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答案藏在邓小平的话里

“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

"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

“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

“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经过整风之后虽然好了一些，但至今仍然是干部中的最大的毛病。”

邓小平对官僚主义的揭批

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因此，他对官僚主义问题始终密切关注，有生之年从未间断。

一、官僚主义的表现

▌表现之一：脱离群众

邓小平较早提出并批评官僚主义，是在1943年，针对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问题，他指出：“政府对于群众运动应是扶植的态度，所以不应对群众运动采取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显然，邓小平把忽视、轻视群众，看作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

1958年党的八大，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特别指出：“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风气发出了警示。并多次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批评、反对官僚主义：“我们的高级干部……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

1980年，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纲领性文献《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鲜明指出：官僚主义的首要表现就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表现之二：命令主义

邓小平讲：“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经过整风之后虽然好了一些，但至今仍然是干部中的最大的毛病。”

邓小平还对党内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出了更为深入的揭批，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好，哪怕是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也好，都在反对之列”。并对“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作了白描：

“目前我们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中央指出，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指出：“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等等”的命令主义，也是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

▌表现之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

邓小平首次把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是在1950年，他“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生产的事业”问题上，指出：“我们又发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如过多的群众会议、干部会议……我们的干部对生产的事情了解太少，常从主观的愿望去决定问题。……很多还是空洞的号召，忽视了群众问题的具体解决。”

此后，他又多次提醒全党：“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指出：“脱离实际……好摆门面，好说空话”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又是官僚主义的一个主要表现。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鲜明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

▌表现之四：事务主义、文牍主义

同样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列举了官僚主义的另外一些表现：“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这正是对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解读。

邓小平多次尖锐批评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首先，他批评了忽视理论学习导致的事务主义：“过去所以发生许多毛病，就是因为有些同志不重视学习，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问题的道理，不必多讲……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思想就容易庸俗化。”

其次，他指出官僚机构、官僚制度和作风会造成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不少领导同志，喜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庞大的机关，由于机构臃肿，层次重叠，……在自己和群众之间，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不少负责同志，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是亲自动手来处理，而是层层下放，然后又层层上报，结果不是处理有错误，就是处理不及时，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他尖锐地批评道：“好多事情，集体办公一下就解决了，为什么非把文件传过来传过去，尽画圈，这不是官僚主义？”

最后，他指出会议过多过长导致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另一方面的缺点，现在在许多组织中也还存在，这就是会议次数过多，时间过长。过多过长的会议……助长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这种缺点的产生，是由于缺乏对会议的规划、准备和领导，同时也由于滥用会议的方式，把许多不需要提到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提到会议上来了。”

▌表现之五：个人至上

邓小平还指出：“官僚主义也表现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他们的危害却很大。”

邓小平对以上种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深恶痛绝。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官僚主义“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开展，邓小平也不断提醒：“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

二、官僚主义的根源

▌历史根源

邓小平首先指出，“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指明了官僚主义的历史根源。

▌认识根源

邓小平认为这是总病根，他说：“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制度根源

邓小平认为这是主要根源，他指出：“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致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领导体制根源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问题在整个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中的决定性，更看到了原有领导体制的严重弊端之一，就是导致官僚主义。他多次指出：“必须承认，至今还是有不少党组织的负责人，不少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并没有采取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的态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对于批评者采取可耻的打击报复的办法。这个事实，也是官僚主义病菌正在侵袭我们党的严重信号之一。”并深刻揭示：“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指出：“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如今，官僚主义正在随着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变化而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认真研习邓小平对官僚主义的揭批，无疑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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