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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篇曾发表于南京出版社《南京名志导读·专志篇》（2019年12月第一版），正题为《存史留旧，内容丰赡》。兹略作修改，重新发表于此，以便更多读者了解《浦口汤泉小志》这部著作。
（《南京名志导读·专志篇》封面）
《浦口汤泉小志》是旧江浦县（今南京市浦口区）汤泉镇（今名汤泉街道）地方专志，作者是民国时期合肥人龚心铭，成书于民国戊辰年（1928年）秋，今存戊辰年铅印本，全一册，不分卷。2013年1月，南京出版社以此为底本，原大影印，编入《金陵全书·甲编·方志类·专志》丛书。
该书摘录旧《江浦县志》等有关历史文献，并大量收录辛亥革命（1911）后来汤泉镇旅游的中外人士的留言、诗词等。作者又通过自己的相机镜头，保存了清末民初汤泉地方的许多文物古迹。尤其可贵的是，作者还展示了其在汤泉别墅“周爰秦量之室”里的文物藏品，发表了他写于汤泉别墅的有关考据文章，以及当时诸名家就这些藏品所做的题记、跋语。这部分内容虽然篇幅不大，但因为事关“商鞅方升”等一批国宝级文物，使得这本地方小志不但表现了民初汤泉的历史风貌，也为国内文物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一、龚心铭生平
龚心铭（1865—1938），字景张，又字伯新，号渠生，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今合肥市）人。初为附贡生，任职刑部郎中奉天司行走，25岁时中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顺天乡试第八十三名举人，三年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其后以庶吉士改职考取商部。后与蔡尔康为广学会第一批华人会董，曾兴办铁路、煤炭等实业，任上海阜丰面粉公司及汇昌机器制造公司总理。
龚心铭一生处在新旧两个时代的转折时期，当时有一大批人物能够比较顺利地与时代基本同步地完成人生转换，龚心铭就是这样的一个能够应时而化的人物，他从一个旧式文人兼朝廷官员成功转型为清末民初那一批旧学功底深厚而生活富裕趣味博雅的实业家与文物收藏家鉴赏家。诚然，这种生活态度与人生成就与他的出身、他的富贵家族有直接的关系。
合肥在近现代史上有所谓“龚张李段”四大家族之说。“张”是张树声（1824-1884），字振轩，廪生出身，清末淮军将领，历任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通商事务大臣等职，思想开明，政治上提倡“采西人之体以行用”。“李”是李鸿章，晚清重臣，“洋务运动”和《马关条约》，是他最为世人熟知的两个历史标签。“段”是段祺瑞，历史上最后一位在名字后面缀以“合肥”二字的（此前一位是李鸿章），号称“北洋三杰”之一。这位“段政府”时期的总理兼皖系军阀首领原是六安县太平集（今属六安市金安区）人，幼年随父亲迁居合肥，因致电逼迫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凯称帝、讨伐张勋复辟这三件事，段祺瑞有“三造共和”的美誉。段祺瑞为人清廉，赢得了“六不总理”的美名，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
