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贪官？这是我看到的最好回答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佰年潮”

　　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他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

　　正像一个鱼塘，有几条鱼死，那可能是鱼本身的问题；但若有成片的鱼死亡，那必定是鱼塘的水有问题了。

　　政治学的历史非常悠久，是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

　　这门学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00多年。他是许多学科的奠基人，写过很多书，其中一本叫作《政治学》。

　　如果问亚里士多德，这么多学科，哪个学科最重要?我相信他一定会说政治学。

　　他在《政治学》中说，政治学是“master science”，即“首要学科”或“主导学科”。

　　为什么?因为政治学关系到共同体的善或者公共利益。

　　27年前，我在北大给学生讲课，讲到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区分。我说，经济学主要研究怎么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最低的投入产出更多的效益，产品生产出以后怎么分配，是政治学的事情。

　　政治学有许多的定义，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公认度最高的一个定义是：政治是关于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在国内也是这样，如果走上工作岗位，你的领导说什么什么很重要，要从政治的高度来对待，这就是最重要了。

　　去年有位法国的经济学家写到，经济学已经不讲分配了。当经济学一讲分配的时候，经济学就不是纯粹的经济学了，叫政治经济学。

　　政治与人的根本利益相关，不同的利益就会有不同的立场，从而形成不同的观点。因此，对政治学的公理很难形成共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在政治学中普遍存在。

　　政治学确实很复杂，但政治学有自身的公理。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01

　　谁生产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举个例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按理，公仆应该听主人的话，可是，你看很多官员对上唯唯诺诺，对主人百姓则颐指气使。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现在一些官员的选拔制度，违背了一条政治学公理：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如果这个官职是老百姓给的，那这个官员就必定听老百姓的话。如果这个官职是上级领导给的，那他当然就只对上言听计从了。

　　02

　　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政须出一门

　　现在，官员队伍很庞大，这么多的官，还非常辛苦。

　　北大有个博士做过调查，某省县级层面的机构就有124个。但那么多官，大家依然非常辛苦，有句话说是“5+2、白加黑”。经常听官员讲，礼拜六保证不休息，礼拜天休息不保证。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调研，地方一个很重要的领导跟我讲，他说我想不清楚，我们一些干部“从早上鸡叫干到晚上鬼叫”，有忙不完的事，怎么老百姓还是不满?

　　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相当部分的制度设计违背了政治学的一条原理：

　　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政须出一门。如果一件事有好多部门管理，那么效率肯定低。

　　大家都是读书人，就拿出书做个比方。

　　要按出版规定，出书要报选题，好多选题出版社自己不能决定，比如说宗教主题的要到宗教局去审，外交议题的要到外事部门去审，民族主题的要到民委去审，领袖人物的要到党史办去审。

　　稿子交给出版社，出版社拿不定主意就交给主管部门的领导，主管部门领导看完再送给中央有关部门，然后这些领导一本一本审。

　　你看看，出版社出本书都要经过这么多部门，都有这么多人审阅，官员当然忙不过来。

　　03

　　决策指令和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

　　还有另一种现象，上面领导到下面去调研发现很多数据不真实，有水分。

　　中央领导去地方调研，地方肯定要做准备，但很多准备其实是造假，有的连“群众”都是干部扮装的。

　　有的地方，白天开会讲一套，到了晚上，私底下又会说，白天讲的不算，现在和你讲些真实情况。

　　大家都想讲真话，可是为什么真话这么难?因为我们的不少制度设计，违背了另一条政治学原理：

　　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与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

　　谁要是违反了这套规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

　　我想中央肯定不希望下面的干部说假话，老百姓也不喜欢干部说假话，不希望政府说假话。

　　但是想一想，如果我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行者，又要我来评价这个政策的效果，要是我说这个政策效果不好，这不是打自己耳光?

　　如果这个政策不是我制定的，是上级政府制定的，我去实行，如果其他部门或地方都说好，就我说这个政策不好，上级部门会不会说我执行能力不行?

　　于是假话就难以避免。

　　04

　　权力须受到制衡，并形成封闭的环

　　还有一个现象是，贪污腐败，现在整治力度很大，抓起来的“老虎”有多少个了。

　　其实，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反腐。三年前，我的一个博士后专门梳理过党内法规，一共有102条党内法规是与廉政有关的。详细到管到你吃饭，“四菜一汤”还是“三菜一汤”。这么严，为什么还有贪官?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们看到的是制度问题。

　　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他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

　　正像一个鱼塘，有几条鱼死，那可能是鱼本身的问题；但若有成片的鱼死亡，那必定是鱼塘的水有问题了。

　　有人认为说制度问题，就是贬低我们自己。

　　其实并非这样。

　　说制度有问题不是说我们的基本制度有问题，而是指那些具体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制度出了问题。

　　权力必须受到制衡，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后面还有句话很多人不知道，权力不但要受到制约，而且还要形成封闭的环。不能有一个环节缺失，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缺失，那么其他的环节都无效。特别是对第一把手的制约，缺漏太多。

　　这两年，第一把手腐败的案件大幅度上升。其中有不少地方的政协领导出了问题，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以为政协腐败严重。实际上，这些出事的政协领导此前多半担任过地方的书记，犯案多半是在他任第一把手时。

　　05

　　下属权利原则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权力的上下级关系并不等于官员权利的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官员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但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

　　有些上级领导对下级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在上级面前有时失去了自己的基本人格，奴颜卑膝者有之，人身依附者有之。

　　为什么下级和上级，会变成这样一种关系?因为，我们的有些制度违反了政治学中的“下属权利原则”。

　　也就是说，在行政体制内，权力有等级，行政有等级，这是现代政治基本的特征，也很正常。但是，公共权力的行使需要等级阶层，不等于上下级官员之间在公民权利上的不平等。即使是下级，他也拥有自己的正当私人权利，其人格是独立的。

　　我们的许多制度设计违反了下属权利原则，例如，不同官员级别不仅薪水不同，而且在退休、住房、用车、医疗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这种制度设计，完全没有体现出“下属权利原则”。

　　许多发达国家，在宪法里面都有这样的条文，就是下级也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权利，对上级履行公共职能的时候应当尊重上级，但你不能动不动就侵犯我作为下级的正当权利。

　　06

　　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理性”

　　现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最后是合法利益个人化。

　　同样是政府的官员，同样是处长，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推行新的《公务员法》，要把公务员的收入规范化。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有很多巨大的成就，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进步了。但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有些群体掌握着决策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群体或部门利益倾斜。

　　每一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理性，这个理性就是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利益，他追求是正当的。

　　但我们现在的许多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官员的这种“理性”，以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是无私奉献不计私利的。

　　其实，官员是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利益，其行为遵循“理性”的原则。

　　相应地，国家的制度设计，必须规范官员的“理性”，既保护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又防止其“理性”的过度扩张。

　　作者简介：

　　俞可平，1959年生于浙江诸暨，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首任院长。曾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