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35岁的乡镇干部,在基层干了十二年,副科一直没解决。他不是没想过调回县城,但不少地方在县级事业单位选调中规定,科级以下公务员调回不保留原身份,需转为事业人员,待遇会明显下降。他犹豫了。另一位干了多年的乡镇干部,两年前主动从副科退回普通干部,只为回城陪孩子。触动他的是一句话,某天提早回家,孩子抬头看见他,随口问:“今天不用上班吗?”他才意识到,不是孩子习惯了独立,是习惯了爸爸不在家。还有一位30岁的女干部,借调到县委办干了一年,最后还是独自开车回了乡镇。不是不想留,是留不下。三个人,三条路,指向同一个方向:想调走。而想调走的原因,远不止一个“累”字。

外人看乡镇干部想走,容易觉得是怕吃苦、不想奉献。可在基层待过的人知道,累只是最表面的一层。真正让人想走的,是留下后的日子一眼望到头。不是不想干,是干得再好,前面也没路。

一个中等乡镇,正科就两三个,副科七八个,剩下二十多人全是科员。从科员到副科,按制度规定最低三年,但实际操作中平均要等八年以上。就算提了副科,很可能平级调到另一个镇,工资不变,活更重。四十多岁还是副科,看着县里同龄人当了局长副局长,心里什么滋味?丹阳市一份基层减负调研报告显示,50%的受访者认为乡镇干部最大的苦恼就是“上不去”。年轻时可以靠情怀撑,到了三十五岁、四十岁,当“干得再好也就这样”成为身边人的共识,调走就成了最理性的选择。这不是个人不努力,是基层晋升通道太窄,职数就那么多,排队的人一大串,努力和回报长期对不上。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越是被工作需要的人,越难抽身,越容易被困住。

如果说前途是远虑,家庭就是近忧,而且更疼。乡镇干部平时住镇上,每周回一两次,赶上防火防汛迎检,两三周回不去。新华社记者走访全国十余个乡镇发现,乡镇干部“每天平均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数月不回家是常事”。孩子家长会没去过,成绩下滑管不了。父母六七十岁,慢性病找上门。有调研指出,帮扶干部长时间异地工作,会产生“家人缺乏照顾、类单亲家庭、家庭关系紧张等问题”。一位分管副镇长父亲脑梗,他正在村里处理纠纷,赶到医院已经三小时后,医生说再晚半小时就错过溶栓窗口。从那以后,他看见父亲电话就心惊肉跳。调回县城,不是逃避,是自救。哪怕降一级,至少能接送孩子,能陪父母看病,能活得像个人。那位乡镇干部孩子那句“今天不用上班吗”,听着轻,其实很重。孩子不是习惯了独立,是习惯了爸爸不在家。对许多基层干部来说,家庭不是拖累,而是他们最终选择回城的核心原因。

而这一切,还得加上一笔经济账。乡镇补贴每月几百块,听起来是补贴,但对照每天十到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时长,摊下来低得可怜。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乡镇干部加班是常态,但“多位乡镇干部说从来没拿过加班费”。半月谈记者调研也印证了这一点:基层干部长期普遍存在无偿加班,加班费“不好提”,补休也补不了。年轻科员到手四千多,房贷一扣,剩下一千多管吃管行管通讯。不敢聚餐,不敢谈恋爱,更不敢想二胎、养老。这不是简单的收入低,而是付出与回报的倒挂。经济压力叠加家庭亏欠,想调走就成了最理性的选择。情怀可以支撑一时,但支撑不了一辈子。当一个人连基本生活都紧巴巴,又长期缺席家庭,任何“扎根基层”的号召都会显得苍白。

可问题在于,回城也不是想回就能回。那位35岁干部的犹豫在于,走意味着身份和待遇双降;留,意味着继续在看不到前途的岗位上消耗。那位30岁的女干部,借调到县委办干了一年,最后还是独自开车回了乡镇。不是不想留,是留不下。借调看似是一条通道,但不确定性太高,留不下就得回去,沉没成本只能自己承担。澎湃新闻2024年报道显示,大部分长期借调的干部,实际借调时间和借调函上的期限不一致,如果没能在上级机关留用,也会影响他参与乡镇原单位的考核提拔,“那借调这段时间,相当于他个人职业生涯一段空白页”。不过,2025年中办、国办已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明确“上级机关、单位原则上不得从县及以下单位借调干部”,这一状况正在被规范。走不了又留不下,才是真正磨人的地方。

说到底,乡镇留不住人,不是年轻人变娇气了,而是基层的权责利匹配仍有改进空间。县直部门可以分解任务、向下转发,乡镇必须落地执行、直面矛盾。干得多、错得多、问责风险大。丹阳市的调研报告也指出,乡镇政府班子成员分工普遍多达五六项,“一个人至少要对接五六个上级部门”。今天让你抓防火,明天让你搞维稳,后天让你填报表。没有选择权,没有生活自主权。不是怕干活,是怕干得再多也升不上去,担得再重也顾不了家,熬得再久也看不到生活变好的那天。基层是治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但最后一公里往往承担了无限责任,却没有匹配的权力和资源。一出事就拿乡镇顶包,一有任务就向乡镇转发,久而久之,能干的想走,留下的寒心。

有人说年轻人想回城是躺平。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懂基层。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部分乡镇年轻干部面临晋升渠道狭窄等问题,期望通过参与遴选调离乡镇。有学者在全国多地调研后也指出,乡镇年轻干部“逃离”的方式包括辞职、调离和考公考编,而“躺平”则是消极应对。基层要留人,不能只靠情怀绑架。减负要真减,不能只减在文件里;晋升要真向乡镇倾斜,职级并行不能只画饼;补贴要真匹配付出;子女入学、老人照护要有实在支持;轮岗要真常态化;问责也要精准,不能一出事就拿乡镇顶包。如果基层运转必须靠牺牲一代人的家庭生活来维持,那就不是个人选择问题,而是制度设计问题。

乡镇干部想调走,不只是因为累,更是因为三笔账长期算不平:前途账、家庭账、经济账。这三笔账,单看哪一笔都还能忍,加在一起就是一道解不开的题。只有从制度上理顺权责利,让基层干部既服务群众,也拥有正常生活,基层才能真正留住人。让留下有奔头,让回城有通道,让生活有尊严,这比任何情怀号召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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