“龚张李段”四大家族里，“龚”家居首位。原来四家之中，龚氏发家最早。在明末清初，“合肥龚”就出过一个名人龚鼎孳（1616—1673），字孝升，号芝麓，明崇祯七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甲申年，被李自成任为直指使，清军入北京，起为吏科给事中，康熙间历任刑、兵、礼部尚书。且文名驰誉一时，与钱谦益、吴伟业（吴梅村）合称“江左三大家”，著有《定山堂集》《香严词》等。“合肥龚”家族之兴盛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经久不衰，至清末又出了一个名人龚照瑗（1835—1897），字仰蘧，号卫卿，曾任江苏候补道，中法战争期间，为台湾守军转运军械。1886年任上海道台。1887年受李鸿章委托重办机器织布局，1890年建成。1889年与各国领事磋商后，建立专管洋商租地事宜的上海会丈局。1891年迁浙江按察使，后任四川布政使、驻英法意比等国公使，1896年回国，任宗人府丞，1897年因病去世。
1896年，龚照瑗在使英大臣任上，和他的侄儿驻英参赞龚心湛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捉放孙中山，演绎了另一个版本的“捉放曹”。对于孙中山来说，虽是一场虚惊，却极大地扩大了他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的社会影响，未尝不是一桩因祸得福的事件。
龚照瑗共有两个儿子，长即龚心铭，次龚心钊。龚心钊比心铭晚几年中进士，学养甚厚，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光绪年间，曾出任加拿大总领事。
龚氏几代为官，一门显赫，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老合肥城的几条街道都是龚家的店铺。虽历经数百年风风雨雨，又经现当代无数次残酷的血与火的洗礼，至今龚氏的遗迹在合肥犹有稻香楼、逍遥津等多处。
进入民国后，龚心铭兄弟一时思想还难以适应，当时他们寓居上海，起初采取“不仕新朝，不忘故里”的态度，在合肥继续建造取名来自父亲字号的“蘧庄”，这个被称为“豆隐大千界，池环小五洲”的逍遥津。自号豆隐的龚心钊仍时而回合肥，将逍遥津工程收尾并完善，以存一处祖业遗于后世。但龚氏兄弟最后并未回合肥，他们在上海，兴办实业，创办上海阜丰面粉公司及汇昌机器制造公司等，与此同时在上海做起了收藏文物的生意。
其实龚家的收藏至少在龚照瑗的上辈就自合肥开始了。但能称得上“收藏兼鉴赏家”的，还是龚心铭、心钊俩兄弟。他们的收藏鉴赏活动从合肥延伸到上海，又从上海延伸到南京（汤泉），终又延续回合肥。因此，所藏之历代玉玺、金饼、印章、字画、青铜、瓷器等等数量可观，其中以楚国金饼（所谓周爰）及商鞅方升（所谓秦量）最为著名。即使到了晚年，家中并不宽裕，龚氏兄弟俩对看中的器物还是不肯轻易罢手，对所收藏的文物又讲究精致优雅的装潢包装，显示出高雅不凡的收藏品位与风格。
龚氏兄弟不仅笃好文物，而且潜心研究，认真考证。龚心铭在所编印的这本《浦口汤泉小志》里，就收录了他自己撰写的文章《周爰金考》《秦鞅量考》。这两篇文章是对国宝级文物“周爰”“秦量”最早的解读、赏鉴和考据，对于我国的文物学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龚心铭写《浦口汤泉小志》当然主要并非为了收录这些文物研究论文，对于作志的原因，龚心铭在该志“序”中有所说明：
“同光中，先光禄仰蘧公督金陵机器局。有顾问马格里者，英之医学博士也，予与弟怀希从学英文。马喜游秣陵左右诸名胜，足迹殆遍，尝谓先公曰：‘去浦口不六十里，山脉回绕，有泉为暖流，浴之可以已疾。泉侧有庙，久圮，惜无人注及之者。’……先公顾心铭，使稽其事。”于是龚心铭遵父亲旨意，考地稽史，发现“泉源出其南之汤泉山，庙即萧梁时汤泉院，昭明太子读书处也，南唐韩熙载有记，宋初易名惠济，元祐间又改院为寺。明太祖临幸，赐名香泉”。这样一个有山有泉有丰厚的人文积淀的千年古镇，“上下千年，固当煊赫人口，私心辄向往之”，于是编成《浦口汤泉小志》。
