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徐州市中院一审宣判,认定董志民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认定被告人时立忠、桑合妞、谭爱庆、霍永渠、霍福得犯拐卖妇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年、十三年、八年六个月和八年,并处罚金。庭审中,被告人董志民、时立忠、桑合妞、霍永渠、霍福得表示认罪、悔罪。

  这意味着丰县事件告一段落。怎么看待丰县事件?社会应该反思什么?丰县事件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历史遗留问题,需要相关各方的深刻反思与长效处理。

  丰县事件背后,我们应该反思什么?

  文/吕德文

  丰县事件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历史遗留问题,依然需要相关各方的深刻反思与长效处理。

  一、关于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认识八九十年代

  1.历史遗留问题通常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下,中国对基层社会的从严管控有所松动。在这一特殊时期,车匪路霸、妇女拐卖等基层恶性事件相对频发。如今很多人对八九十年有许多浪漫想象。但殊不知,那个年代虽然自由开放,却也意味着混乱。农村有“三农”危机,城市有下岗,这些都是那个年代涉及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地区的主要问题还停留在争取“生存权”层面,基层政府也普遍是“汲取型”政权,其首要目标是维持生存。类似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问题很难得到逐一解决。这就给如今的“问题遗留”埋下了种子。

  2.重新审视这些历史观念、问题遗留,会发现其中有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层存在大面积“灰色地带”,事情的是非曲直并不那么清晰。比如,就拐卖妇女儿童这件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境中,其实比较复杂。有些人“抱养小孩”是通过熟人介绍,甚至不存在金钱往来。人贩子从西南地区拐带妇女到平原地带,也被一些人看作是“正常婚姻流动”。“买家”买媳妇的钱,无非就相当于介绍费和彩礼钱,他们未必觉得这是“十恶不赦”的事情。

  3. 所谓历史遗留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以今日之眼光看待昨日之“问题”,故而造成了困扰。今天我们对人权的认识提高了很多个数量级。简言之,在全面脱贫的今天,生存确实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对个人的权利,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很是能够触动社会神经。这一方面说明过去的确落后,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今天的确是进步了。

  4.基于以上三点,2022年2月23日召开的徐州市四套班子全体(扩大)会议提出的“对历史遗留问题,部分干部不愿触及背后的深层次矛盾”,这一说法是有失偏颇的。客观上,历史遗留问题是时代问题,是系统问题,基层干部不可能解决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反过来,如果不顾方法,不顾实际地去触碰,反倒会制造出更多的矛盾。在这件事情上,丰县的基层党委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责任源自对现实问题的无视,而不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漠视。

  二、 关于地方社会,重新审视“中国腹地”

  5.丰县地处黄淮海平原的核心地带,属于中国的“腹地”。相较于别的地区,哪怕山高皇帝远的西南山区,这一地区的封闭性都比较强。笔者2008年在豫东平原调研时,当地还习惯于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家中;这些地区也普遍主张本地婚,极其排斥外地婚。而同一时期,很多地区的人口流动早就蔚为壮观,外地婚已经成为普遍现实。地域社会的封闭性,就导致一些传统观念和文化完整地会延续下来。又因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是生态不稳定的地方,大多数村庄历史可能悠久,但姓氏比较多。因此,地方社会有极强的竞争性,村庄内部往往分裂为多个集团。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再加上现实中的社会竞争,就使得当地的男孩偏好较为明显。

  6.中国腹地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同样一个文化现象,你可以说它是优良传统,也可以说它是封建糟粕。比如,当地八九十年代的底层群众存在“买媳妇”现象;现如今,当地普通群众面临高价彩礼的困扰。这两个现象一脉相承,都和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相关。可问题是,你要深入当地文化内核里去看,中国腹地的农民也许是最具责任感、最勤劳的群体。为人父母的把为子女成家立业当作自己的“人生任务”,哪怕不惜耗尽自己的一生。正是因为有如此负责的父母,才有“买媳妇”和“高价彩礼”。

  7.回到这一事件本身,我们可以设想一个问题,从拐卖妇女的路线图看,为什么丰县及其所处地区是买入地区,而西南地区是卖出地区?实际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区域,就人口和自然资源的争夺来看,这一流动方向具有必然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一个农业社会,黄淮海平原的农业产出可以压倒西南山区。更重要的是,西南山区在文化上相对“自由”,且没有太强的文化底蕴来维系地方社会的再生产;而黄淮海地区之所以是中国腹地,恰恰在于它在传统上是一个文化高地,具有极强的文化内聚力。哪怕是在今天,随着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全国统一的婚姻市场也建立了起来,抛开城乡差异和东西部经济发展的落差的因素,这种人口流动的格局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8. 基于对徐州和丰县在处理这一事件中的不良表现,很多自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展开了对当地的“地域黑”,我觉得大可不必。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没有哪一个地方社会的文化是只有好的,没有坏的。并且,我们最好还是秉持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不能厚此薄彼。况且,每一个地方都在变化,我们等待得起。

  三、关于事件处理,如何看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9. 今日中国是一个时空压缩的社会,不同群体、不同观念,共存于一个空间范围中。这一事件之所以难办,和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变时代有关。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多数农民,或多或少都还存在封建观念。但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接受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洗礼,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未必还存在,更多的是受消费主义的影响。而还有一批知识群体,可能还进入了后物质主义时代。这一事件有许多“标签”,是我们这个特殊时代所赋予的。

  10.对于历史遗留问题,我认为“翻旧账”式的方法并不妥当,更合适的办法是个案化处理。随着时代进步,基层社会已在逐渐吸纳、消化历史遗留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我们首先要实事求是,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基层生态中考虑问题,承认当时的社会缺陷、观念落后,理性认识问题的根本。然后,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遗留问题时间跨度长、牵涉面广,要抽丝剥茧、逐层逐个地做好精准处理。说到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要维护当时人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绝不可额外制造次生灾害。

  11. 多年来,丰县事件未得到特殊个案化处理,说明地方基层政府仍存在系统性行政惰性,当地始终未能学会干净利落、一尘不染地解决问题。应该说,历史遗留问题确实难办,但难办不意味着不办,更不意味着要一拖十、十拖百,最终使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集中爆发。事实上,在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服务、残疾人权益保护以及弱势群体生活保障等方面,基层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去重视和解决这一个案。应该反思的是,当前基层治理脱实向虚,未能与乡村社会实际、群众生活紧密结合,这些问题到底是基层的作风问题,还是整个行政系统的缺陷?我倾向于是后者。当务之急,是让乡村治理“返璞归真”,乡村干部不能成为“职业官僚”、不可稳稳坐在办公室,他们必须成为人民群众的一份子,为广大乡民反映问题,扎扎实实解决群众疑难杂症。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乡土”(ID:xinxiangtuzhon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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