结论很简单,曾纪泽迫于舆情——大家都主战,都说要收拾法国人,他也就跟着说“收拾”。跟大家一起说话,就不用负责任。

  也就是说,即便曾纪泽这样优秀的外交家,在当时也并没有达到足够“醒”的程度。这不免令郭嵩焘与严复均感有所失望,也更加彰显“独醒之累”的栖惶。

  “又陵才分,吾甚爱之”

  这年11月,郭嵩焘又收到了严复的来信,说劼刚(曾纪泽)“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郭嵩焘回信说“亦殊切中”。当然这都是私人信函、私人空间里的看法。在公共的社会活动里面,他们是非常体面的,也互相尊重。郭嵩焘当然也知道,像曾纪泽这种,对洋务的掌握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凤毛麟角,只是求完美,希望他更好一些。

  而曾纪泽接任郭嵩焘之后,也很快把自己对严复的观感写出来。他在日记里说,“宗光(也就是严复)有材”,材质还是不错的;“论事有时”,好学,讲事情也还有点认知。然而郭筠丈(也就是郭嵩焘)“褒奖太过,颇长其狂骄矜张之气”。意思是郭筠丈老人家把严复捧得太高,让这小子狂傲得很。曾纪泽甚至说严复中国文字还没有通就怎么怎么的,说了一大通。这是1879年4月份的事情,郭嵩焘刚刚回到长沙。

  就在这一年,郭嵩焘对曾纪泽评价严复作了回应——“于西学已有窥寻,文笔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无甚可意者。劼刚(曾纪泽)乃谓其文理尚未昭晰,而谓其狂态由鄙人过为奖誉成之。岂知其早下视李丹崖一辈人,非鄙人之所导扬之也。”郭嵩焘说,严复因为对西学的了解,当然有理由看不起跟在我身边办洋务的那群人。

  郭嵩焘曾说“又陵才分,吾甚爱之”,意思是严复的才华我是喜欢的,但是他“气性太涉狂易”,性格还是过于率真,没有现实感,太理想主义。“念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负气太盛的年轻人,往往在社会上做不成大事。这是他替严复有点着急。但即便如此,他也认同严复。基于当时中国的一种现实,郭嵩焘认为凭严复这种知识积累,将来必定是中国办洋务办外交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将来国之干城。

  “自古世道之乱,原本人心风俗,而其患皆起于士大夫”

  郭嵩焘回到长沙,对湖南这个地方有什么新观感?

  在古代中国社会,士绅是很重要的阶层。一个地方的好坏、公序良俗,都是通过士绅阶层的行为言行带出来的。所以郭嵩焘当然会关注自己的乡邦,对于湖南长沙的民情、社情,非常关注。

  整体上,郭嵩焘对于长沙没有好的观感。“出使三年,湖湘戾气未解而浮嚣更甚,省运凋零”。郭嵩焘很为湖南人之嚣、之滑、之无理取闹而恼火;很为地方吏治日敝、纲纪日驰、人心不古而悲哀,“讹言之兴,乱亡之征也”;更为地方大员的粉饰、骄蹇、苟且而无奈愤激, 认为他们“以顽民能狂逞者,目之为气节”。

  郭嵩焘说:“恐吾楚乱亡之机,动而不可止也。”就是说湖南这个地方动乱的可能,令郭嵩焘觉得很危险。原因是这个地方民情之枭——往好了说是勇敢、厉害、强悍,往坏了说就是霸蛮、不讲道理,这样一种性情,更加上一方水土养护人的条件不是很好——不算是特别富庶的地方,经济条件很差,流民很多,强盗不少。

  但是郭嵩焘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这种危险最关要处,还不在老百姓。“吴楚人心之弊,实在士大夫,百姓之可怜之多矣”,他认为老百姓其实是可怜的,社会风气之所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原因更在于官员和士大夫,包括郭嵩焘自己。

  这个书里有一小节叫做“吾辈自救”。我发现古代读书人、士大夫的日记里,很少有人像郭嵩焘这么敏于自责的。他认为他和他代表的那一群人——官员、全体士大夫精英阶层,是中国社会出现当时那种局面的终极原因。郭嵩焘反复说过不止一次,“自古世道之乱,原本人心风俗,而其患皆起于士大夫”,往往是“君骄臣谄”,然后才会“俗敝民顽”——老百姓之所以不讲道理,是因为上层不讲道理。

  郭嵩焘一直认为,“风气之嚣陵,人心之浇薄,其原皆在士大夫,则亦吾辈之咎也”。郭嵩焘的自我认识,尤其是对自己阶层的认识,是我乐意看到的。郭嵩焘认为湖南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中国的“乱源”。