也就是说，作者考地稽史，写成这部地方志书，是为完成父亲龚照瑗先生的遗嘱。实际情况可能更要复杂一些。龚心铭从宣统年初（1909）起在汤泉陆续购置温泉，营建别墅，占据山林，修造茔地，又辟养鹿场，设电报房，招徕与相往来的达官、权贵、文人、外宾沐浴温泉，游览山水，又藉文字风流，风雅附会，诗词酬唱，累牍连篇，可谓极一时之盛，龚心铭将这些唱和往来的作品辑成《龚氏别墅题襟集》，也收入《浦口汤泉小志》一书之中，可见作者对友情、对朋友笔墨文章的极为珍视的态度。
（书影：汤泉镇“龚庄”）
龚氏汤泉别墅又被题名为“周爰秦量之室”，因为这里面宝藏着包括周爰（楚金饼）秦量（商鞅方升）在内的许多珍贵文物，也是在这里龚心铭写成了《周爰金考》《秦鞅量考》等文物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后被作者复印、分发到诸多朋友处，引发许多篇来自朋友的题词、品评和论议，作者也择要收录在《汤泉小志》中。
总之，一本汤泉小志，林林总总，收录了这么多材料，在作者，也许只是一本私人著作，藏之于名山大川，传之于家族之中，至多用于友朋间往来馈赠，而在我国人文历史的时空里，却无意间汇总和保存了一批珍贵的资料，给关心地方文化和人文历史的后人提供了许多依据。
二、小志内容
北宋时期已有汤泉镇，时属和州乌江县。明初析置江浦县，汤泉镇属之。汤泉南倚老山，北临滁河，千峰攒起，百嶂连云；且又山多洞穴，地多温泉。著名古刹惠济寺坐落小镇街北，遗址上有千年古银杏三株，参天覆地，呈品字形，伫立在山峰掩映云雾半遮之中。宣统年初，龚心铭在汤泉购泉置地，建造龚氏别墅，自谓龚庄，乡人至今犹记得龚老爷庄园。龚氏于此悠游遣兴、接待宾客、鉴赏文物，并结集为一本《浦口汤泉小志》。
这本书包含四个部分：汤泉史料汇编，宾客唱和作品集，文物鉴赏集，以及“附录”。
第一部分，作者题为“浦口汤泉小志”，大约在民国辛酉年（1921）已经写定。所谓“小志”，实际上就是有关汤泉镇的史料摘录与汇编，共摘录26段（篇），来自13种书籍。前11段摘自5种史书，为《明史·地理志》、陈开虞《康熙江宁府志》、项维正《雍正江浦县志》、侯宗海夏锡宝《江浦埤乘》、金鳌《金陵待征录》。这11段史料主要说明汤泉的地理历史信息：汤泉“地本六合县浦子口巡检司，洪武九年六月改为江浦”；汤泉一名的由来；关于汤泉镇温泉的历史记载，最早可以上溯到六朝前期，《雍正江浦县志》：“《南史》：‘宋主如尉氏观温泉。’即此地。浴之可疗痼疾，去疮痍，颇资灌溉。前贤题咏甚盛。明太祖曾改名香泉，今仍其旧名云。”同书：“《宋书·州郡志》：（宋）孝武帝登六合山，如尉氏观温泉，即今县境。”据《康熙江宁府志》，“太子松在治北汤泉，昭明太子尝浴此，手植二松，极盘曲攫拿之势。”
这一部分史料还着重介绍汤泉现存的寺庙、名胜古迹，大约是为回应父亲当年的嘱托。
龚心铭辑录《雍正江浦县志》：“惠济寺在汤泉镇，（旧）为‘汤泉院’，南唐韩熙载撰碑记，宋为‘惠济院’，熙宁中漳南道人隐此。孙莘老、秦少游、释参寮尝往访焉。语在秦观《游汤泉记》中。元祐间改名‘寺’。”
这里提到的“南唐韩熙载碑记”，龚心铭与该石碑有过照相，照片收在本书中，照片右上角题写“碑额阳文‘汤泉禅院之碑’，篆书清晰，文则剥蚀殆尽，直无一字可读”。龚氏所见这方“汤泉禅院之碑”为青石质地，宽117厘米，厚12厘米。今已轶。
龚心铭辑录11段史部尤其地理类之相关史料之后，又选录与汤泉镇以及温泉相关的共7种诗文集中的15段诗文，分别为王安石《王荆公诗集·题汤泉壁》诗（寒泉诗所咏……），秦观《淮海集》之《游汤泉记》《寄老庵赋》两文，贺铸《庆湖遗老集》之《汤泉道中》《题乌江汤泉寄老庵》两首诗，陈献章《白沙集》之《香泉示定山》《宿香泉寺》两首诗，庄昶《定山集》之《香泉和白沙先生韵》《宿香泉寺和白沙》两首诗，张瑄《观庵集》之《游惠济寺》诗，朱绪曾编纂《金陵诗征》中收录的明末江浦人陈所学《汤泉观梁昭明太子手植双松》、清代江浦文人金相《旅次汤泉》、清代上元人孙谦《游汤泉山》等三首诗，另有明代万历年间江浦知县余枢《游汤泉记》的一篇古文。
余枢《游汤泉记》今仅存于《江浦埤乘》，再以《江浦埤乘》比对“汤泉小志”里所引用的全部诗文，尤其诗文里所加的“按语”（夹注），可以断言这些诗文全都转引自《江浦埤乘》一书。如庄昶《香泉和白沙先生韵》一诗之后的按语：“按和州境有香泉，《历阳典录》：‘凡引香泉诗，概属和州之香泉。’然惠济汤泉，明太祖尝赐名香泉矣，《府志》可证也，故陈、庄诸公咏和之香泉则别之曰香淋泉；而所谓香泉者，则固浦之汤泉也。因录其诗而附辨之。”这个按语即完全抄自《江浦埤乘·卷四》，而庄昶《定山集》中则无这些按语。
又，作者在秦观《寄老庵赋》之后，附录一段话：“《淮海集》：太子泉在治北四十里，旧传梁昭明太子尝游其处，手植二松于泉上，名太子汤，今废于野。”出自《江浦埤乘》卷四，只是略作改造。而《江浦埤乘》作者这段话当然言之有据，这个“据”就是秦观《淮海集·游汤泉记》，其原话为：“……有泉五，一曰太子汤，旧传梁昭明所游，今废于野。”
说这些诗文全部从《江浦埤乘》转抄而来，当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发现，但因此可以部分解释本书在编排上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龚氏不把秦观《汤泉赋》以及秦观、孙莘老、参寮三人间在汤泉期间的唱和诗作，放入本书第一部分，而是另做一个“附录”，补缀于全书之末呢？原因是作者据《江浦埤乘》等书，编辑《汤泉小志》已成，即将付印之时，方想到秦观《淮海集》原著，并从中检出《汤泉赋》等诗文，临时补入该书。对此，龚心铭于“附录”之末写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如下：
“余辑印《汤泉小志》既成，复检《淮海集·和孙莘老初至汤泉》，为熙宁九年丙辰，少游时年二十八，同莘老、参寮子访漳南老人于历阳之惠济寺，浴汤泉，游龙洞山，谒项羽祠，得诗三十首，今集中已不尽可稽。《汤泉赋》亦作于是年。次年丁巳，莘老寄老庵成，淮海为作《寄老庵赋》，复作《游汤泉记》，追叙登临之美。又次年元丰戊午，苏公为之跋后。莘老与淮海同籍高邮，登进士第熙宁间，移守庐州，而寄老于汤泉。丁巳距今八百五十年矣。今古异同，不无兴感，因补录《汤泉赋》、莘老、参寮唱和诸诗并东坡跋语于志中，以志慨慕。”
“附录”所补录的诗文，为秦观《汤泉赋》及苏轼《跋》，秦观《还自汤泉十四韵》，孙觉（莘老）《初至汤泉》，秦观《次韵莘老初至汤泉二首》、秦观《题汤泉二首》，孙觉《游龙洞》，秦观《和孙莘老游龙洞》，参寮《和孙莘老游龙洞》，共8篇。
《浦口汤泉小志》第二部分题为“龚氏汤泉别墅题襟集”。“题襟”一词来自唐文宗时期的书名《汉上题襟集》，该书收集温庭筠、段成式、余知古三人间题诗唱和之作，有十卷。（事见《新唐书·艺文志四》、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段成式》）后遂以“题襟”谓朋友间唱和抒怀之作。龚心铭先祖龚鼎孳之友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之二有“肝肠迸裂题襟友，血泪模糊织锦妻”之句。龚心铭的“汤泉别墅题襟集”收录的也是被龚氏视为挚友的当时一批与相往来的达官贵人、武将文友的诗文作品。前人有所谓“藉名贤题咏，以为地方生色也”之说，此亦为龚氏编纂目的之一，当然收录这一批民初闻人的写汤泉、写龚氏汤泉别墅的诗文，在龚氏的私心里也未尝没有展示与炫耀的意思，但客观上起到了对于汤泉而言的广而告之的作用。这是今读者不能不重视龚氏这部书的重要原因。
“题襟集”共收录24人的诗文。依次为：易顺鼎一首七言古体诗；陆文麓七绝四章（首）并序；陆梁敏（陆文麓之女）五律两首；陈宗彝《拟小游仙》十五首并序；勒大鹏七绝两首，题为《汤泉》，又七绝《白筱岭老松》、五律《汤泉东岳庙古柏》各一首；杜福堃七绝一首并序；奚侗五律一首并序；王景韶七绝两首并序；张继垕五律一首；沙嘉树七律四首；李荣国七绝两首并序；龚怀希（龚心铭弟弟心钊）七律一首并序；杨毓瓒七律一首；冯煦一首五古；刘文揆七绝三首并序。