  “君子在官则忧朝廷,居乡则忧学校”

  郭嵩焘晚年在长沙,除了操心、发牢骚、吐槽,还做了些什么?当然是不停跟朝廷上书,不停地给左宗棠写信,关心国家的事情,操心中华跟世界等等的事情。别人说你不要太恼火了,他说这个不可不谈,因为我自己也在这里面。

  按照郭嵩焘的看法,一个社会,其实去解释它、把握它,不是特别难。因为一个社会最终归结到的一点是人心风俗。一个社会的好坏,就是人心风俗的好坏。而这种人心风俗跟官吏层——士大夫阶层有关。那么士大夫这种风气又从何而来?这种教养又从哪里来的?从学校从学术里面来。如果学术不端、教育失败,官员、士大夫这些人就会坏。士大夫一坏,整个社会风俗也会一塌糊涂,就好不起来。这是他的逻辑链条。

  基于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他回到长沙,至少做了三件看得见的事情:

  在长沙成立了一个禁烟公社。关于禁烟,郭嵩焘的看法是,不要用严刑峻法来禁烟。不要用那种太强硬的东西,而是要培养一个人的羞耻心。一旦有了羞耻心,人会觉悟到吸食鸦片对自己的害处。当然这个首先要针对官员、考秀才考举人那些人、士大夫阶层,当他们有羞耻感了,禁烟这个事情就可以做了。

  当时也有另外一个声音,不支持禁烟。郭嵩焘在日记里写到,长沙小小一地就有400家烟馆,取缔这些烟馆吧,时人包括王闿运他们认为行不通——400个烟馆,一个烟馆里至少有3到5个人在做工,400家烟馆就有几千人就业,会产生很大的财政收入、税收。把烟馆取缔了,老百姓不就断了活路了吗?郭嵩焘说:“混账,怎么这样说话!”这明明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为了财政收入和老百姓的生意就不取缔?这是逻辑颠倒、本末倒置。

  所以郭嵩焘成立了禁烟公社,把长沙能够拉到身边的有影响力的士大夫都组织起来。他还于曾文正祠旁建置了一个思贤讲舍,“选子弟纯谨好学者二十人,与之讲论读书经世之方,稍存学校规模。君子在官则忧朝廷,居乡则忧学校,或以挽回人心风俗之万一,嵩焘亦籍以读书求益,消壮心,遣余年。”思贤讲舍和禁烟公社每年至少要搞4次活动,以屈原、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的生日和忌日为标杆。

  “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

  除此之外,他还改校经堂为学术和教育机构。他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基于改变教育和学术,最终目标是改变人心风俗。他知道这个事情很难,对此,他有一个三百年的预期——认为未来中国要走出困境,需要三百年。他说“泰西勤求武事,万难及其百一。然有贤者起,竭三十年之力为之,亦可望有成效;制造之精,竭五十年之力为之,亦庶几什一望见其涯略”,意思是硬件制造,比如做轮船、做商贸,有三五十年,有贤者担当,大体可有成效。但这仅仅是开始,是起点。“学校之起,必百年而后有成”,要想把教育弄好,至少一百年。“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然后总的加起来,三百年,一点也不多。

  郭嵩焘在办校经堂的时候,让严复提供西方教育体系里面的课程,盼到望眼欲穿。当时他已经被社会上批评得很厉害,都说这个校经堂不教八股文,就教算数、天文这种东西。最后,他看到严复提供给他的西方教育大纲,觉得没办法学,只能有限地去改变一点。

  所以最终,砺志、政府、人心、学校、风俗这个逻辑链条里面,郭嵩焘最根本抓的是学校。学校不行,教育不行;学术不抓,国家好不了,这是他认为最需要着手的地方。

  郭嵩焘基本上把自己的演讲内容都写到他的日记里面。那是今天读了仍会觉得特别现代的表达,那些理念特别符合现代人的这种教养。很难想象100多年前那样一个时代,一个老人向年轻人发表的讲话中,会有特别现代人的观念,令我屡屡有把每一篇演讲都抄出来的冲动。

  郭嵩焘曾在日记里抄录过马建忠(一个比他小一辈的人)的一句话—— “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什么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自立的资格和权利,才会有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社会上都没有立足之地,没有自己站起来的方位,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利,这个人是不可能有自爱的。

  我觉得这是特别现代的价值观。郭嵩焘极富对于新文化、新价值的敏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郭嵩焘在近代以来对中国起决定性影响的湖南精英群里面,尤其难能可贵。所以我乐意把他看成类似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一个高度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们湖南文化的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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