这些诗文作者大多是晚清到民国早期的风云一时的人物，或官吏要员，或文人武将，或实业家、银行家、教育家、慈善家。这些诗篇虽然多属委蛇应酬之作，但也不乏优秀的作品，且大多反映出特定的时代内容，尤其是在诗序之中透露出大量的值得研究的历史信息。
如刘文揆《游汤泉》诗并序：
景张姻丈经营汤泉有年矣。宣统纪元，南洋开劝业会时，文揆适佐张忠武戎幕于浦口江防营，嗣忠武一再移军江宁浦徐间，闻丈不时往浴，心艳羡之。鼎革后，甲寅至丁巳，忠武常川驻徐，文揆与丈追随，既稔，相知亦最深，屡邀观泉，以事未果。丙寅春，遘丈于秣陵，得同附车至东葛，易肩舆抵别墅。日暖风和，一波澄碧，不减沂水之乐。再与登龙洞诸山，遥望大江南北，风景依稀，无复旧时营垒。抚今追昔，多所掁触，感而赋此。
滚滚江心东逝水，迤迤山脚北行车。林阴如晦云如海，合与高人作寄庐。（登龙洞山，左顾津浦路车行如蚁，右视长江若带，山云忽合，如置身云海间，亦奇景也）将军战马今何在，此地惟馀长耳公。（忠武赠丈一卫，至今犹在，往来常策之）君自高风媲湖上，我惭朝策赠无功。（丁巳复辟之役，君有所献替，不蒙采纳，致失败，故云。景注）临潼关外悲闻角，（曾览华清池之胜）东葛城边喜濯缨。二十年来一回首，旧游难得更同行。
张勋，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统帅江防营驻扎浦口城。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进攻南京，张勋为清王朝负隅顽抗，战败后率溃兵据守徐州、兖州一带，继续与革命军为敌。后来归顺民国政府，但他和他的队伍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
从诗前小序以及诗中夹注中，可读到刘文揆与龚心铭都曾经追随这位“辫子军”首领，担任其幕僚，而且二人深度参与帅府机密，与张勋的关系非同一般。刘文揆于丁巳复辟之役（即张勋复辟），据龚心铭所作补注，刘文揆对张勋军事战略曾献计献策，可惜“不蒙采纳，致失败”。而龚心铭离开帅府时候曾获赠毛驴一头，这头驴一直被龚心铭带在身边，带到汤泉别墅，故而刘文揆诗中有“将军战马今何在，此地惟馀长耳公”之句。《浦口汤泉小志》里收有一张照片，题为“龙兴策蹇”，为龚心铭与张勋友情的见证。
（书影：龚心铭与张勋赠予的毛驴）
上述15人诗作之后，“题襟集”还收录了一组龚氏温泉别墅宾客们留下的题记一类的短文，计有王震昌、章之汶、周学熙、金邦平、周明焯、张鼎勋、王铸人、王荔书、陈调元等9人9篇。这些文章虽然多篇幅短小，但同样包含值得研究的内容。如民初农业专家章之汶的那篇“记”：
民国十一年十月，赴景张先生约，偕美国农学博士郭仁风、芮思娄，并学友章元玮、邵仲香、周明懿、寿标、孙枋、李映惠、陈佳枝、童德富等，来汤泉演新剧《农民泪》，意在开导民智，改良农业。是日参观者甚众，无男妇老幼，皆欢欣鼓舞，似能受新剧之感化者。穷乡僻壤，非得热心者平日为之提倡，不易语此，足征先生导扬风气，敦俗劝农，十余年来，其造福于是乡者，诚未可以道里计也。
有心人可以从中读到民国早期有关江浦地区现代戏剧的发生发展的一些情况。又可以注意到民初那一批读书人（包括龚心铭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勇于承担启蒙民众的社会责任。“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而在“五四运动”之前后许多年，我国就有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通过办报、结社、送戏下乡等各种社会活动，广泛而深入地面对普通国民开展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主义教育，以“五四运动”为典型的诸种社会进步的现象，其民众的动员以及民众的思想由蒙昧而逐渐地觉醒，实得力于这些读书人自觉的努力。
按，章之汶(1900—1982)，字鲁泉，安徽省来安县相官乡板桥村人，幼时读书，1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农学院。求学期间，在美国植棉专家郭仁凤教授指导下，用中棉育成“百万华棉”新品种，开创了在我国以中棉作亲本培育成功优良品种的先例，一举成为全院学生中之佼佼者。1922年，他毕业后留母校执教，翌年，升任该校农业专修科主任。他为了以学理证诸实验，亲自主持该校的农业推广实验区(设于和县乌江)的工作。1924年，章之汶还与徐中迪、孙仲威、康子证合译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经过情形》一书。陶行知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说：“现在将这小册子译出刊布，不但要使国内关心退款的人洞悉经过的真相，并且希望能够籍此书将人类公正无私的精神，‘传染’一切世界!”
《江浦埤乘》刊印于光绪十七年（1891），江浦县自此以后的近现代史，尤其从晚清至民国早期历史，虽有江浦人詹其桂所编《民国江浦县新志稿》（约成稿于三十年代初期），但一者该书稿不曾刊印，二者留传至今之书稿已然残缺不完（南京市方志办曾影印该书手稿，编入《金陵全书》），《浦口汤泉小志》能为民初江浦地方志研究填补一些空白。如“题襟集”收录的王荔书一篇短文：
汤泉之名胜，景老之德望，余企慕久之矣。乙丑（1925年），余权斯邑，应景老之招，腊日来游，见沿路居民种作往来，怡然自乐，知平日受煦育于先生者深矣！先生言此地可称“野世界”，余敢易其名为“福世界”。
从这段文字可知这位王先生曾于民国十四年代理过江浦县知事。大约王先生知事江浦时，直到日军侵华之前，江浦县乡间还大体上是一幅鸡犬相闻怡然太平的景象，只要不赶上大的自然灾害，“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老百姓的生活也还是过得去的。
（龚庄里的“周爰秦量之室”）
《浦口汤泉小志》一书之第三部分，展示龚心铭“周爰秦量之室”藏品面貌、《周爰金考》《秦鞅量考》等两篇文物考证文章，以及诸家题记、跋语。这些题记、跋语的作者有孙家鼐、丁立诚、汤寿潜、杨钟义、翁斌孙、张士珩、马其昶、易顺鼎、郑孝胥、吴士鉴、杨毓瓒、冯煦、翁增祥、顾震福诸名家。
龚氏自己在《周爰金考》跋语中解释说：“予筑汤泉既成，因辟一室以庋此金与商鞅之量，题为‘周爰秦量之室’。今春辑印《汤泉小志》，因以拓本影印，并附诸家题咏与考证。”这些“题咏与考证”中最重要的当是清末民初朴学家顾震福的那篇《郢爰陈爰考释》。
所谓周爰，世称印子金，最早记载见于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及沈括《梦溪笔谈》中。它的制法是在一块金板上划出若干规则的小方格，格内有篆文“郢爰”“陈爰”等字，形似印章，故称为印子金。在币上记以地名是战国时黄金币的一种特殊风格。如赵国有“中都”“晋阳”，魏国有“山阳”“安邑”，韩国有“屯留”“郑子”，齐国有“即墨”，燕国有“渔阳”，楚国有“楚爰”，陈国有“陈爰”等等。龚心铭把自己所收藏的三十二枚“周爰”一一做了释读文字、测量称重、拓片影写，极为珍爱。
“周爰秦量之室”中最珍贵的文物当然还是“秦量”——商鞅铜方升。这是中国度量衡史上极重要的珍品，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为战国时秦国商鞅监制的铜质一升标准量器，器形完整，铭文详实，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前后又经历了一百二十多年的实际使用时间，从秦孝公变法时商鞅统一秦国度量衡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天下尽用秦制”最有力的物证，同时也充分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商鞅在秦国变法的继续和发展。《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平斗桶（斛）、权衡丈尺”，为了在秦国建立起完备的度量衡制度，商鞅亲自督造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发放到全国各地，今天仍流传于世的方升便是其中幸存的一件。
龚心铭是商鞅方升铭文最早的释读者，并写成这篇考证文章《秦鞅量考》。龚心铭考释此器左壁上的铭文为：“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寻一为升。”对这段文字，龚氏又作了如下解释：“按大良造鞅乃商鞅也。《商君列传》：商鞅姓公孙，少好刑名，因秦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十年，以为大良造。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音勇，今之斛也），权衡丈尺。此量十八年诏，当在秦孝公时商鞅治秦所凿，后人只知丞相绾法度量衡石丈尺，不知商鞅治秦平斗桶已在前也（丞相绾，王绾也）。”
底部一段文字，龚氏释为秦始皇的一篇诏书：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
对这一段文字，龚氏解释如下：
“按此诏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诏李斯改小篆所凿，故字文较肥，前诏文细，仍是先秦文字，乙酉‘酉’字尚有锺鼎笔意，‘重泉’二字似与前诏同时刻，‘临’字当是后刻。（以意揣之，此量始行用于重泉地方，继又用于临）重泉，《史记•秦本记》：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堑洛，城重泉。（《地理志》：重泉县属冯翊，在陕西同州府蒲城县，周时为晋邑，秦为重泉县）临：《左传•哀公四年》，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临，晋邑，在直隶临城县东。”
这两段铭文及龚氏的考释，为后人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其后引用者甚多，或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或加以扩展，这都说明龚老先生的研究对正确认识中国计量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特点与价值
《浦口汤泉小志》一书最大的特点也许就在内容丰富而驳杂，而内容的呈现方式也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充分利用当时已经较为成熟的照相技术，因此全书采用了大量的照片、拓片（照相制版）、地图。
全书为16开本铅印竖排线装，插页三张8开本地图、手迹、秦量拓片等。除了这几张大尺寸插页，全书还随处插页，收录了《汤泉全镇图》《龚庄》等近三十张照片，吴昌硕、陈三立、翁同龢、曾广钧等晚清民初的文化名家手迹近十幅，郑板桥题写“双忠遗石”（明末黄道周遗砚） 、惠济寺“灵骨海会之塔”的石塔经文、惠济寺壁上“宋元祐银函题记碑”、惠济寺“明崇祯题名石”等拓片数十张，以及清宫藏本历代帝王名人画像（昭明太子，楚项王），绘图（周爰秦量之室，吴昌硕摹画“淮海先生遗像”）、汤泉地图等等。这些插页（照片）极大地丰富了《浦口汤泉小志》的内容，保存了大量的史料，有的史料极为珍贵，比如照片《南唐韩熙载惠济禅院碑记》《寄老茅庵遗址》《千佛禅林》《东岳庙古戏台》《石坝观涛》（汤泉八景之一）等。龚心铭凭借着文物收藏家兼鉴赏家的眼光，走遍清末民初时期的汤泉，拓印、拍摄并刻意保存了这些拓片、照片，其历史价值可谓巨大。
在《浦口汤泉小志》书末，作者还收入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工业及化学研究所所长、日本农学士山崎百治分析制成之《江浦温泉化验成分表》，内含太子泉、五柳泉、川堂泉等八处温泉的化学成分之分析报告，这些报告形成于1921年秋，是汤泉温泉历史上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所作出的最早的科学报告，为今日科学地开发利用汤泉的温泉资源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数据。
这本书虽由龚先生一人手编而成，而涉及当时众多的重要人物，搜集罗列这些生活在晚清民初的重要人物的诗文、题跋、手迹，而该书的价值正是通过这些丰富而看上去驳杂的材料得以体现。这些价值大体上分为“保存史料”和“提供线索”两个方面。前者除上文已陈说之外，诸如清末民初一部分闻人名流的社会活动轨迹，他们对地方民众的精神生活的影响，浦口汤泉镇的古迹、寺庙（现状、残存的碑刻等）等等。后者如汤泉镇的历史文化研究、清末民初汤泉对温泉的开发利用情况、汤泉地方社会发展情况，等等。
四、后记：由本书引起的悲剧
龚心铭《浦口汤泉小志》出版后，世人皆知商鞅方升和大量的印子金等文物珍品藏于龚家。
龚氏对自己所收藏的商鞅方升（秦量）等文物也十分得意和自豪，也十分了解这些藏品的文物价值，他把汤泉别墅命名为“楚爰秦量之室”，曾经为所收藏的周爰金、汉金饼、古印玺等采用上等木料、绸缎一一制作木匣子，分别编号、解说、珍藏，可见其珍爱这些藏品的心态，他给子女们的遗嘱是：穷死也决不可出卖转让这些宝物。岂料他的子女们自身的命运表明他们无缘于这些藏品，而这些藏品命定与龚氏身后的时代同沉浮共患难。到了“文革”时期，他的儿子龚安东（字旭人）真的为方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简单交代一下有关事项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抗战爆发前，龚心铭将汤泉别墅作价转让，别墅里的五处“龚氏温泉”或为今女公共浴池（川堂泉），或于“新时期”被开发为“温泉山庄”（五柳泉），今已废。龚氏1938年去世后，日本人多次上门寻找秦量等文物，而无论施以权势，或诱以重金，龚家人都从未动摇过。解放后，上海博物馆曾由馆长沈之瑜亲自出面，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龚安东、朱静宜夫妇，商请出让这传世珍宝，并许以解决住房、照顾孩子上大学（龚氏孙子们不享有有关的权利）等额外优惠，但他们藉口“早被父亲卖给外国人了”婉拒。“文革”初期，造反派冲进龚家强索，子孙亲戚们均矢口否认，闻讯而来的上海博物馆专家劝走了造反派。造反派并不甘心，又抓龚安东，连续审问一个月，从龚妻朱静宜的内侄处“起获”商鞅量，原来方升被内侄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中。上海博物馆闻讯，诱哄造反派将那把“铜铲子”（方升）“先由上博代管”。龚安东闻讯后，当即心脏病突发而亡。“文革”结束后，龚家“理”字辈子女们将星散之余悉数交给上海博物馆，包括按政策曾归还龚家的方升，这样，这件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贵重文物，最终走进了上海博物馆，去做了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笔者若干年前去上海博物馆参观，问及该物下落，被告以贵重文物日常不予展出。
2025年4月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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